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阅读史(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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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巴金的离去,也确实象征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近年来文学界热衷于“新文学终结”这个话题。虽然对“终结”人们各有自己的理解,但是文学形态及各种形态的关系,和五四,和五六十年代,甚至和1980年代的不同,却是不争的事实。巴金的去世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宣告”?巴金“遗产”在这个变化的文学时代,意义在何方?都是留给我们的问题。前些日子,东京大学的尾崎文昭教授在北大中文系就这个问题做学术讲演。提问、讨论时,主持人钱理群教授问我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想向尾崎先生提一个幼稚的、与学术无关的问题:当你在说“新文学终结”的时候,你是快乐,还是伤感?这个提问引起一片笑声,以至于我没能听清尾崎的回答。在场的青年教师王风的话倒是听清楚了:“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洪子诚老师才对。”

在我这里,一个值得敬重的个体生命的终结,和一个同样值得敬重的文学时代的终结,都是会让人长久伤感的事情。

2006年春

附记:巴金的《法斯特的悲剧》

霍华德·法斯特(1914—2003)是20世纪美国革命畅销小说家,在1950年代前期的中国大陆文学界,也是影响颇大的西方左翼作家。在1950年代前期,我知道的美国作家很有限,知道名字,或读过他们一些作品的,有马克·吐温、惠特曼、马尔兹、德莱塞、海明威等,而法斯特在当时似乎是名气最大的一个。他的小说、报道、政论等作品,在1950年代前期有多种译本。当年上海的文化工作社、文艺联合出版社、平明、泥土书店等,出版有《公民汤姆·潘恩》《斯巴达克思》《都会一角》《光明列车》《没有被征服的人》《自由之路》《最后的边疆》《知识分子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等小说、报道、政论作品,是翻译出版的西方当代作家最多的之一。他的小说明确表明了站在被压迫者一方,描写他们的挣扎、抗争的立场,并坚持写作、言论与行动之间的一致性。由于他的左翼立场,1950年代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曾被捕入狱5个月。

1956年3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反斯大林报告,特别是10月匈牙利事件,苏联军队入侵布达佩斯之后,法斯特发表宣言,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1957年他出版了《赤裸之神》。后来,对这个时期立场的改变(也就是革命阵营所说的他成为“叛徒”),他做过这样的说明:

“我属于那个普遍相信社会主义的时代,但是那信仰终于被摧毁。这并不是说我弃绝了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只是说我对苏联的实践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一个人在二三十岁时可以相信武断的教条,可是如果到了五六十岁时还是保持这种武断,只证明他的学习能力不足。”

在法斯特宣布退党之后,中国文学界作出激烈的反应。《文艺报》1958年第8期(4月26日出版)开辟了取名《呸!叛徒法斯特》的批判专栏。据编者的说明,专栏的设置固然是为了让“读者擦亮眼睛,提高自己的识别能力”,但也和国内当时的情势相关,即有助于反右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努力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求得彻底的思想解放”;因为法斯特的这种表现,是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的“危险性和危害性”的有力例证。专栏除了报道“法斯特叛党的经过及各国进步文学界对他的批判”之外,还发表、译载了巴金、曹禺、袁水拍和一些外国作家的批判文章。

巴金文章的题目是《法斯特的悲剧》,在这篇文章里,虽然同样批判,谴责了法斯特的“叛变”,但由于措辞不够严厉,态度不够决绝,刊出后便受到“读者”的批评。巴金在文章里说,法斯特走的是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洛的悲剧道路,他为此感到惋惜,“他背弃了人民,背弃了他的主人公”“去拥抱他过去所憎恨的美国方式的‘民主’”“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个诚实的作家”。巴金又说,“我并不怀疑法斯特过去的诚实,我也不认为法斯特最初发出他那‘痛苦的哭声’时就有坏的动机。他过去为他的思想和言行吃过苦,受过迫害,坐过牢,受过抵制”,但“他怎么能够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毁掉了自己十几年艰苦忘我的劳动所造成的一切,而且一点也不顾惜呢”。在这里巴金流露了遗憾,惋惜之情。巴金文章还触及自由知识分子面对现代革命时经常遭遇的目的与手段之间关系的难题。他引述了杰弗逊的话(“人类为了夺回他们久已丧失的自由所作的努力,竟然不能免掉暴力,错误,以至罪行,这是不幸的。但是我们为手段悲哭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为目的祈祷”)之后说,这个问题在一百几十年前已经解释明白了,可是法斯特却没有明白。因此,他期望法斯特“回头是岸”。

1958年初读这个批判专栏里的这组文章,倒是巴金的一篇留给我较深印象,也为我所喜欢。这大概是他个人情感的加入,以及那种并不那么强硬的情感、语气。因此,在巴金文章受到批评之后,当年追求政治进步的我,便意识到自己思想情感有许多的不健康角落。

现在想起来,在一个思想、情感、思维逻辑日趋“严苛”的时代,巴金这些言论受到批评,是理所当然的。他的“错误”在于承认目的和手段可能的分裂,也在于远没有熟练运用当代确立的那种好坏、美丑的绝然判分的思维方式和感情方式。正是这种“不彻底性”,使巴金在“文革”结束后的《随想录》写作中,似乎也“靠拢”了他曾经批判过的法斯特的“转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