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章节安排

本书的研究范围从东汉末年郑玄学术的创立开始，到唐代《五经正义》的编订为止，时间跨度较大，可以将主要研究对象划分为郑玄经注、魏晋时期的反郑玄经说以及南北朝隋唐义疏学三部分。所以本书依据研究对象和发展线索的不同，将全书分作四章，主要内容分配如下。

第一章“郑玄礼学解析”主要通过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论语》郑注残卷来解析郑玄礼学的构成，借此来说明郑玄在经典诠释中存在以《周礼》为中心，融汇三《礼》与其他诸经的学术特色。本章会重点以比较的方式揭示出郑玄的学术特点在于礼学推演，与东汉传统经学的方法与思考存在较大差别。

第二章“郑玄与他的师友”希望继续通过比较的方法，阐述郑玄经典诠释与他同时代学者的不同，以说明郑玄礼学的特殊之处。其中以郑玄、马融对“五祀”的不同解释，来分析郑玄解经的技术手段。并且通过比较卢植、蔡邕佚说与郑玄《礼记注》的不同，以及郑玄对于“西狩获麟”传统旧说的否定，来说明郑玄学术并非简单地“融汇今古”而已。

第三章“魏晋学者中的反郑玄倾向”主要侧重在魏晋时代学者如王肃等人对于郑玄的批评。王肃及两晋学者对郑注提出了诸多批评，呈现出反郑玄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只是学者对于郑玄经学的磨合与回应，郑玄的学术地位并未因此而被取代。以往学者多将郑王视为两种全然对立的学说。但王肃经学的实质却是对郑玄礼学体系做出调整，改变郑玄礼说中不合实用的部分。郑注本来就存在重理论而轻实用的特点，必须对郑注进行改造，才可以付之实践。于是两晋时期礼议中，学者们就开始纷纷否定郑注，重新解释经文，其中不乏迁就现实而恣意曲解的例子。这使得两晋礼议中新奇之说层出不穷，成为魏晋时代经典诠释的一大特色。

第四章“皇侃、孔颖达对郑玄体系的不同诠释”。南北朝义疏学的出现代表了反郑玄风潮的结束，学者开始通过为某部经、注创作义疏的方式，来阐述自己对经文的见解。在礼学领域，郑玄的历史角色已由经义的阐释者变成了被阐释者，成为了义疏学研究的对象。本章从学术背景、形式演变、学术特色及南北学从分离到融合的过程四个方面，对南北朝义疏学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重点考察了《礼记子本疏义》残卷的相关内容。通过对比《礼记子本疏义》残卷与孔颖达《礼记正义·丧服小记》的部分，指出皇侃与孔颖达对待郑玄《礼记注》的不同态度。孔颖达以皇侃科段说为穿凿附会，但又必须依赖皇侃对经、注的分析，只好在其《礼记正义》中既对皇侃义疏大段抄袭，又要不断删改，试图掩盖皇侃体系的全貌。经过孔颖达的改编，我们在《礼记正义》中已完全看不出经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见至唐初以后，义疏学已经失去了内在的发展动力。

最后，本书的结语“经学的棱镜：郑玄与经学史”对郑玄唐宋以降地位的起伏变化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勾画描述，并对清代郑学复兴背后隐含的方法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何认识与理解郑玄，是经学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课题，其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有关汉唐经学史的研究中，对于我们理解宋代经学乃至清代经学史研究，都有提纲挈领的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经”的范围，在历史中有不同说法。“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三经”等等不一而足。譬如《礼记》，严格来说，在唐代以前并不能算是“经”，直到孔颖达《五经正义》才将《礼记》正式升格为“经”。但本书为了撰写方便，对“经”采取比较宽泛的定义，所以行文过程中对《论语》《礼记》等文本进行叙述时，也会采用“经书”“经文”这些说法，敬请读者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