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三联书店再版《哈佛读书札记》，令我百感交集。这是两本旧书的合编：其一为《美国文化批评集》，1994年由三联书店推出；其二叫《欧美新学赏析》，1996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印行。两本书的内容，多来自1986-1996年间我在《读书》发表的专栏文章。请留意：该专栏始终标名“哈佛读书札记”。

这个专栏的创立，自有一番佳话。1986年夏，我自哈佛回北京，深秋一次会议上认识了《读书》女编辑倪乐。她发了我的稿，又约我去见沈昌文，见面地点是在东四某个出租房中，朔风呼啸，摇撼破窗。当时感觉，仿佛回到30年代邹韬奋在上海的打拼场所：一屋子男男女女，南腔北调，来去如飞；这边说着话、干着活，那边架上小火锅，要开午餐了。

作为“呼啸山庄”的男女主人，沈公和秀玉盛情邀我入伙。我尚在犹豫中，旁边的王炎、杨丽华、吴彬、赵丽雅、贾宝兰等一干年轻编辑，早已捧出各色小菜、南北佐料来。一时间汤锅翻滚、香味四溢。大家伙儿不分尊卑，纷乱入座。

第一次会晤三联诸君，作何感想呢？从外表看，这帮人衣着朴素，因陋就简，形同拓荒者。偏又笑语不断，兴高采烈地做事。其手脚之麻利、人缘之好，令我刮目相看：原来三联传统，竟是如此敬业！

半年后，沈公约我小酌，打听美国出版界内情，重点是《纽约时报》《哈泼斯》的专栏作家（Column Writers）制度。1987年初，《读书》杂志开办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专栏“哈佛读书札记”：栏主赵一凡，责编先有倪乐，后有赵丽雅。漫画家丁聪先生欣然加盟，为我评点的二十多位欧美学界名流，逐一画出头像。

《读书》再接再厉，又推出巴黎札记、莫斯科札记等一批专栏，分头介绍外国新知，开启国人读书兴趣。及至1988年，我听说国内许多高校的学生，自愿组成读书小组，定期在寝室里、草坪上讨论《读书》文章。

近几年我听人说：哈佛读书札记绝版，哪儿也买不着。三联书店资深编辑孙晓林来电，也提醒我考虑再版。权衡之下，我决定将两书合编为一，仍保留专栏名目：哈佛读书札记。这样能满足一批老读者的怀旧愿望，亦可纪念《读书》风华正茂的那段美好岁月。

说明一下：这套札记的内容，多出自我在哈佛的课堂笔记、研讨班报告。由于我在哈佛文理研究院主攻美国研究、欧美思想史，所以我的笔记与报告，亦随我的选修方向扩展，形成两个系列：美国文化思想史，20世纪西方文论。

严格说，此书只是一个归国留学生的试笔文字。由于钱锺书先生的及时指点，它竟为我提供了攀登高峰前的一次热身机会。1996年《欧美新学赏析》杀青后，我曾向钱先生坦承：《新学》尚不及格，我会下力气重写。哪些方面不及格呢？

首先，钱先生指中外学术交往，犹如“鸟之双翼、剪之双刃，缺一不可”。而我在三十多篇专栏文章中，尽管努力介绍西方新学，批评美国文化，却也暴露出重洋文、轻国学的明显缺陷。其次，一如钱先生所言：我的文章是美国“博士文”，句子长，字眼大，叙事拖沓，就连文中语法，多半也是英语的！

纵观20世纪中国学术史，此类缺陷并非我一人独有：中国学人奋发图强、一心求变，遂大力钻研西方经典，忽略中国本位，继而养成不谙国情、不接地气、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毛病。我该如何补救呢？

钱先生建议我补习国学经典，自《易经》《诗经》《山海经》起，到《史记》《汉书》《三国志》，再到《红楼梦》《聊斋志异》“三言二拍”，辅以民间说唱艺术，如山东快书、苏州评弹、陕西秦腔。目的依然是鉴古知今，察人观己，融通中西。

此后十年，针对中国文科博士生，我结合国情，量体裁衣，反复试讲，逐步完成了《西方文论关键词》《西方文论讲稿》。2009年三联书店出版《讲稿》下卷，标志第二系列的圆满结束。至此，我的文风已然大变：《西方文论讲稿》不仅参酌司马迁《史记》体例，且能模仿《管锥编》中如数家珍的国学方法。其中六大法，含亦扫亦包法、儒家辩证法、鸟之两翼法、通观圆览法、脱胎换骨法、半庄半谐法。另有六小法，如春秋笔法、搭天桥法、阶进法、花开两朵法、水中着盐法、捉至一处法。

写作中，我为求得平衡，努力维持东西方文化的思想对应。我的笨拙做法是：一头以海德格尔、福柯等人为欧美新学代表，另一头则视陈寅恪、钱锺书为国学导师。书写完了，我反而生出许多畏惧。

这又是何道理呢？在《林纾的翻译》中，钱锺书提出一系列文化交流命题，诸如引进西洋文化，目的是欧化还是汉化？翻译标准是“化”还是“讹”？译者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以作诱导、反逆，还是借体寄生、指鹿为马？钱先生又指：在“出发语言”与“到达语言”之间，译者自有一段艰辛历程。看看《围城》里的方鸿渐，各位就不难明白：身为归国留学生，他难免一路颠顿，七灾八难。

1998年钱先生离世后，我辞掉官职，搬去苏州，闭门补习国学，体验民间说唱，但求能祛除方鸿渐的一身毛病，诸如食洋不化、东西不辨、移橘为枳。说到底，我仍有一本大书未及完成，它的雏形就是《哈佛读书札记》第一系列《美国文化批评集》。该系列计有十二篇，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批评、哈佛教育思想考察、美国政治思想史、美国改革史观，直到美国清教文化、美国管理革命、美国白领与权力精英、法兰克福学派旅美文化批评。

我原打算在此基础上，写一本中美文化思想的比较史论，书名为《中国与美国》，目标是对照并反思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但自钱先生过世，我便失去他的宝贵指导。如今以我一人之力，要达至宏伟目标，显然不足对付。出路何在？唯有锻炼身体，修习国史，考察国土，分步推出《西部国情考》《美国汉学八大家》，以为《中国与美国》之前奏。

2010年夏，我卖掉苏州住宅，购入一辆越野车。2011年3月起，我连续四年，驾车五万公里，走遍中国西部十二省区。不久后我将推出《西部国情考》，其中的文笔与体例，力求中西兼顾、新旧交融：一方面不乏西学犀利的批判反思，另一方面，也杂糅了徐霞客的游记体（《徐霞客游记》）、顾炎武的日记体（《日知录》《天下郡国利弊书》）、黄宗羲的学案体（《明儒学案》）。

新书问世前，我谨向三联书店两代老总、老少编辑们鞠躬，多谢你们不离不弃，陪伴我走过一路颠顿、峰回路转的三十年光阴。而这三十年中国变化之巨，也同我这本小书休戚相关、福祸相依。

赵一凡

2015年12月1日于海口冬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