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教徒和海盗

约翰·加尔文和其他宗教改革家——如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扩大并强化了路德发起的革命。这场革命爆发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即世界将在短时间内终结。人们相信，基督必定会再次降临人世，这主要是因为基督教世界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即将控制世界许多地区的基督教欧洲感到自己已经被包围、被分割，正在一步步后退。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当时的基督徒有多么恐惧，我们就很难理解宗教改革家们在绝望的警告中所表达出的凶恶，也很难理解耶稣会士和宗教裁判所领导的“反宗教改革”为什么会那么偏激。与基督教徒相比，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控制着更漫长的海岸线和更广阔的水域。对“土耳其人”的恐惧萦绕在基督教儿童的心头。在不好好睡觉的时候，大人就会用“土耳其人”来吓唬这些孩子。

“摩尔人”或“土耳其人”攻陷了地中海上的岛屿，击败了基督教国家的舰队，占领了基督教徒的土地和带有围墙的城镇，但他们的威胁并不仅限于此。对基督教徒来说，海上旅行，甚至仅仅住在临海的地方都已经十分危险。土耳其人发动过几次大规模的突袭。1544年，穆斯林海盗袭击了那不勒斯湾，掳走了7000人，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10年后，他们又从意大利的“脚趾”掳走了6000人；1566年，从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掳走了4000人；之后，据说他们还在阿尔及尔掳走了“不可胜数的基督教徒”。大部分由基督教徒控制的地中海沿海地区的生活已越来越凶险。在科西嘉岛、撒丁岛和意大利的许多地方，靠海的村庄遭到遗弃，人们在离海更远的内陆地区重建了村庄。在海上，基督教徒的船只遭到敌人洗劫的概率高得惊人。英国皇家海军承认，从1609年到1616年，阿尔及利亚的海盗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一共抢走了466艘英格兰和苏格兰船只——尽管其中一部分船只的体积比较小。荷兰、法国、德意志和西班牙的船舶也面临相似的损失率。这些肆无忌惮的劫掠都是为了满足北非伊斯兰统治者对奴隶的渴求。他们让男性奴隶充当劳动力，让女性奴隶充当仆人或妾氏。

随着信仰基督教的村民撤离沿海地区，基督徒的船只越来越谨慎，劫掠者只好前往更远的地方。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泰晤士河口，掳走刚刚离开艾塞克斯郡和肯特郡的英格兰渔民。扬·扬松是一名投敌的荷兰水手，他改信了伊斯兰教，并称自己为穆拉特·赖斯。1627年，在扬松的帮助下，海盗袭击了冰岛，烧毁了赫马岛上的教堂，掳走了242人。除此之外，他们还在靠近雷克雅未克的内陆地区掳走了更多人。1631年，海盗从爱尔兰西科克郡的巴尔的摩村掳走了327人。当时，扬松也在场。后来，他被马耳他骑士团俘虏，但随后又逃脱，并活到很大年纪。据说，他的后代包括约翰·肯尼迪、亨弗莱·鲍嘉，以及很多姓斯宾塞和丘吉尔的人。这些后裔中的一位则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侍女。

穆斯林在沿海地区掳掠奴隶的高潮时期是从1530年到1640年，但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18世纪80年代。人们相信，在每一次大规模突袭的同时，还会伴随无数次小规模的袭击。当海盗船突然出现在海湾时，村民们会逃离田地，海盗则尽其所能地掳掠人口。据估算，总共有125万名基督教徒沦为奴隶。在同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白人也从非洲掳掠了大量黑奴，但黑奴的数量要远远少于基督教徒奴隶的数量。北非的环境令人感到绝望。在这种环境下，许多基督教徒因瘟疫或虐待而死。有一部分人改变了信仰，还有一部分人被解救出来，或者被教士和富裕的家族赎回来。

上述这些都是欧洲人产生恐惧的主要原因，也是一系列故事情节的主要来源。进入近代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在圣诞节的童话剧和冬日闲谈中找到这些故事的痕迹。直到最近，穆斯林掳掠基督教徒的事实仍然没有被写入主流历史。部分原因在于，白人在进行大西洋奴隶贸易时犯下了更严重的罪行，其严重程度是9倍或10倍。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状况反映出西方人观念的进退维谷。但对路德时代的欧洲人来说，穆斯林对沿海地区的袭扰引发了强烈的恐惧感和危机感。

但更严重的攻击来自欧洲东部边境。在那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正在进一步扩张。穆罕默德二世是第一位被称为“征服者”的苏丹（他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在他之后，继任者们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基督教王国的腹地。但是，他们也遭到坚决的抵抗。在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人们又更诗意地称其为“黑鸟平原战役”——中，奥斯曼人对塞尔维亚人进行了大屠杀。对后者来说，这场屠杀是灾难性的。但是，直到几十年后，奥斯曼人才最终占领了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自称“瓦迪斯瓦夫·德拉库拉”的瓦拉几亚大公得到了教皇和半个基督教王国的声援，因为他于1459年和1462年击败了穆罕默德二世。在年幼的时候，这位大公的父亲曾经把他和弟弟送到奥斯曼帝国做人质。因此，他在帝国的宫廷里住过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的弟弟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为奥斯曼人工作；他学习了《古兰经》和土耳其语，但却一直敌视伊斯兰教。

今天，我们通常会将他称为“德拉库拉”“弗拉德·采佩什”或“穿刺者”弗拉德。事实证明，弗拉德是一位令人生畏的游击战战士。他将特兰西瓦尼亚团结在一起，共同抵抗入侵者。他曾经被囚禁在匈牙利，但侥幸活着离开了监牢。1476年，弗拉德在罗马尼亚战死。他的爱好是将俘虏、罪犯和对手处以刺刑，但这种刑罚也破坏了他的名声。曾经有一度，在其首都周围，大约有2万名濒临死亡和已经死亡的敌人挂在削尖的木桩上，这些木桩从他们的后背刺入，一直刺穿他们的身体。那些“波雅尔”（封建时代东欧一些国家仅次于“大公”的贵族头衔）和地方诸侯开始意识到，由相对仁慈的穆斯林占领或许比偏执、残暴的基督教自由更好。

在这整个过程中，立陶宛—波兰王国著名的亚盖洛王朝是最大的输家。

14世纪末的立陶宛比今天要大得多。的确，立陶宛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其领土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部分地区。击败条顿骑士团血腥入侵的立陶宛是个异教国家，信奉古代传承的众神。这些神祇掌管着世间万物，如火、月亮、命运、死亡和昏星。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其中甚至还有一位美容之神。这种泛神论信仰直到1386年才退出历史舞台。那一年，立陶宛的统治者亚盖洛迎娶波兰的雅德维加女王为妻，皈依了基督教。他的骑士和大臣迎风转舵，纷纷在附近的河流受洗。

立陶宛和波兰建立了联盟，匈牙利很快也加入进来，亚盖洛王朝因此成为欧洲最强大的王朝之一。事实上，亚盖洛王朝——它的南边是哈布斯堡家族——成了基督教王国的守卫者。它先是抵御了东方人的冲击，之后又抵抗了奥斯曼人的进攻。莫哈奇战役终结了亚盖洛家族在匈牙利的统治。直到今天，匈牙利仍然将这场战役视为一场民族灾难。1541年，奥斯曼人占领了布达。布达是匈牙利的首都，也是弗拉德被囚禁的地方。

说到这里，我们眼前已经呈现出一幅简单明了的画面：一方面，咄咄逼人的穆斯林在进攻；另一方面，焦虑不安的基督教徒在防御。但历史的真实画面并非一目了然。因为在欧洲中部地区有一位重要的天主教统治者，他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对许多基督教徒——例如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家的追随者——来说，查理五世的威胁比奥斯曼人的威胁还要大。在宗教宽容方面，他的所作所为远远不及伊斯兰政权。查理五世为这个走向复兴的庞大帝国（家族权力是这个帝国的坚实基础）制订了宏伟的计划，这使威尼斯人、荷兰人、法国人感到恐惧，更甚于正在前进的奥斯曼近卫军。因此，以下事实或许不会使我们感到惊讶。在君士坦丁堡陷落25年之后，威尼斯总督派遣真蒂莱·贝利尼来到这座城市，为所有基督教徒的痛苦根源——穆罕默德二世——画了一幅肖像画。在他的肖像画中，这是最著名的一幅，也是最好的一幅。同样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在15世纪60年代，佛罗伦萨人已经在加拉太有了一块面积很大的殖民地，那里经营的买卖高达50种。加拉太位于金角湾近旁，与君士坦丁堡隔海相望，那里有教堂（但教堂不能敲钟，这是唯一被禁止的事，因为吵闹的钟声会打扰穆斯林的清静）、酒馆客栈和四旬斋的狂欢节。

对于下面这些情况，我们也不应感到惊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犹太人、法国新教徒、路德教的信徒和天主教徒在穆斯林的统治下和平相处；1525年，为了对抗哈布斯堡家族，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向苏莱曼大帝寻求帮助；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苏丹穆拉德三世相互通信，商讨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条约；苏莱曼提议出兵保护佛兰德斯的路德教徒，新教统治者和穆斯林苏丹之间的对话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许多新教徒和奥斯曼人认为，他们的祈祷仪式都很简单，都不喜欢雕像和圣像，这些共同点使他们成为天生的盟友，共同反对天主教徒。因此，不是基督教徒反对穆斯林，而是“有信仰的人”反对那些“偶像崇拜者”。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查理五世或教皇不能将“基督教王国”团结在一起，共同抵抗基督教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