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高中以后，读书的兴趣有了转移。那时有点无知的狂妄，觉得从他的书已经不能获得更多的东西，似乎就此告别了巴金的阅读。但过不了几年，我又再一次拿起巴金的书，但这次是完全不同的情景。这是1958年底到1959年初的事情，当时我在北大读三年级。阅读的动机直接来自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的文化批判运动。“反右”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据说需要重新审查一切文化遗产，包括“新文学”在内；而作为一种世界观、生活伦理和精神态度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当时成为最需要清理、批判的思想、精神对象。那些在知识青年学生中曾经和仍在发生较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时间受到特别关注。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各地报刊，如《文汇报》《文学知识》《读书》《中国青年》等，开设了各种有明确批评指向的讨论专栏，涉及的作品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等，巴金的作品也在其中。

为什么在众多的新文学作家中选择巴金，当时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猜想，可能有下面这样一些原因。巴金作品（特别是《家》）在当时仍然有不少青年读者，仍然在“产生影响”，这应该是主要一项。2而且，在1950年代开始的新文学作家“经典化”过程中，巴金的地位也得到提升。从1958年开始，多卷本的巴金的文集，和《茅盾文集》等一起开始出版（到1958年底，《巴金文集》已出版六卷）。与此相呼应，巴金这个期间也连续发表了多篇创作谈，一些重要文学刊物也发表了大型的研究巴金的论文。3这与1950年代初，巴金一再检讨自己在“旧时代”的创作，以及一些左翼作家认为巴金的作品已经落伍的情形，发生了明显变化。4另外值得注意的因素，是这次“讨论”的始作俑者，应该是上海的姚文元。他不仅写了引发“讨论”的文章，此后又有多篇文章发表。5这个事实与当时上海的政治—文化激进派别的出现，以及上海文化界内部的权力关系，是否存在某些牵连，也是可以考虑的问题。需要提到的事情还有，当时发生的美国作家法斯特事件中巴金的表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被披露之后，引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强烈震荡。美国左翼作家法斯特发表公开声明，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这一事件，遭到当时中国大陆作家的谴责。1958年4月出版的《文艺报》（1958年第8期）刊发了一组声讨文章，其中也有巴金的《法斯特的悲剧》（参见本文的“附记”）。巴金虽然也批判了法斯特，不过，他的声音没有别人的高亢；他甚至为这位“杰出的”作家的这一选择感到惋惜，似乎还有回头是岸的期盼。对巴金的这种对待“敌人”的温情主义，《文艺报》很快就刊发了读者的批评文章。

1958年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多卷本的茅盾、巴金等作家的文集。这属于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规划之一。到1958年底，《巴金文集》已出版六卷。

在巴金作品“讨论”开始之后，京、津、山东、武汉等地一些大学的青年学生，成立了多个讨论小组。我所在的班级也不肯落后；我就是一个有七八个人的小组的成员。在此前我们班批判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活动中，我因为暑假执意要回广东，大部分活动没有参加。回校后看到同学们已写出多篇批判文章，并已在《文艺报》《文学研究》上发表，有了“临阵逃脱”的愧悔。这次，便想能表现得积极点，弥补我的“过失”，于是日以继夜地重读巴金的小说。除了“激流三部曲”之外，还有他早期的作品，即“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灭亡》《新生》等，都是写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者的小说。这次阅读的动机、方式，和中学时大不相同。这是在事先确定的阐释框架中的阅读，一种非个人的，“公共性”的阅读。在小组不断的讨论中，在阅读其他的“指导性”的文章中，个人可能有的感受、印象，都自觉、紧张地不断加以修改、提升、涂抹，以便达成统一的“正确”结论。作品的思想倾向，它们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功能，“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这些成为我们思考、争辩的中心，甚至唯一的问题。就像是通过一具网眼细密的筛子，其他的东西都几乎被过滤掉。当然，后来我也明白，这个阐释框架，其实与巴金的文学观并不矛盾：社会革命的能量问题，如巴金所一再申明的那样，始终是他文学活动的最高目标。

这个期间，我们信服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的论断：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在反封建，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它的历史意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只能产生消极、甚至反动的作用。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疑虑，为此小组讨论经常发生争辩。比如，巴金在处理他的英雄所要逃离、叛逆的家庭、制度时，决绝的同时其实也有保留和温情，内心有矛盾的一面。这种复杂性是表现了巴金的思想局限，还是因为有了复杂性，作品才得以具有艺术深度？又比如，对于《秋》（1940）和《家》（1932）叙述方式、情绪格调上的某些变化，是巴金思想艺术的后退，还是他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这之前，我们曾在东长安街的剧场看过曹禺改编的话剧《家》，记得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表演。显然，我和一些同学都更喜欢话剧，但是都不愿过分声张。我们的不安是，这是否因为曹禺突出、放大了觉新与瑞珏、梅小姐的感情纠葛，而满足了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健康情调？最让我们关切的问题是，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一切与“社会主义”观念不同，或稍有偏离的精神产品便要批判、抛弃，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东西能给我们留下？别的同学不知道，以我而言，对那些要被“清算”的古典、现代“遗产”，心中存有许多的依恋。后面这个问题，泄露了我这样的1950年代“造反者”内心隐秘的“恐惧”。

因为有了这些疑惑和我们争论不休的“难题”，便商议造访一些作家、理论家，寻求“高人”的指点。应该是1958年的岁末。在打听到他们的住所或办公地点之后，便贸然前往求见。先后见面的有楼适夷、曹禺、林默涵诸位先生。杨晦、吴组缃先生就是北大的老师，见面当然是比较容易的事。楼适夷先生是太阳社和左联的成员，1958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工作。我们想了解的是《巴金文集》规划、出版情况。不过，当时见面的情形，现在已经毫无印象。曹禺先生住在城里的一所四合院里，他将我们让进有些狭小的书房。记得有冬日的阳光照进屋子。他温和亲切，但话不多，看得出有可以理解的戒心。他和巴金是好朋友。对于我们的提问只是回答说，我们（指他和巴金）都是从这样的家庭里出来的，总会有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感情纠葛。对于《家》的改编，他强调的是戏剧和小说在艺术上的不同。到了沙滩中宣部的传达室，我们提出访问林默涵先生，他当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通过电话之后不久，秘书身份的女士急促地来到门口，领我们急促地小跑般穿过红楼，穿过民主广场，来到落成不久的中宣部大楼。林默涵先生最关心的，是周扬不久前（也是12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演讲后师生的反应。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当年周扬提出的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组成部分；演讲的题目就是“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演讲中对1958年大跃进处理文艺与政治的简单关系，曲折地提出批评。但我们对这一切懵懂无知，不免答非所问。对于我们的巴金评价问题的提问，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作品都是可以讨论、可以批评的吧。他对当时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作家、学者的运动，也没有表现出我们意想中的积极支持的态度。谈话间他突然提到郑振铎。说对郑振铎先生学术的批判，周扬同志心里很不安，本想等他回国后当面向他解释，让他不要放在心上；可是已经不可能了。“不可能”是因为郑先生率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10月17日因为飞机失事遇难。这番话是否是一种暗示，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时大家都沉默无语。

对于我们这次的活动，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文章并没有写出，最后是不了了之。直到最近查对资料，才发觉我的记忆有误。一个能够解释这个错误的理由是，在1958年12月底，《诗刊》社的徐迟先生到了北大找到谢冕他们，提议在寒假里集体编写“中国新诗发展概况”。于是，我便离开了巴金作品讨论小组，和高我们一个年级的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殷晋培，以及我同班的刘登翰，带着铺盖和从图书馆借出的几百部诗集，住进中国作协和平里宿舍的两居室公寓里，开始了另一次无所畏惧的“造反”：用“东风”与“西风”、“主流”与“逆流”的“两条道路斗争”线索，来“清理”中国的新诗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