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无思想者”
王蒙说：“俄罗斯的经历是太严酷了，它本来不可能容得下契诃夫。它可以产生果戈理，它可以产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它可以产生屠格涅夫、普希金，强烈的与理想的浪漫的，却不是淡淡的契诃夫。所以契诃夫就更宝贵。樱桃园和三姐妹就更宝贵。”17“太严酷”的说法，和别尔嘉耶夫的“世界上最痛苦的历史之一”大概有相近的意思：“同鞑靼入侵和鞑靼压迫的斗争；国家权力的经常性膨胀；莫斯科王朝的极权主义制度；动乱时期的分裂；彼得改革的强制性；俄罗斯生活中最可怕的溃疡——农奴法；对知识界的迫害；十二月党人的死刑；尼古拉一世所奉行的可怕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士官生制度；由于恐惧而支持黑暗的无知的人民群众；为了解决冲突和矛盾，革命之不可避免；最后，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18自然，可能还得加上精英知识分子与一般群众之间的分裂、脱节和存在的鸿沟：“受过教育者与‘愚暗人民’（dark folk）间的巨大社会分裂”，“启蒙最大与最欠启蒙的人之间，没有一个逐渐扩大、识字、受教育的阶级借着一连串社会与思想步骤为之连接。文盲的农民与能读能写者之间的鸿沟，比其余欧洲国家扩大”。19
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作家、知识分子普遍迷恋观念、理想，拥有履行崇高社会责任的庄严的使命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激进的，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会“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役以至被处死”。别尔嘉耶夫说的大概有点道理：“俄罗斯人不是怀疑主义者，他们是教条主义者。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带有宗教性质，他们不大懂得相对的东西”；“在俄罗斯，一切按照正统还是异端来进行评价”。20这就产生了将文学艺术看作讲述真理，解决社会问题的载体，而社会和道德问题是艺术的中心问题的强大意识。丹钦科说到，在19世纪80年代，俄国文学界发生的文学思想性方面的争论中，“纯粹艺术上的问题”是被瞧不起的；“人们并非开玩笑地说，要获得成就，必须经受苦难，甚至被流放几年”，“诗歌的形式被轻视。只剩下‘传播理智、善良’或者是‘无所畏惧、坚决前进’，……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被束之高阁”。21
处于这样性质的“主流文化”之中，温和的，有点软弱，敏锐纤细，而又比较“懂得相对的东西”，拒绝“党派性”立场的热衷，拒绝激昂的陈词滥调的“思想”迷恋的契诃夫，确实有些特别，也有些不合时宜。契诃夫生活的时代，是俄国激进社会民主革命高涨的时期。他的写作、思考，不可能自外于这一社会潮流。但他也并没有积极介入，做出直接的反应。他与“到民间去”的既强调土地、民间性，也重视知识分子启蒙重任的“民粹主义”，保持着距离。因此，他活着的时候，就受到了“悲观主义者”“无思想性”“无病呻吟的人”、对社会问题和人民“漠不关心”的指责。在他身上，确实存在着伯林所说的，与“俄国态度”不大相同的另一种艺术态度。被有的作家称为“不讲说教的话”的“俄国最温和的诗人”契诃夫，不能够指望得到俄国批评界的了解和好感，“他们不是要求列维丹把牛、鹅或女人画进风景画去，使风景画‘活’起来吗？……”22
其实，我们现在看来，契诃夫的作品并不缺乏“思想”探索，不缺乏对社会生活、时代问题的关切。但他坚持的是以个体艺术家（而不是“党派性立场”）的独特感受为出发点。因此，他认为作家“应当写自己看见的，自己觉得的”，他回避回答人们“在小说里要表达什么”的提问，也不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布满种种“使得俄罗斯人的脑筋疲劳不堪的、恼人的思想”。不过，在强大的时代潮流之中，个体毕竟是脆弱的。孤独感的产生，说明了这一点。契诃夫大概也不能自外，虽然他并没有被击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