三、拋雏别妻赴国难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迅速侵占东三省的沈阳、安东、营口、长春等地。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杨沧白已退出政坛，在北京闲居了近七个年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经各方催促，他只身南下，赴南京参加会议，共商国是。在这次会议上，杨沧白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随即将家眷安顿在上海。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分数路由租界向闸北进攻，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推动下，奋起反击，“一·二八事变”爆发。这时，隐居上海的杨沧白亲历了这次战争，他奋笔疾书，写下了大量的抗日史诗，强烈地揭露日寇的侵华行径，热情地讴歌我抗日健儿的悲壮英烈之举，愤怒地谴责蒋介石的投降路线。他在给费敬仲《淞沪御侮记》写的序言中指出：“十九路军及第五军抗日之战……人权神圣战争也。……我军赫然奋起……数数挫敌，欧美咸相惊。……我有捐躯卫国、御日捍患之贤出于其间，而吾民亦若视为患难亡友休戚共之。……而中枢久无战和大计，而天下自是惑矣。”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8月13日，淞沪战端又起，杨沧白则“为诗歌以纪悲壮惨烈之情，悼国殇，励死节”。国民政府移住重庆后，他仍继续隐居上海。1939年5月，汪精卫在日寇卵翼下，公开叛国投敌，并四处网罗社会名流，企图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由于杨沧白在国民党中有较高声望，又是四川人，而抗战的基础就在四川，汪精卫便一再企图拉他下水，出任其行政院长，遣使云：“公贫，家累重，年力又衰，何苦困处危地而不自惜。”为了配合汪精卫劝降，日寇又使出一招，由大角海相出面，用三万美金购买杨沧白收藏的明代五彩大花瓶。杨沧白洞察其奸，斩钉截铁地说：“新瓷谢绝出售！”在重庆，亦有人散布谣言，“杨沧白即将出任汪记政府的行政院长”、“丁默村奉汪命晋谒杨沧白”、“汪杨即将晤面”等等。杨沧白在重庆的亲戚何铮写信询问，杨沧白回信说：“下走作人自有本末，所争乃在千秋，岂黄口小儿所能诬蔑者。”并寄上《新号》诗以表明自己的心迹，他说：“此将以示百世者，不似今日之言行异致也。”诗云：

新号分齐楚，群追绪律踪。风前几垂柳，海上一孤松。书史千秋重，河山半壁空。老夫自迂拙，槁项甘长终。

“齐”、“楚”是金人南下所封汉奸刘豫、张邦昌的王号，“绪”、“律”指汉武帝时投降匈奴的汉奸李绪、卫律，喻讽汪精卫等丧心病狂的叛国投敌之徒。杨沧白自喻为“海上一孤松”，表明自己宁愿“迂拙”、“槁项”以死，决不附敌苟生的坚定信念，并十分感慨地写道：“嗟乎！吾人今日既有兵火之苦，复有生活之压，甚且有名誉之危，其不愤而染红者几稀矣。”

为了摆脱汪逆的纠缠，杨沧白离开上海，虽“护照已备三月”，然“以钱刀之迫，以盲目出游，所费当足沪寓三月之粮，俯顾诸孙，岂忍不备而去”。后得朋友支持，于1939年11月11日，杨沧白依依与家人诀别，只身潜赴香港。16日，乘飞机飞往陪都重庆，共赴国难。《新民晚报》以《最难风雨故人来——在沪严拒汪逆利诱，杨沧白先生昨抵重庆》为题，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

由于杨沧白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在国民党军政界有相当号召力，且四川地方势力又要求“川人治川”，蒋介石曾找杨沧白面晤，说：“杨先生是本党的老同志，当前国难当头，四川的重庆已成为陪都，四川是非常重要的，请你出任四川省主席，才能更好地巩固这个大后方。”后又邀他出任国史馆馆长或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他均推病不就。

杨沧白二十年川外漂泊，返渝后景物虽在，人事全非，敌机惨炸，难忍目睹。整天感伤国难，思恋千里之遥的亲人，心情极为忧郁、沉重。1941年8月6日，他夫人詹淑则在上海病故，他更是大恸深哀，久久不能自已。一年后，值其爱妻一周年忌日，杨沧白在重庆南岸病逝，伉俪情深，冥冥中似有天意注定，享年六十二岁。子一，名洵，字右铭，媳李立芳；孙四：同玮、同武、同瑾、同渝，均在沪。

杨沧白遗体按国葬礼仪，安葬于重庆东温泉。1943年7月19日，国民政府在杨沧白毕生事业发源之地的重庆府中学堂旧址，建立了“杨沧白先生纪念堂”。1948年，杨森等筹资在这里建立了“沧白图书馆”。重庆人民还辟“沧白路”，纪念这位辛亥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