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南明浙东遗民研究概述

第一节 南明浙东遗民研究

一、南明浙东遗民研究缘起

南明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有所谓“乱世”“末世”之称。以往有关南明史研究，研究者主要关注相关的历史事件。清朝曾销毁部分史料，自此，南明史料便鱼龙混杂，野史、轶闻与史实并存，经过学者对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与保存，南明大部分史实得以留存。作为研究的热点时段，20世纪80年代南明史得到相关研究者的重视，诸多的史料得以整理。

其实，辛亥革命时期，南明史学研究就已趋热。近代中华民族屡屡遭受外族的欺凌与侵吞，在“亡国亡种”的险境下，有着深重自省精神的士大夫，重新审视、反思南明时的历史事实并对之加以梳理，总结经验，寻找勇气来面对多灾多难的窘迫局势，直面波谲云诡的国家民族危机。光绪二十八年（1902）章太炎撰文：“愿吾滇人，勿忘李定国；愿吾闽人，勿忘郑成功；愿吾越人，勿忘张煌言；愿吾桂人，勿忘瞿式耜”，可见南明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民国与抗日时期的背景下，当时的文士痛定思痛，反思国家变故与知识阶层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把握他们所秉持的临危处世的人生态度，故而南明史研究在当时便成为一大显学。

易代之际是政权动荡而士子文人展演其道德与情感的最佳时机，生逢乱世的传统文士，往往打破“文质彬彬”“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所谓“《诗》者，《春秋》之祖也。《诗》亡然后《春秋》作，知《春秋》得统于《诗》，则知《诗》为《春秋》权与矣。……史以直，《诗》以曲，义各有取”。南明文士无法专心于治史之时，便以诗文旁通曲鬯，达到月旦史实、品议人事的目的。南明史料众多，浩如烟海，南明遗民在戎马生涯与生死存亡的间歇，以超越闲情的笔触，记载了南明时期士子文人的困顿生活。南明浙东文士因循地域文化传统，在“忠孝节义”的传统品德下，恪守儒家传统文化与浙东地域文化传统。浙东东南临海的特殊地理位置，致使自宋代以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汉族王权往往将这里作为最终的撤退据点。处于南明混乱朝政的统治下，南明浙东士子借助文学作品的书写，将这一乱世与众生百态惟妙惟肖地诉诸文本当中。南明文学研究，多将史实杂糅于文学当中，以阐释南明文学创作中的诸多内容，而在这段历史中，挖掘相关的文学作品便有了“以诗纪史”的作用。

在史学方面，南明遗民研究已较为深入，而文学层面则略有欠缺。但是，如果我们遵循地域文学研究的范式，以时代裂变的发展为契机，探寻浙东遗民对时局的洞察及“明知事已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战斗精神，就会发现，南明浙东志士对皇权、君权的维护与批判及其痛苦精神与顽强意志的矛盾性，借助遗民诗歌而辗转流出。故而，解读南明遗民诗文，能够管窥南明浙东遗民群体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追索南明浙东遗民诗歌创作的特殊风格，亦能充盈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丰硕性，更能为理解时代、地域、文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较为直观的视角。

二、南明浙东遗民研究概述

南明史料浩如烟海，明末清初时，文士网罗搜求，撰述史实，载述其所闻所见，以缅怀南明君臣，借此表彰忠烈。故而南明史料良莠不齐，野史、传闻亦所多见。晚明乃至整个清代，对南明史学资料的收集，虽因党禁及“文字狱”等因素，稍有阻断，但南明史学的资料整理与相关撰述从未停滞，涉及南明浙东地区的著作主要有（明）钱澄之《所知录》、（清）黄宗羲《南明史料》《弘光实录钞》《行朝录》（六卷）、（清）计六奇《明季南略》、（清）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上、下）、（清）邵廷采《东南纪事》、翁洲老民《海东逸史》等。因感动于南明义士的忠贞气节与英雄事迹，史家多有自觉意识，他们倾力搜集相关事迹，故个人撰述较多。南明史料比较丰富，通过当代学者吴航的《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我们可详细了解清代南明史的撰述情况。台湾学者Koon Piu Ho对此亦有所论：“清朝入关以后，致力宣扬他们是中国幅员内的唯一合法政府。他们强调明朝在清人入关之前已经覆亡，南明政权不过系僭伪政府；况且清朝从‘流寇’手中取得天下，可谓顺天应人。清廷对南明政权的态度，至乾隆中叶才改变。高宗认为，明朝在福王被擒之后，国祚始告结束。至于唐、桂二王，虽不能如福王为正统君主，但不可贬斥为僭伪。乾隆君臣吹嘘上述处理南明历史地位的意见‘大公至正’，其实高宗是借帝王权威压抑汉人提倡南明政权为明朝合法继承者的言论。倘若所有南明政权都属正统，清初十七年的基业岂非居于闰位？因此，高宗赋予享国只有一年的弘光朝正统地位，实系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来确定清初的正统地位。虽然高宗改变了官方对明清之际正统谁属的定说，但是他对明朝之所以亡及清朝之所以兴的诠释，与前三朝的说法并无不同。例如，高宗下令重修《明史·本纪》时，便没有因应新说而赋予南明政权新的历史地位。”这就表明即便在清朝，尤其清廷的高层对南明的态度也有其嬗变的过程。

民国时期，在“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口号的感召下，人们挖掘出一批南明遗民抗清的史实。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他们搜集南明东渡日本的朱舜水、隐元禅师、心越禅师、张斐等人的资料，佐证清朝统治的非正统与残暴，鼓动民众奋起推翻清朝政权。甚至当时的南社，亦以南明志士为励志的榜样，以期获得民众的认同。对此，台湾的林香伶在《时代感怀与国族认同——柳亚子“南明书写”研究》一文中认为“南明”（1644—1683）有别于“明季”“明末”“晚明”（1573—1644）等词，在明代正统王朝结束后（指崇祯帝自缢），南明三帝及其忠臣烈士“偏安南方”，这种“明代尾声”和“清朝初始”的并时现象，成为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时段。南社（1909—1923）以革命社团形态出现后，在文学与史学上均占有一席之地。南社领袖柳亚子，引领社团施以“南明书写”，即搜集南明资料及研究南明人物，在他个人辗转流亡的过程中，获得了与南明时期遗民相似的民族认同与时代感怀，因此南社的研究成果亦重构了人们关于“南明”的历史记忆。

现当代如柳亚子的《南明史纲》、谢国桢的《南明史略》、钱海岳的《南明史》（全十四册）、南炳文的《南明史》、顾诚的《南明史》、美国学者司徒琳的《南明史》等南明史学专著，各有侧重，他们客观阐释南明史实，奠定了南明史研究的坚实基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明遗民研究可粗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从文学角度，以文字、文本为切入点审视南明遗民的心理、空间、时间等动态信息；二是从历史角度，由文献入手，以历史事件为线索，梳理南明君臣的活动及动向，包括南明史、清朝史、遗民个体活动史等；三是综合地从政治制定、经济交流等角度切入南明遗民研究。

（一）南明浙东遗民群体研究

南明遗民身份研究者，如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系列、张兵的明遗民身份研究等，以南明士大夫在末世的生存状态与遗民身份为内核，拓展研究易代与士大夫个体之间的关系；思想史研究，如王汎森的《晚明思想十论》《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等，探讨晚明清初遗民与政权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多数研究者所忽视的遗民个案思想态势为切入点，切割、整合晚明士子文人思想与实践之间的联系。

南明浙东遗民研究，目前主要以中国、日本的研究成果为多。国内有关南明浙东遗民群体的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南明君臣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史可非的博士论文《清初东渡明遗民研究》，以史学的专业视角论析明遗民东渡群体的概念、背景、成因、发展分期、意义及个案。孟晓旭所著《漂流事件与清代中日关系》，则以中日两国各自发生过的海上漂流事件为切入点，研究两国对待漂流事件及对难民的处理态度等问题，以此辐射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为清代中日两国的海上交流提供了材料支撑与理论依据。孙文的《<华夷变态>研究》、杨柳的《“唐船风说书”研究——以唐船风说书的构成要素和制度化过程为中心》、李艳飞的《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对海外消息的搜集——以唐船风说书为中心》等，皆从中日交流的角度对南明东渡遗民的部分史实加以深入探讨；史学方面，与南明浙东遗民相关的主要事件便是“乞师”之事，陈祖武的《黄宗羲东渡日本史事考》、刘晓东的《南明士人“日本乞师”叙事中的“倭寇”记忆》、阎瑞雪的《黄宗羲日本乞师事考：兼论南明士大夫对中日关系的看法》等，皆以乞师日本的南明遗民为对象，对其为光复明朝而竭尽全力的爱国行为加以详叙，同时，研究者分析遗民在与日本的接触中，明朝与日本之间的外交关系与政治地位发生了变化，如阎瑞雪所论，乞师事件致使日本从“倭寇”“夷狄”的边缘国家，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代表。

南明志士除了流寓于日本之外，彼时迫于形势，他们与其他周边国家、地区亦有所接触，如黄一农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就有专节介绍南明永历朝君臣与澳门等地天主教的接触。韩国学者吴一焕的《海路·移民·遗民社会：以明清之际中朝交往为中心》，将出国遗民分化为不同的身份，然后对此加以论析。田渝的《16至19世纪中叶亚洲贸易网络下的中暹双轨贸易》，部分涉及南明时期中国与暹罗之间的经济贸易交往等。东渡日本的南明浙东遗民人数虽少但足够精良，他们对日本政治、文化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因此相关研究亦较为繁多。

有关南明时期东渡日本的朱舜水，台湾相关研究专家徐兴庆在其博士论文《近世中日文化交流史の研究》中主要探讨了中日交流宏观背景下朱舜水在日活动及对日贡献，在此基础上他又出版了《朱舜水集补遗》，皆成为研究朱舜水必不可缺的资料，他搜罗朱舜水在日本的文献资料，亦将台湾有关朱舜水的研究资料罗列于册。其他还有杨儒宾、吴国豪主编的《朱舜水及其时代》，主要包括了朱舜水的生平事迹与诗文研究；文学方面的研究则有林俊宏的《朱舜水诗论析》；朱舜水以诗歌文艺为小道，因此诗作甚少，其学术思想则较为突出，相关研究亦颇多，如王瑞生的博士论文《朱舜水学记》、庄凯雯所著《朱舜水学术思想及其对日本江户时代文化之影响》等，多以朱舜水的学术撰述及其学术思想为研究内容。从台湾南明遗民文学研究的状况看，浙东遗民诗歌研究多以个体诗人研究为主，群体性诗人研究较少。资料整理方面，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有《张苍水诗文集》与《朱舜水文选》；流寓台湾明遗民文献的整理出版则有我国台湾地区文献委员会出版的《惠安王忠孝公全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收录的《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等几种，台湾学界的南明浙东遗民研究着手较早，处于较为成熟的研究地位。

日本对东渡南明士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涉，如松浦章的“唐船风说书”，以中日乃至东亚的海外贸易研究为多，主要关注中日双方的文化经济交流。东渡遗民中的主要人物有朱舜水、心越、张斐、陈元赟等，目前学界多以前三者为研究中心，其他东渡遗民鉴于研究资料多少及对日本所做贡献的多寡，侧重则有所不同。日本学者石原道博为明末东渡乞师研究的较早发起者，著有《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木宫泰彦则将乞师人数精确为17人，包括郑氏家族（郑芝龙、郑成功、郑经、郑彩、郑泰）、周鹤芝、冯京第、俞图南、黄宗羲、朱舜水、张斐等。在关于浙东遗民与诗歌作品的研究中，朱舜水的研究资料则非常丰富，如《朱舜水》人物丛书，《鄭成功·朱舜水·心越關係の二史料》，中山久四郎的《朱舜水先生年谱》，松下忠的《朱舜水の詩文論》，町田三郎著、潘富恩主编的《朱舜水与日本文化》中关于朱舜水生平事迹及年谱简编及其诗文创作都作了论述。日本学界关于浙东遗民研究的还有《張煌言江南江北经略》，小松原涛的《陳元贇の研究》，杉村英治的《望鄉の詩僧——東皋心越》等，杉村英治先生对心越文献资料的整理贡献尤巨，1994年国内出版的《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多参照此本。总体而言，日本学者在东渡遗民诗家研究资料的整理收集方面功勋卓越。

（二）南明遗民文学整体研究

在南明史学的研究背景下，南明文学研究则稍显逊色，因南明时间过短及分期不明等原因，多数学者将南明王朝的几十年当作明朝最后的余音，致使当代研究者无暇顾及或不愿将其作为独立的断代文学史来加以研究。南明遗民文学研究较为突出的三部力作有：

潘承玉的《南明文学研究》，围绕南明这一文学文化遗产的历史积淀进行集中、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大量原始文献的搜集和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展开多方面的创新研究，主要将南明文学理念遗产、文献遗产和学术史遗产加以总结；以地域、个案为研究对象，对相关研究状况加以综合梳理；以其中部分文学作品、研究人物，甚或地理范围为切入点，对南明文学加以全方位的整理与研究。

张晖的《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 “帝国的流亡”的具体含义便是：朝廷的播迁，士人的流亡。本书围绕“帝国的流亡”主题，描绘出士人的心境和精神状态，诠释诗歌在南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价值。避免沿用所谓的“明清之际”“明遗民”“贰臣”等宽泛的历史概念和标签，在考证文献、辨析文献的基础上考索个体文士的生命史，剖析传统士人在困境中的痛苦历程。张晖通过细读南明文士的文本，以“流亡”“乱离”“绝命词”为关键词来重新审视南明文士遭逢乱世时的生存图景与人文关怀，同时避免将南明文士的形象概念化与类型化。可惜张晖英年早逝，其书稿虽出版但尚未彻底完成。

台湾学者吴翊良的《南都·南疆·南国——南明（1644—1662）遗民诗中的“南方书写”》，他认为清人入关后，明朝宗室同时也在南方陆续成立了与北方相对立的政权，分别以南京的弘光福王、浙江的鲁王监国、福建的隆武唐王、广东的绍武唐王，以及西南的永历桂王为分期，同时将此时段内的南明文学划分为地理、时空等层面，构架出南明文士的独特个性及其创作的文学特质。

这三部南明遗民文学研究专著，以时空、地域为划分的基础区分南明文学研究的诸多问题，以乱世之下的士大夫为研究重点，叙写了时空裂变下乱离文学的嬗变发展。查漏补缺，南明文学还有诸多的问题可进一步加以探讨，诸如国变的过程与士子命运的休戚与共及对后来朝代与文学发展的影响，对南明遗民文学文本的深入解读，追溯他们的心理、情感等发展嬗变过程；甚至仍需加大对南明遗民文集的搜集范围，整理相关的研究成果等，因此南明遗民文学仍需更加细化与系统的梳理。

（三）南明浙东遗民文学个案研究

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以时空观、地理观为指导，借此切入南明文学文本，从而对南明史学、文学加以阐发。对明清之际东渡文学状况进行概览性研究的有台湾学者廖肇亨的《琼浦曼陀罗：中国诗人在长崎》，他以长崎港口文化为中心，简略提及中国诗人在长崎的活动及其诗歌诗作，包括隐元及其弟子木庵、黄遵宪，还有张斐等人。部分台湾学者以清代流人研究为切入点，研究南明遗民的生存状态，他们以流放的视角，重新诠释南明遗民的文学作品与政治、文化、地域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主要有严志雄、王学玲、曹淑娟等人。严志雄撰有《忠义·流放·诗歌——函可禅师新探》，此篇即是《千山诗集》的序言。薛顺雄的《明清时期台湾宦游诗探析》，发表于1999年东海大学旅游文学研讨会，后收录于《旅游文学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于2009年12月和2011年12月分别举办了“行旅、离乱、贬谪与明清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会议将台湾的流寓文化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台湾学者关于浙东流寓台湾或日本的南明遗民诗人的文学研究，主要关注其离乱、流寓及创伤记忆等方面，如周满枝的《清代台湾流寓诗人及其诗之研究》、洪铭水的《沈光文与台湾流寓文学的多角观点》等，皆以南明遗民时间、空间的流寓为视角，展开相关层面的研究。

栾志杰的《流寓台湾明遗民及其著述研究》，则考证流寓至台湾的文士及其著述，梳理流寓台湾的明遗民的群体特征。个案研究中有关沈光文的相关著作主要有：1．龚显宗编著的《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资料增编》,2．龚显宗选注的《沈光文集》,3．刘昭仁的《海东文献初祖沈光文》,4．张萍、戴光中、张如安等的《沈光文研究》,5．施懿琳的《从沈光文到赖和—台湾古典文学的发展与特色》，等等。潘承玉的《神话的消解：诗史互证澄清一桩文化史公案》引发了学界沈光文研究者的强烈争论，“台湾孔子”沈光文，长期被认为早于郑成功收复台湾十年即在荷兰侵略者统治下致力于汉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的传播；作为民族气节坚定的明遗民，向台湾人民传播了抗清不屈、眷怀故国的民族大义。潘承玉认为追溯这一造神运动的逻辑起点应是浙东史学大家全祖望的表彰原文，将沈光文的传世诗文作品放到明清易代的历史背景中深入推考，可以发现，这是十分虚妄的，不仅抹杀了明代郑成功时期台湾二十年的教育史、明代郑成功集团四十年的浴血抵抗史，更抹杀了至少一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史。他认为自全祖望始，将沈光文作为台湾文献鼻祖，是过高的称誉。陆敏珍的《人物镜像与意义建构：关于沈光文研究的思考》，认为近年来对于沈光文研究的一些基本信息至今未能明朗。历史叙述中的多面镜像与模棱两可，并没有影响在这一人物意义分层上所获得的相对一致性，按照现在的需要将过去重新加以诠释，人物的镜像之后永远存着把握镜头的人的主体关怀。

南明台湾流寓文士，人数众多，与南明鲁王监国有一定关系的，还包括徐孚远、王忠孝等人，郭秋显选注的《徐孚远·王忠孝集》等，则主要关注南明时期流寓台湾的浙东文士。司文朋亦有《徐孚远研究》，由《钓璜堂存稿》入手，对徐孚远的生平、交游、著述、创作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南明浙东遗民诗人研究，仍以黄宗羲、全祖望等人为主，涉及其诗论及诗作中的性情、学养、以诗为史等问题，多数从史学的角度对南明文士及其作品加以论析。南明浙东遗民文学研究，如有关张煌言的研究著作及论文，多以历史考证为视角，对于他的诗文研究皆取其爱国思想及诗史之意。目前，有关张煌言文集的整理版本较多，张诗多自己标注年代，因之研究者对其诗歌创作时间具有一定的把握。周东旭笺注的《苍水诗注》对张煌言的诗作多有考证；曹楷的《张煌言生平及诗歌考论》，对张煌言的研究包括其生平经历、诗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并对其诗歌进行了点校；祝求是的《张苍水海上春秋编年辑笺（1645—1664）》则按照大事记的方式考索张煌言诗歌的创作背景。关于魏耕的文学研究，期刊论文有张亦伟的《高洁的品格与真率的诗风——明遗民诗人魏耕其人其诗》，主要对其爱国的诗歌特点进行评述；俞浣萍《魏耕其人其诗》对其生平经历及诗歌作品都有所考证辨析。硕士论文中，胡梅梅的《魏耕研究》考证了魏耕的作品及交游，发现其几首佚诗并为其作了简单的年谱。张哲的《明遗民文人魏耕、祁班孙研究》则是以魏耕、祁班孙为中心的反清复明力量与张煌言、郑成功等海上抗清义军之间的联络，以及清朝江南三大案之一的“通海案”为切入点，旨在厘清其中复杂的原因和人物关系。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断代地域的南明文学研究为基点，将南明时期，以鲁王监国为政权体制核心，以浙东地域范围为辐射点，整理当时王朝更迭与士子文人间的微妙关系。依照时代的发展脉络，解读南明尤其是鲁王监国政权中的遗民群体，囊括彼时彼地遗民的共性与个性特征，再现这一短暂历史时段中身份复杂、情感纷乱甚或可歌可泣的文士遗民，以此为肇端，逐步梳理乱世之下不同士子文人面对南明复杂形势时的思想与文学创作，借此展现南明政权与浙东士子的时代风貌与文学特质，以弥补前人研究中对具体区域南明文士研究的不足，书写在南明时空下，臣民、遗民、移民、逸民、流民等不同类型士绅的生平遭际与文学实绩。

三、南明浙东遗民研究的价值

南明作为明清易代的特殊时段，时间虽短，却将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演绎得较为紧凑而精彩，同时也暴露了明朝灭亡的核心密码——朝廷内部钩心斗角，权臣忙于个人的权益之争；军饷、粮饷短缺，财政混乱，民生凋敝；军事管理混乱不堪，多次错失战机，尤其是君臣皆对清军存有幻想，所谓依靠清朝驱除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尔后希冀割地安抚清军；幻想破灭后又乞师于周边国家，诸如日本、安南等国，依然幻想对方能够派兵，然后再通过割地安抚援方。南明朝的种种弊病显示明王朝已病入膏肓，然则南明也不至于完全一无是处，身处乱世的南明君臣，包括普通士子文人，在封建道统与个人利益的抉择面前，虽对未来有着不确定性甚至有深重的绝望心理，却依然浴血奋战，希冀实现明王朝的“中兴”“复兴”之梦，这是中国近古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段。

有关南明时段的文史研究，学者多关注于南明史实，对以知识阶层为代表的士绅阶级的砥砺志节加以颂赞，突出其爱国忠心、保国保种的一面。随着历史真相的揭露，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亦从思辨的视角，避免给这一时段的史实与人物粘贴标签，尽量由人性的角度切入南明史实与士子个体研究。乱世带给士人以巨大的冲击，促使他们强项不屈，于乱离的人生遭遇中，得到处理家国、君臣、民生、个体之间关系的启示。同时人性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亦推动他们选择了迥然相异的人生之路，使得家国命运与个体生命轨迹密切地胶合于一处，南明遗民的生存去就、颠沛流离，亦勾勒出南明王朝兵荒马乱、流离转徙的末世图景。南明鲁王监国于浙东，某种程度上振奋了浙东士绅阶层抗清复明的决心，虚构了明朝复兴的神话，鲁王延续明朝的所有体制，创设了一个“小明朝”，参与鲁王政权的官员，多属于官阶较为中下的文臣武将，但这没有妨碍南明浙东本土遗民对抗清朝的决心。同时，南明浙东遗民亦延续浙东地域文化传统，将忍辱负重、复仇雪耻的浙东文化精神传承下来，他们秉承“大浙东文化”主义，新旧、大小文化的碰撞，激发了南明浙东遗民抗清的力量与勇气，虽最终难挽颓势，随之抗清义士分化成隐居、逃禅、东渡的遗民，甚至有人因秘密抗清而被杀害、被流放，至此，南明浙东遗民终结了其沉重的历史使命，因之这一群体是研究时代、地域、文化、文学相互作用于特定时期的最佳研究对象。

南明鲁王监国政权对明末清初的浙东有着深远的影响，史学家何龄修曾道：“南明在诗文、小说、史学、绘画等文化史领域都有成就，有的是重大成就。国破家亡之际，投笔从戎之时，颠沛流离之遇，舍生取义之场，都产生好诗。张煌言、顾炎武、韩绎祖、阎尔梅、魏耕、方文等是杰出的南明诗人，留下的许多诗篇在思想、艺术上显示出震古烁今的辉煌。许多南明英烈的绝命辞、殉难诗，每篇（首）寥寥数十字，无不铿锵有力，洋溢着长留天地的正气。还有许多有成就的散文，张岱、余怀、黄宗羲、王猷定、魏禧等都是著名的散文家。甚至一些走出了国门的僧人的诗文集，如隐元隆琦的《新纂校订隐元全集》、东皋心越的《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也是生动的南明文学。”在南明王朝的历史语境下，对南明志士的诗歌研究具有了某种特定的价值，以往史学家对南明津津乐道，评议明朝、清朝、李自成三股力量的博弈，由此奠定了南明在史学界的地位。本书则将时代、地域、文学三者结合起来，借由诗歌文本的细读与解读，揭示南明王朝发展的大致历史轨迹，点化生新，推衍出南明遗民的心理裂变与文学表征。

中国历史上产生大规模遗民的两个主要时期便是宋代与明代，而南明时期的浙东遗民亦是传统文化与传统士子最为挣扎的代表，在对君权与政体早已存疑的情状下，面对新价值观与旧道德的碰撞，南明志士中涌现出一批为封建王朝殉国、殉道的士绅，其性质的复杂性与独特性，使得南明浙东遗民亦为遗民文化涂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明浙东遗民因浙东学术文化的濡染，兼具学人与诗人的质性，在历史、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实现自我心理、身份颠覆后的自动修复，通过直抒胸臆或幽曲心意的方式，灵活地借用诗歌创作，表达坚韧顽强的传统士人的道统学统。随着南明、清朝战事的变化，他们立足现实，选择各自的生存之道与反抗之途，在追慕先贤、弘扬地域文化的自豪中，创作出具有共性情感特征和个性特质的诗歌作品。南明浙东遗民诗歌创作具有其他时代地域遗民的一些普遍特征：在国破家亡、遭逢乱离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抱有“不仕二朝”的朴素信念，用诗歌反复吟咏其故国情怀，坚定传统道德信念，在诗文中歌咏个人性情，砥砺志节，相互唱酬。南明浙东遗民诗歌亦具有其特定的特质，他们以“经世致用”的地域学术道统，驾驭其诗歌创作的情感倾向，通过诗歌传达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诗史”精神，同时记录其在南明时期浙东地区的军事战斗情状与心路历程。在“知行合一”“矢志不渝”“坚决复仇”等思想的指引下，即便清朝已占领浙东，他们仍积极抗清，志在复仇，其诗歌亦满蕴浓重的悲愤情感。当大势已去，众多遗民则选择远避他乡，重新建立社会网络并力求实现个体价值。诸如漂流至台湾的沈光文，远赴日本的朱舜水、心越等，皆是其中的翘楚，他们的诗歌创作亦纳入了全新的时空、风物与情愫，拓展了南明浙东遗民诗歌创作的内涵与文化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