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的智慧和文体——“我的阅读史”之契诃夫

重读将损失些什么

1960年代初的几年里，我曾经沉迷于契诃夫的小说和剧本，那是大学毕业前夕和毕业后参加工作的那几年。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间歇期”。“大跃进”还是昨天的事情，但在心里仿佛已变得有些遥远；而另一次以“文化”命名的“革命”，则还没有降临。

在这个悄悄到来的时间夹缝中，即使你并未特别留意，“变化”也能够觉察。日子变得有些缓慢，心情也有些松弛。不再有无数的场合要你表明态度、立场。你为过去居然没有留意冬日夜晚湖面冰层坼裂的巨大声响而惊讶，你开始闻到北京七八月间槐花满树的浓郁香味。你有了“闲适”的心境倾听朋友爱情挫折的叙述，不过还没有准备好在这类事情上进行交流的语言。你经常有了突然出现的忧伤，心中也不时有了难明的空洞的感觉。

在此之前的1959年冬到60年春，你正读大四。年级四个班被派到京郊农村参加“整社”运动；这是58到59年数不清次数的下乡的一次。你的班分散住在平谷县望马台、甘营两个村子里。为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便在甘营的小学教室举办歌颂“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图片展览，班里让你编写漫画、图表上的说明文字。从地里收工吃过晚饭之后，每天总要忙到午夜的一两点，如此十多天。深夜，你拿着手电简和木棍（老乡说常有狼出没），独自回到相距四五里地的望马台住处。走过积雪有几寸深的空旷寂静的田野，你看到远处海子水库（“市场经济”时代它的名字改为“金海湖”）工地朦胧的灯光，表明“大跃进”的规划仍在进行。但你感受到村庄已被萧条、寒冷、饥饿的气氛笼罩。听着雪地里仿佛不属于你的吱吱的脚步声，你想起另一个班一个同学的自杀身亡：他经受不了“整社”运动的火力猛烈的批判。听到这个消息，正编写着那些解说词的你，瞬间隐隐有了一种负疚的感觉。虽然你很快将这种“错误的情绪”驱赶开，却已经意识到自己那可怜的智力，和同样可怜的感情“容器”，已无法应对、处理这种种纷杂的现象和信息。

当时，同班的一位同学，正好有一套分册的契诃夫小说选集（上海平明、新文艺1950年代版）。它们陪伴我度过那些年许多的夜晚。这个期间，也陆续购买了此时人文社出版的《契诃夫戏剧集》（1960）、《契诃夫小说选》（上、下，1962）、《回忆契诃夫》（1962）。小说集是汝龙先生的译文，剧本译者则分别是丽尼、曹靖华、满涛先生。当时没有读到焦菊隐先生的译作。我的这几本书“文革”期间被同事借走并多次辗转易手，待到想收回时，小说选的第一册和《回忆契诃夫》已不见踪影；上面有我当年阅读的各种痕迹，这让我感到有点可惜。

因为和教学、研究没有直接关系，当时并没有认真想过喜爱这些作品的原因。记不清是从《醋栗集》还是《新娘集》开始的。那种平淡、优雅，却有韵味的语调吸引了我。自然，还有大家都说到的那种契诃夫式的忧郁和诗意。那种将冷静和内在的温情包容在一起的叙述，对我来说有难以分析的奇妙；就像1980年代初第一次听到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惊讶于悲怆和辉煌能这样的交融在一起。1960年代初我二十出头，自然又很容易和契诃夫作品中对生活目的、意义的苦苦思考，对一种有精神高度的生活的争取，以及爱情的期待、破灭等的讲述发生共鸣。回想起来，当时的喜欢，如果套用现在的话，那是在向我展现一种“新的感性”，一种与我经常接触，也曾经喜欢的夸张、坚硬、含糊的文体相区别的文体，后者就像《第六病室》中说的，“总是涂上浓重的色彩，只用黑白两色，任何细致的色调都不用”。这种“新的感性”所教给我的，是我不大熟悉的那种对细节关注，那种害怕夸张，拒绝说教，避免含混和矫揉造作，以真实、单纯、细致，但柔韧的描述来揭示生活、情感的复杂性的艺术。刚毕业的那几年，我给文科低年级学生上“写作课”，便把我从契诃夫那里感受并充分认同的这种“文体”，有些绝对化地当成艺术准则传授给学生。我本来想选他的《在流放中》作为范文，但担心思想情调过于“低沉”，便换为在“当代”得到认可的《万卡》。作为这种艺术理想的补充和延伸，在课堂上我讲孙犁的《山地回忆》《铁木前传》语言的简洁、精致，讲从朱德熙先生那里“贩”来的对赵树理、毛泽东在语言运用上精确、传神的分析9。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曹靖华、丽尼、满涛、王金陵译。购于1962年6月。收入《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等12部剧本。

1950年代由上海平明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共27册的契诃夫小说选集。每一集以其中一篇小说名字作为书名。在张洁著名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这27本书是男女主人公刻骨铭心爱情的信物。

这种阅读继续到1964年。随后发生的批判运动，和“文革”的发生，让我放下了契诃夫，和许多人一样，不同程度投身到这场“革命”中去。这种转变，在个人的生命中也可以说是一种“转折”，其实也包含着自然的、顺理成章的因素。“文革”期间我没有再读过契诃夫的作品；但到了“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同样也没有。除了“新时期”纷至沓来的各种书籍的吸引力之外，有时候也有一种担心。通常的理解，名著的重读将可能加深原有的感受、理解，但我更明白也很可能会损失一些东西。多次的经验告诉我，重读时既有可能因为有新的发现而欣喜，也会疑惑当年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动而惭愧。后面一种情况，不仅自己的趣味、感受力的信心受到打击，而且当初留存的情感记忆也被损毁。因而，便告诫自己，为着那些已经成为个人经验世界的一部分的印象得到保存，有时候抑制重读的诱惑是值得的。

比如说，你印象中的空气中树脂的气味，林中小路枞树积满的针叶，暮色中树木与树木之间隐藏的阴影，乡村教堂钟楼上夕阳中燃烧的十字架……就像《带阁楼的房子》的结尾所写的：“我已经渐渐忘掉了那所带阁楼的房子，只是间或在画画儿或者看书的时候，忽然无缘无故想起窗子里的绿光，想起我在那天夜晚满心的热爱，在寒冷里搓着手，穿过田野走回家去的时候我的脚步声。有时候（那种时候更少）孤独折磨着我，我心情忧郁，我就模模糊糊地想起往事；渐渐地，不知什么缘故，我开始觉得她也在想我，等我，我们早晚会见面似的……”是的，你也许难以明白，这种对曾经有过的温暖，曾经有过的灯光和满心热爱的无缘无故的回想，当然无足轻重，但对个人来说也许不是无关紧要。

但想法还是发生了改变。两年前，参加戴锦华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孙柏论文的答辩，在《西方现代戏剧和社会空间》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契诃夫戏剧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熟悉契诃夫的读者都知道，他后期的戏剧（特别是《三姐妹》《樱桃园》）、小说，“工作”“劳动”是经常涉及的中心命题，这与知识分子摆脱闲散、无聊、庸俗、厌倦，与“新的生活”的创造等联系在一起。在历来的契诃夫评论中，《三姐妹》中衣丽娜的那段著名台词——“人应当劳动，应当流着汗工作，不论他是谁，人生的目的，他的幸福，他的欢乐，就在这儿”10——也总是被作为契诃夫思想的重要的积极因素得到肯定。对此，孙柏论文在引述江原由美子、约瑟夫·皮珀等社会学家、哲学家的论述后指出，这里表达的“劳动中心主义”，是19—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组织原则的基础，是对“闲暇”，对非职业性、非物质生产性、非实用性的活动、兴趣的歧视、压抑。论文指出，契诃夫显然受到这种“劳动中心主义”的影响，不过也表现了对这种“工作至上”的疑虑，这种疑虑已包含了他对“工作至上”“劳动中心主义”观念的批判，甚至否定。论文从戏剧内在的反讽基调，戏剧语言和戏剧动作的对比上的分析，来支持这一论点。他认为，“不仅因为在作为抽象人类活动的劳动与资本主义具体的社会分工之间存在着不能忽视的重大不同，知识阶层也可能会在工作的选择上发生质的分化，而且‘工作至上’的观念或者劳动中心主义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的剥削，已经为契诃夫所洞见”。

这是质疑苏联和当代中国（自然也包括我在内）的“契诃夫观”。对我来说，由于原先形成的看法已经难以改变，因此会“本能”地要抵制不同的论述。但我因为没有重读作品，在答辩会上只好委婉地表示我的怀疑。大概出于对年事已高的老师的尊重，答辩者既没有和我发生争论，也没有做进一步解释，只是说回去要更多读材料，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被迫地改变（哪怕是部分）所喜欢的作家的印象，无论情感还是理智，都是不很容易的事情。为着寻找质疑论文的根据，终于还是再次拿起契诃夫的书，重读了主要的剧本和一些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