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我们所存在于其中的现代社会是与古代社会相对而言的。在我国，古人将家国社会的治理上升到治道的高度。今天，我们讲现代社会的科学发展，事实上也是讲治道，只不过治道是传统话语，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是国家、社会治理的主体，治理已成为人民的工具，人民探索治道的目的在于实现现代社会的科学发展。社会的科学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高级状态，即社会主体达到掌握和运用社会发展辩证法，使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达到一致。社会发展辩证法揭示出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研究现代社会的科学发展，关键是要说明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内容，以及社会的主体何以掌握和运用社会发展辩证法，解决现代社会发展的难题。
社会是历史的“横截面”，历史只能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中，通过现实的社会主体的实践结构和思维结构呈现出来。历史唯物论是唯物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是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历史辩证法是“体”，社会发展辩证法是“用”。历史辩证法是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它是总体意义上的规律。社会发展辩证法则是社会主体对历史辩证法的掌握和运用，它是主体意义上的规律。总体意义上的历史规律抽象地描述出历史运动的必然性，而主体意义上的历史规律则具体地叙述出现实联合成必然的实质、条件和主动的活动。[1] 诚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不过是实现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现实，正是人的实现着自己目的的活动。
现代社会就是我们所处其中的现实社会。现代社会在时间上表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版本的现代化，而在空间上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并存。现代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中不断现实化的。历史唯物论已经揭示出社会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力根源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性，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这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最为根本的矛盾。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揭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活动的关系。他还指出：生产力的历史，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2] 马克思充分强调应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人类的实践活动，这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说明了的。马克思对历史唯物论的创立，体现出总体与主体、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他强调：解剖人体是解剖猴体的一把钥匙，认识总体历史须从现实的社会结构入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横截面”——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入手建立起历史辩证法和社会发展辩证法相统一的科学理论结构，将历史唯物论系统化。
《资本论》具有双层的科学理论结构：她的概念辩证法从客体维度叙述出资本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她的实践辩证法一方面渗透在概念辩证法中，另一方面又超出概念辩证法的范围，从主体维度指明资本的矛盾运动与人的发展的矛盾对立。《资本论》创造出现代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典范。但是，《资本论》只揭示了现代社会发展一个阶段、一个环节——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实践已近百年，在一球两制的当代现实中，我们还需“续写”《资本论》，中国理论家有资格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中国无疑是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实践最为完整的国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所面对的一系列历史命题具有世界意义，我国理论家应当继承《资本论》的科学精神，发现和揭示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说明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
本书有志于以上研究，书中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是：
·从理论反思的角度阐明社会发展辩证法是对概念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的综合。
·叙述《资本论》社会发展辩证法的结构与内容。
·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辩证法。
现在，我们于全书叙述之首开宗明义，阐述何为社会发展辩证法。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命题”：认识社会发展辩证法的现实和逻辑起点
我们提出现代社会的科学发展这一命题，是从我们身处其中的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的。我国所面对的社会发展难题依然是现代化如何最终实现。我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一球两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经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版本的现代化历程，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具有历史典型性。时至今日，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依然面临着一系列发展难题。在这一系列社会发展难题中，有些是各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面对的普遍性难题，有些则是我国独特的社会发展所形成的特殊性历史难题。有些难题贯穿我国前后两个版本的现代化历程，具有历史渊源和流变；有些难题则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所特有，并呈现出不断丰富和复杂的发展态势。这些发展难题之间绝不会是并列或者平行的简单联系，我们须对之进行梳理和比较，从中确定最基本的矛盾。发现和揭示现实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我们叙述社会发展辩证法的现实和逻辑起点。
辛亥革命以后，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经历了第一版本的现代化进程，这次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取向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和绞杀，我国长期不能彻底地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难以发育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不能担负起领导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责任，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沦落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我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最终以失败结局。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极端残酷，最终激起人民广泛、持续、彻底的革命反抗，我国民主主义革命发生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彻底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并且开辟出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道路。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古代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世界历史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蔓延，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势力达成勾结，从而形成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阻力，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一系列历史难题皆由封建的社会结构、西方垄断资本，以及二者的勾结派生而出。我国进入现代社会，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一系列历史命题主要是：
第一个命题：维护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民族统一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延续的社会基础，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秉承、延续民族的统一。近现代以来，疆、藏、蒙、台、港等民族分裂主义是破坏我国民族统一的反动力量，而所有民族分裂主义都是由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
第二个命题：建立现代化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新的政经区划。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治经济区划是民族统一的物质基础。现代社会取代古代社会，民主制度代替专制制度，必须建立中央与地方的现代关系，以及新的政经区划布局。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历经两个版本的现代化进程，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集权与分权的矛盾运动，地方与地方之间在分工与协作的辩证关系中，不断磨合出现代的政经区划布局。
第三个命题：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第三世界国家只有具备了独立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才能有力地反对帝国主义，自主地参与全球化。在我国第一版本的现代化进程中，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地处理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故而难以摆脱附庸的地位。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历程中，在一球两制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握住独立自主与国际主义的辩证法，正确处理国内与国外的关系，成功建立起独立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
这三个命题之间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在我国建立现代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新的政经区划，这是继承和发展民族统一的内因，而实现新型政经区划和中央地方关系现代化，其基本推动力则在于建立完善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反过来看，建立现代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新的政经区划，实现民族统一，又是建设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外因。这三个命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都需面对和解决的普遍性命题，而对处于“三座大山”残酷压迫之下的旧中国，解答以上三个历史命题更意味着实现民族解放、完成民主主义革命。
第四个命题：现代社会取代古代社会，最深刻的变化在于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现代化的进程是公民社会及其阶级关系的锻造过程。在我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现代化是最为突出的两个难题。
第五个命题：在我国锻造公民社会及其阶级关系的现代化进程中，反封建、实验西方民主的各种形式，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这之中，我国充分体会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悖论，见证了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形式与内容的对立，同时也深刻认知了官僚主义的政治传统对民主政治建设的羁绊。
第六个命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艰巨性，主要体现在探寻民族战争和统一战争正确道路的过程曲折而残酷。以上历史难题，最终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以及人民战争的胜利得到彻底解决。
这三个命题勾勒出我国进入近现代以后的历史特殊性。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和工厂制度，以及现代国民经济体系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势如破竹地兴盛发展起来的。在旧中国，虽然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而为民族解放和统一建立了一定物质基础，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的双重压迫之下，中国现代化进程障碍重重，民主主义革命如箭在弦，相对于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具有历史优先性，而在政治革命中，武装斗争具有现实优先性。在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现代化，是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硬骨头”，这里体现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特殊性。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深受“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又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封建专制的附庸，在变革封建土地制度之前，农民阶级客观上又是封建主义社会结构的维护者。近代以来，由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难以撼动顽固的官僚主义专制结构和政治传统，其革命皆以失败而告终。没有两大阶级的参与，我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不能取得成功，而在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两大阶级如果不对自身进行自我批判，革命也不会取得最终的成功。辛亥革命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经历了一系列民主制度的试错过程，结论是：不经过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不彻底批判官僚主义专制结构和政治传统，民主只能沦落为旧的社会阶级争夺权力的形式和工具，历史的最终选择是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武装斗争为核心，无产阶级凭借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牢固地掌握革命领导权、有效地团结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革命阶级，运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通过人民战争，最终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孕育出官僚主义专制政治的对立物——人民民主制度。
第七个命题：现代经济以工业经济为主导，而工业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主要体现在金融经济的健全，以及工业经济对农业经济的改造。成熟的货币制度和农业现代化又将反作用于工业经济，加速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货币制度，完成农业现代化，这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两个历史难题。
第八个命题：总的来看，在一球两制的世界历史中，我国寻找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为买办和官僚垄断资本所统治和导向的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条道路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统率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则贯穿两个版本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有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这两个命题反映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特殊性与现代化的历史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但是革命与现代化又是彼此交融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就是现代化的飞速推进，“革命一天等于二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又包含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旧制度的“合理内核”。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现代化的发展有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就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以及基本经济制度对商品经济的驾驭。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经济驾驭商品经济的历史成果，现代货币制度的产生，则体现出社会生产关系对商品经济的有效驾驭。在旧中国，由于封建买办反动势力的阻碍作用，我国农业发展尚停留在自然经济阶段，商品经济的发展尚未达到普遍化。而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我国难以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因而社会资本对商品经济的驾驭亦无从谈起。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特殊性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联盟农民阶级领导民主主义革命，但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性，以及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却是由商品经济及其制度化的发展程度决定的，解决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现代化的问题，最终要回到商品经济普遍化，以及通过基本经济制度革命驾驭商品经济这一普遍的道路上来。
第九个命题：文化上层建筑的作用是塑造社会的主体，文化传统是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联系的纽带，如何继承、革命传统文化，将最终决定人何以实现现代化。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我国传统文化的开新困难重重。旧中国，买办和官僚资本与封建主义勾结成统治阶级，它们以尊孔为招牌力图借助等级专制思想确立其意识形态，但它们不能扼杀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我国新文化运动的最高成果在于，新文化的发展显示出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性，这就是以鲁迅为历史符号的文化批判和革新，与以陈寅恪为历史符号的文化整合与传承，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应有内容，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在于：其一，没有区分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特殊性；其二，没有辩证把握新文化的内在矛盾性。
第十个命题：现代教育是现代文化活的灵魂，大学教育是教育体系发展的导向。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革命上的最高成果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新中国的教育革命试图打破教育的贵族化，实现教育的平民化，然而，如何在平民中贯彻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则是社会主义大学教育的一个难题。
第十一个命题：科学是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理性基础。新文化运动天然包含着对科学主义道路的探索，这一探索过程主要体现在建立现代学科体系，完成现代科学理论的中国化，培育出中国自己的科学家。新文化运动具有开辟之功，而新中国的文化革命一方面教条地进行学科体系建设，另一方面以“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方法改造旧知识分子，最终造成文化发展的断裂。
这三个命题关涉现代化的终极问题：人的现代化。文化上层建筑的作用是塑造社会的主体，文化现代化必须说明一个基本问题：在新社会中如何造就出新人？在西方，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尤其是启蒙运动已经勾画出资本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在我国，新文化运动孕育着文化革命，担负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培育新人的历史使命。文化革命的历史使命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批判整合，一方面是在传统基础上开新，这两方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已显示出这两个矛盾对立的方面。一方面，陈寅恪是整理国故的杰出代表，他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学术传统，吸纳西方现代学术方法，延续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开创的整理、总结我国优秀文化的路线，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整合。另一方面，鲁迅是破旧立新的伟大典范，他始终代表新文化运动的前进方向，他坚持以反帝、反封建和文化批判的立场启蒙新青年，以民主、科学、国民性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塑造理性人格。鲁迅自觉地将新民主主义文化通向无产阶级文化，他以战斗文学和人民文艺促进新文化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发芽，他探寻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文化根源，鼓励人民从文化精神的彷徨中觉醒，并痛彻地反思民族脊梁所遭遇的文化环境。然而我们应看到，时至今日，新文化运动尚未完成，文化革命中分别以鲁迅和陈寅恪为代表的辩证的两个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但是我们亦不应感到悲观，事实上，文化整合与开新相统一的方向已为两位先贤指明，这就是鲁迅身教示范、陈寅恪呐喊而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新文化的成功意味着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完成民主与科学的中国化。
以上列举和分析了我国实现现代化所面对的一系列历史命题，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国人民要科学地认知和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综合以上分析，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主要是：第一，如何反对官僚主义的历史传统，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政治民主形式；第二，如何发展和驾驭商品经济，成功解决民族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自身现代化的难题；第三，如何正本清源，挖掘和贯通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源泉。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面对和解决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难题，从中开辟出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道路。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来，我国人民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地科学认知和解答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难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我们须知，我国人民科学认知和解答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既是现代化难题所蕴含的内在矛盾不断展现的过程，也是人民认识矛盾、解决问题，不断掌握和运用社会发展辩证法的过程。我们应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60 多年的历史，有一个总体认识，从中发现和总结人民掌握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历史规律。
改革开放之前，党领导人民如火如荼地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我们须知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与客体内在矛盾的集中展现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可以将这段历史所呈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矛盾性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命题”。之所以这样称谓，是因为我们应当把这段历史所展现出的党和人民的历史主体精神，以及历史主体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的历史矛盾，辩证统一起来，超越那些将历史难题归咎于主观精神，或将实践中的挫折归咎为宿命的错误观点，上升到时代精神的高度，勇敢地担当起社会发展主体的职责，贯通历史的昨天与今天，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代表和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确实践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同时又继续解答毛泽东思想已经发现而尚未最终解答的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历史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命题”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命题，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发展、嬗变，它具体体现为如下十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亦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体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如何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这是我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科学认知和解答的首要问题。我国借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确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后，又不断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陷入官僚主义和机械主义行政指令的教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继续探索在我国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和路径。“鞍钢宪法”和大庆精神，探索了在企业内部通过民主制度和作风建设，反对官僚主义和行政指令的方法途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其他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直到发展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则上升到协调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高度实行制度创新，反对官僚主义和行政指令对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破坏作用。
第二个命题：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科学地协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关系，这是探寻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核心问题。社会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交织、贯通于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整个过程，然而这两种经济关系是不可混淆的。社会生产关系以所有制为核心，其实质是人与人在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运动中所形成的阶级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交换关系主要是以价值规律为法则的商品货币关系，现代社会依据商品货币关系组织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及二者之间的交换活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定，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否定运动的内在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矛盾，并指示出研究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和逻辑起点，在于发现和确定社会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矛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辩证矛盾，不能完整把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关系，从而忽略商品经济也即社会交换关系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最终使得社会主义公有制陷入抽象和片面，不能充分展现出她的历史优越性。毛泽东在反思国内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他认识到：发挥价值规律的历史作用，能够按照平等交换的原则，在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程中尊重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避免激化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整地说明市场与宏观调控、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则发挥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从而为全面协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关系开辟出深广的历史格局。
第三个命题：在一球两制的世界历史中，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存在和发展将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将长期面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其协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始，从“一化三改造”到“反右”，从公私“并存”到混合所有制，体现出协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曲折性和持续性，在这个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如何科学认识和正确驾驭商品经济。
第四个命题：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民族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化是两个突出的历史难题。民族资产阶级将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中长期存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做出历史贡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资产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发挥着历史作用。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化充满历史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与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当中的存在与发展密切相连。资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合作与改造对象。在我国协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历史过程中，必然要不断面对既运用和发展资本又节制与改造资本的复杂矛盾。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公私合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混合所有制，都是正确认识和驾驭以上复杂矛盾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此外，农业合作化与农民自治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改造彻底完成。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鼓励广大农民学习大寨精神，教育和引导农民自觉地改造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实现集体化和民主自治。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确立和尊重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统筹和引导农村实现城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强调的是，贯穿集体化和城镇化的历史过程，我国始终面对着两个铁核式的问题：其一是顽固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其二是农业和农民在国民经济体系总体结构中的不平等地位。
第五个命题：商品经济从资本主义延续到社会主义，这体现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样归属于现代社会的共性所在。但是，本质上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物，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扬弃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出，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驾驭商品经济，这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总根源。社会主义扬弃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其优越性体现在她能够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驾驭商品经济。在现代经济中，货币制度是社会生产关系驾驭交换关系的枢纽，社会主义经济必须确立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从而有效地计划和组织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人民币制度，批判超越了资本主义货币制度陷入债务货币和通货膨胀痼疾的历史局限性。同时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积极探索经济计划与价值规律的辩证矛盾，不断发现社会主义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辩证矛盾，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导、其他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形式共存的分配制度，以及宏观调控为三大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在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之中，我国人民币制度与世界货币制度的辩证矛盾得以显现，我国货币制度和宏观经济管理又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制度创新期。
以上五个命题，一言以概之，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经济之间矛盾关系的历史提问。在我国如何发展和驾驭商品经济，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固有难题。而社会主义制度何以驾驭商品经济，协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消灭经济危机，则是探寻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本提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上问题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要问题。
第六个命题：官僚主义传统是我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历史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工人阶级如果不能彻底改造旧的服务于阶级压迫的国家机器，就会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过程中产生官僚主义的作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将蜕变成为工人贵族，最终背叛革命，革命胜利果实因之付诸东流。而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根本弊端正在于官僚主义。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基本确立之后，必然要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其中，反对官僚主义、改造旧的国家机器，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实践证明，在现代历史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历史封闭地完成政治制度的建设。在冷战格局中，我国在“三个世界”的世界历史观指导下，运用国际主义与独立自主的辩证法，历经中苏大辩论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为建立和巩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创造积极的外部条件。改革开放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成果斐然，同时也充满曲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发现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认清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十大关系。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充满曲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还不能正确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还不能全面把握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内在联系。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战略方针蕴含着正确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全面把握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内在联系的理论创新。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力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建设适应于该经济体制的政治上层建筑，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与此相对应，我国又通过“一带一路”及“亚投行”等实践创新，积极参与和引导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我国的基本制度建设服务。
第七个命题：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建党、治党、培育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锻造先锋队，反对官僚主义传统，超越民主悖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所在。改革开放前，党通过整风方式促进党员道德精神的纯粹化，以此保持和锻造党员的党性。改革开放后，党从反腐到全面从严治党，将党的建设上升到法的精神的高度。党的建设需要道德精神与法的精神的统一。
第八个命题：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如何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提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论断，即“团结—批评—团结”的社会主义民主公式，是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最高成果。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实践，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最高成果。此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复杂的解剖体，有助于我们研究群众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矛盾规律。
这三个命题都是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批判和反对官僚主义政治传统的历史提问。批判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传统，不仅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难题，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提问。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何以最终完成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传统的批判，建立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政治上层建筑的根本任务。
第九个命题：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体现为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必将造就出社会主义的新人，而社会主义新文化又将何以产生？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主体，人民群众将在阶级斗争的大演练中，锻炼出无产阶级意识，以此打破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战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完成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当这种认识付诸实践，我们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但没有完成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反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文化传统断裂和思想意识的混乱。这说明，文化革命以社会革命为前提和基础，但还有它独特的发展规律，二者不可混淆。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轨迹，进一步探索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规律。
第十个命题：社会主义学术和教育革命，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内核。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我国尚未完成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现代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发展薄弱，又受到僵化的苏联学科和教育体系的影响，因此毛泽东主张革新学术和教育，他主张：社会主义学术和教育革命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应将劳动实践纳入到理论学习中，学以致用；应向群众学习，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应当以群众史观革新哲学、史学，创作新文艺。但是，这些正确主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扭曲，学术研究活动和教育教学活动被社会革命和群众运动掩盖起来，人们将学术教育规律与群众运动的规律混淆起来、张冠李戴，最终导致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的倒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和教育发展的规律特殊性得到普遍的认知和尊重，但是我国学术和教育领域中的固有问题依然存在，学科体系的实用化和分散化有增无减。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指出，应当培养精通马克思主义、学贯中西、富有时代精神的理论家，应当建立新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这两个命题都是关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文化源泉的历史提问。这一提问是对新文化运动关于文化革命历史命题的扩展，文化革命亦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应有之义。文化发展事实上是社会主体人格的发展：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王国，政治上层建筑是经济关系的“另外一次方”，而文化上层建筑则是社会发展的自由王国，在这个自由王国里，人民以个性的充分发展为目的，开辟出文化生活的领域。文化发展与政治经济发展形成一对辩证矛盾，其中包含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对立统一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呈现出异化的关系，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新文化将逐渐扬弃异化，体现出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
以毛泽东为历史符号的新中国建立者和建设者，他们所开辟的解决中国现代化难题的历史道路是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命题主要是：第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回答公有制如何发挥劳动者的个人才能？第二，揭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运动中的作用，说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如何协调统一？第三，社会主义民主如何铲除官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四，如何保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开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源泉？第一、二个命题是经济命题，第三个命题是政治命题，第四个命题是文化命题。前三个命题中贯穿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矛盾派生而出的。第四个命题专门提出人的发展的问题，同时指向一个更高层次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命题”展现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性，我们要总结和叙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运动的规律，应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矛盾为现实的和逻辑的起点。
二 认识社会发展辩证法的理路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明并示范了社会发展辩证法，他运用社会发展辩证法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否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指明，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社会发展需要四个步骤：其一，全面地占有现象材料；其二，从现象材料中确认事实，进行事实与事实的比较，发现规律的系列；其三，运用抽象力从规律的系列中确证基本矛盾；其四，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叙述基本矛盾运动转化的历史过程。第一、二个研究步骤，是任何一门科学研究的起点。但是，马克思强调，对于辩证法来说，更重要的是后一半工作。辩证法的科学性在于发现事物运动的内在动力——事物内在的基本矛盾，并揭示和叙述出基本矛盾运动转化的历史过程。发现和确定事物内部基本的矛盾，这是辩证法的起点。我们认识事物，实质上是认识事物发生、发展直到灭亡的历史。辩证法把握历史绝不局限于表面现象，也不固化于对本质的一知半解，它旨在发现和揭示事物从产生到灭亡的自我否定过程。因而，唯物辩证法首先要发现事物内部的自我肯定性（暂时存在）和自我否定性（向他物转化），并确认两种根本属性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一旦事物内部自我肯定性与自我否定性之间的基本矛盾得以确证，辩证法就找到了科学征途的起点，这个起点既是现实的起点又是逻辑的起点。这是因为，在唯物辩证法这里，概念的逻辑演进不过是现实的矛盾运动的反映和叙述。唯物辩证法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为原则，它的逻辑演进起点也就是矛盾运动的现实起点。我们要认识社会发展辩证法，就必须从现实社会中确定其内在的基本矛盾，以此为起点，然后展开对基本矛盾运动过程的考察和叙述。纯粹地在理论反思的角度认识和讲述社会发展辩证法，还只是在河岸学习游泳，要真正学会游泳还须进入河中，因而，我们认识社会发展辩证法和运用社会发展辩证法应是同一个过程。
我们力图从现实社会入手认识社会发展辩证法，同时运用社会发展辩证法研究现实社会。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矛盾。本书的核心工作是确证以上两对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当中的根本性，并从这里出发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辩证法。在做这个工作之前，我们还须暂时安于在河岸上学习泳姿，从理论反思的角度充分地论证社会发展辩证法的科学性，为此，在导论中我们须先说明论证社会发展辩证法科学性的理路。
确证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的”就是客观存在的矛盾，而“矢”则是科学方法论。历史唯物论确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力，这一科学发现的“的”是历史运动内在的基本矛盾，而“矢”是唯物的历史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确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内核，这一科学发现的“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基本矛盾，而“矢”则是唯物的社会发展辩证法。现在，我们要“续写”《资本论》，这一研究的“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基本矛盾，而“矢”则是唯物的历史辩证法和社会发展辩证法的进一步具体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实社会的客观矛盾就摆在我们面前，而我们必须掌握唯物的社会发展辩证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再从本质上升到现实，这样才能把握到矛盾，否则就会在“熟知并非真知”的境遇中把表象当作自在，把习惯或教条奉为真知灼见。
我们首先在“器”的层次，对社会发展辩证法的科学性有一个反思，其中的理路是：第一，阐明什么是辩证法；第二，叙述辩证法的问题发展史，说明辩证法、唯心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社会发展辩证法之间的历史联系；第三，比较社会发展辩证法各种典型形态的基本特征。现在，我们就此理路为后文的系统论证提出系列命题，并表明我们的基本立场。
第一，什么是辩证法？孙正聿教授总结和发扬列宁的系列观点，他认为，辩证法是理论思维的前提性批判，专门来解决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统一的问题，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反映在哲学中则表现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因而，他主张必须从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高度去理解辩证法，对辩证法的认识不能低于这一个高度。这一观点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观点。
孙教授指出，辩证法是理论思维的前提性批判，其科学意义有三：其一，辩证法是理论思维的反思；其二，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高于理论自身的内在矛盾；其三，在哲学内部，辩证法所反映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表现为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总的来看，孙教授是在理论思维的精华——哲学内部考察辩证法，他特别强调概念辩证法是哲学理论思维的科学形态，在哲学史中，黑格尔辩证法和《资本论》辩证法是概念辩证法的典范。
孙教授的观点对我们的启发是：辩证法反映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站在理论的角度，辩证法的科学形态表现为概念辩证法；那么，站在实践的角度，辩证法的科学形态是否表现为实践辩证法？在我国学界，承认实践概念法的存在并不是一个难题，因为马克思早就宣告了历史唯物主义实行哲学革命的宣言：“对于哲学家来说，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站在实践的角度看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不仅可以看到这对矛盾的全貌，而且能够洞悉这对矛盾运动的方向：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于实践。既然如此，那么，对于改变世界的历史实践，是否也有实践辩证法的科学形态，如同概念辩证法作为理论思维的科学形态，然而能够更为完整地揭示和叙述出理论与实践矛盾运动的全过程？
解答以上命题，需要继续反思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指出理论与实践是一个总体，后来他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中指明理论与实践的总体就是社会存在。卢卡奇的这一认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主要有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古人曾用知和行来描述这两个方面，从总体上看人类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是一个不可分离、不可割裂的必然过程，但是在联合成必然的每一个现实环节，理论与实践之间却充满着暂时的分离和割裂。我们抽象地看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合聚散”是没有意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与统一是在具体的人类社会历史活动中展开的，要看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我们应回归到社会历史当中去。
认识到社会历史是一种高级的运动，或者认为历史是偶然的无意义的现象拼合，这是辩证法与反辩证法观点的基本区别。承认社会历史是一种运动，这一观点并不起自马克思主义。启蒙主义运动从理想转变为现实，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来到人间之后，德国古典哲学已经历史地反思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演进，黑格尔哲学力图将人类的思维活动、文化精神的发展、制度的演变、社会的现代化都叙述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黑格尔前无古人地描述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精神、文化和理论的发展史。但是由于局限于唯心史观，黑格尔哲学只能描述观念（理论）的历史，却不能揭示现实（实践）的历史。马克思实行哲学革命，科学地揭示和叙述现实（实践）的历史，对黑格尔哲学关于理论与实践矛盾的颠倒立场予以彻底批判。马克思发现，社会历史的运动源于其内在的物质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这对矛盾又派生出一系列更为复杂的矛盾，这一矛盾的体系成为人类历史实践的内部结构。马克思正是通过考察人类历史实践的矛盾体系而把握到了实践辩证法。
黑格尔在观念史和理论史中发现了概念演进的规律——概念辩证法，概念辩证法是解释矛盾运动的科学方法论，即使我们要解释实践史仍然要运用到概念辩证法，但是，概念辩证法还不是解决矛盾的科学逻辑。辩证法作为科学方法论，它的研究对象是矛盾。矛盾是客观存在，矛盾的运动过程有着客观的规律，这就是客观辩证法的内容。但是客观辩证法如果不为人所把握，那么它的存在就在人类社会之外。在人类实践的历史中，人不可能绕过客观辩证法而存在，因而客观辩证法就转化为客体辩证法，人类在探索客观辩证法的进程中不断磨砺把握矛盾的科学方法论，因此产生了主观辩证法，概念辩证法就是主观辩证法的典型形态。但是概念辩证法并不一定是主体辩证法，人们能够运用概念辩证法认识矛盾，却未必能够解决矛盾。人类实践不同于认识，认识领域内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思维发现和确证存在内部的矛盾，即达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然而，更重要的事情还在后面呢，人们认识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实践的职责就在于解决矛盾。那么，矛盾既然是客观的，它是人能够改变的吗？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实践的内部结构表现为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为核心的矛盾体系，实践的内在矛盾性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性，实践内部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的关系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的目的和活动本身就是实践矛盾的组成方面。马克思指出实践是社会历史的物质基础，应从主体方面理解实践，即从主体“改变世界”方面来理解物质实践。他向我们指明：在实践的内在矛盾——主体与客体的矛盾中，主体作为自我否定的一面，代表着实践的发展方向。马克思还向我们指明：在社会历史运动中，人类“只有在现实中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取得解放”，这个“现实的手段”就是不断改变和革新社会关系、以此为杠杆实现改变世界的目的。人类改变和革新社会关系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而人作为主体改变世界，从而充分地锻炼和实现自身的主体性，这就是自由。辩证法对矛盾的研究继续上升到自由的高度，实践辩证法最终孕育出以自由为目的的主体辩证法。
自由是哲学的主题和最高命题，从客观辩证法到主观辩证法，从客体辩证法到主体辩证法，辩证法的发展反映出人类认识自由、实现自由的历史。概念辩证法是人们认识自由的哲学方法论，实践辩证法则是人们实现自由的科学逻辑，我们不能低于自由这一高度去认识辩证法。孙正聿教授指出，思维通过辩证法达到与存在的统一，因而进入自由状态。他阐释列宁的立场，强调：思维反映存在、思维与存在相统一具有必然性。我们继续推而广之可以看到：理论反映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亦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自由的必然和必然的自由。
总的来看，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革命皆源自他对人类历史实践的深入考察：历史唯物论发现人类历史实践的矛盾体系，它展示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辩证法和客体辩证法；马克思运用主观辩证法深入到实践内在矛盾性的最深层，揭示出实践的自我否定性源自主体对客体的批判和改变；他又在自由论中专门研究实践主体在主体与客体的矛盾中达到自我实现的辩证运动。因而，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和自由理论是内在统一、三位一体的，我们应当在这个广度和深度上认识辩证法。
第二，研究辩证法的问题发展史。认识任何事物，都是认识它的发展史，对于辩证法本身亦不例外。辩证法的问题发展史，即是它自身的矛盾运动史，而它自身的内在矛盾性就是我们研究它的最基本对象和命题。
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是辩证法最基本的研究对象。我们研究辩证法，则是要考察辩证法如何辩证地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中知与行、观念的历史与现实的历史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通过唯物辩证法研究以上矛盾的科学道路是：辩证法、历史唯物论与自由论内在统一、三位一体。我们可以从这个三位一体中看到辩证法的历史性和历史的自由性：辩证法的本质是历史运动规律的逻辑反映，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是必然和自由的统一，辩证法把握住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以此揭示历史运动中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在这里，历史唯物论好比“的”，辩证法好比“矢”，自由论好比“矢中的”。我们研究唯物辩证法的三位一体性，将面对如下的理论提问：为什么辩证法之“矢”能够射中历史唯物论之“的”？为什么主体代表着实践内在矛盾的运动方向？为什么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具有历史必然性？有一种回答认为，历史运动是其内在矛盾运动的总体展开，辩证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揭示和叙述出历史矛盾运动的总体特征，因而辩证法是用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体现出方法与内容相统一的科学性。这种观点强调历史矛盾运动的总体性，以及辩证法对历史矛盾运动的适应性，从而将唯物辩证法解释为唯物的历史辩证法。但是，这还是不够的。孙正聿教授特别强调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于树立了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即通过发现实践，揭示出辩证法之所以具有否定和批判精神的物质根源。唯物的历史辩证法这一称谓，还只是在理论的范围内反思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它还不能说明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发现实践就能够证明辩证法的概念运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恰恰能够反映事物的自我否定性？我们知道，历史是人类实践和反思实践的历史，实践是扬弃和开创历史的“火车头”，人们通过理论思维认识历史实践，而实践本身则是自由自觉的物质活动。人们运用概念辩证法认识和叙述实践历史，这归根结底是对实践历史的反映和解释，唯物的历史辩证法以概念辩证法为内核，它还没有包容进来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实践辩证法，它说明了历史矛盾的总体性，但是还不能说明历史实践的主体性。人类历史实践内在矛盾运动的方向是实现自由，人类充分实现自身主体性的自由精神是历史实践具有革命批判本性的根源。人类实践的自由性和批判性，需要实践辩证法予以说明。那么，我们从哪里发现实践呢？实践就是我们眼前的现实社会发展的内核，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认识和实现自由是我们考察历史矛盾运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而，我们可以把贯通历史与现实、总体与主体、概念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的辩证法描述为唯物的社会发展辩证法。
现在我们梳理出关于辩证法的基本理论提问：其一，为什么主体代表着实践内在矛盾的运动方向？为什么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具有历史必然性？其二，为什么实践辩证法的自由性决定了辩证法的概念运动能够反映事物的自我否定性？辩证法的发展史，同时是辩证法不断解答以上两个根本问题的理论发展史，其中贯穿着理论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我们应当怎样认识辩证法的问题发展史呢？孙正聿教授对辩证法史的认识源自他对辩证法的分类学。他认为辩证法有三大形态：素朴辩证法、概念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他认为，严格说古代的素朴辩证法还不是辩证法，概念运动是辩证法的基本形态，黑格尔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用概念运动描述文化史，他发现了概念辩证法，但是他却不能说明概念的否定性运动的根源，这一根源是由马克思发现实践因而揭示出的。孙教授所描述的辩证法史是：古代的素朴的辩证法、近代的形而上哲学开辟了辩证法的问题域、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文化批判辩证法。孙教授科学地描述出辩证法史的事实。我们在以上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辩证法、历史唯物论、自由论三位一体的观点出发，提出辩证法史与自由史相一致的基本判断。辩证法是研究自由的根本方法，研究辩证法史应贯彻方法与内容、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相统一的原则。自由思想史和辩证法史的划分具有相匹配性，其大略是：
第一个阶段：古代自由思想 【西方：本原—存在—理念—神；中国：天—道—理】 和古代辩证法 【西方：逻各斯—悖论—辩证法—形式逻辑；中国：儒（中庸、易）、释（双遮双诠、无著）、道（道枢、齐物）三家辩证法】。
第二个阶段：中世纪自由思想 【西方：道德自觉目的下的神；中国：道德自觉目的下的君子】 和中世纪辩证法 【西方：唯名论与实在论的矛盾；中国：程朱之学与陆王之学的矛盾】。
第三个阶段：现代（资本主义）自由精神 【资本主义自由精神的两大难题：自然必然性与意志自由的矛盾、道德自由的理想性与政治自由的现实性的矛盾】 和现代唯心辩证法 【从康德的“三大批判”到黑格尔辩证法体系】。
第四个阶段：资本主义自由批判 【马克思的自由理论、存在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 和辩证法批判 【唯物辩证法、现象学、分析哲学、解构主义】。
第五个阶段：共产主义自由精神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重写人类自由史】 和唯物辩证法的系统化 【概念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相统一，实践辩证法促进概念辩证法的逻辑运动继续前进】。
在辩证法发展的五个阶段中，贯穿着人们认识和把握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辩证关系的历史过程。在古代辩证法中，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尚未形成，到中世纪，伴随着道德主体的诞生，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初步形成。在现代辩证法中，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正式形成，尤其是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表现为异化与异化的扬弃。人们为批判和扬弃异化，首先反思和批判辩证法自身，因而产生了对传统辩证法批判反思的不同流派，当前正处于不同辩证法流派交锋对决、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历史时代。
第三，比较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典型形态。我们认识辩证法，如果只是剖析了它的概念、梳理了它的历史，那么，由此所达到的对它的认识依然是粗线条的。我们还需要真正深入到辩证法体系中去，比较辩证法的典型形态。这就好比，我们只是从木材的躯干能够大概估计它的年龄，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生存的历史就要看它的横截面、观察年轮。
辩证法的发展虽然经历五个阶段，但从其基本形态上看，辩证法可以区别为古代辩证法和现代辩证法。古代辩证法的典型形态，在西方以柏拉图体系和亚里士多德体系为代表，在我国以儒学辩证法和佛学辩证法为代表。现代辩证法的典型形态，主要以黑格尔哲学体系和马克思《资本论》辩证法体系为代表。
首先，我们应看到古代辩证法与现代辩证法的共性。古代辩证法和现代辩证法的研究对象都是矛盾。我们须知，并不是任意两个对子都是矛盾。矛盾专指事物内部自我肯定性和自我否定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古代辩证法和现代辩证法都直指事物内部的肯定（自我肯定）和否定（自我否定）的关系。在古代社会，自苏格拉底将哲学的视野转向人自身和人类社会生活之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人类社会中确证了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思维与存在、真理与意见这些基本矛盾。在东方，老子发现有与无的矛盾，《周易》讲述阴阳、体用、道器等矛盾，儒家陈述天人、诚明、善恶、君子与小人、夷夏等矛盾，佛家阐述空有、生灭、真实与虚幻、烦恼与自由等矛盾。在现代社会，概念辩证法取代古人以形象思维或思维形式表述辩证法的古老方式，创制出以事物自身的矛盾运动过程展现辩证法的科学方法。黑格尔以肯定和否定描述矛盾的两个方面，并将之贯彻到对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历史发展的叙述中去，完成了用矛盾运动把握和叙述文化史的伟大壮举。马克思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继续运用矛盾运动揭示和叙述出实践史和自由史。
其次，我们还应看到古代辩证法和现代辩证法的根本区别。虽然，古代辩证法和现代辩证法都研究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肯定与否定，但是，各个辩证法形态却得出差别迥异的肯定与否定关系，跳出风格各异的“辩证法舞蹈”。例如，佛学辩证法的“舞蹈节奏”是：否定（空）—肯定（假）—否定肯定与否定的分别（中）。易学辩证法的节奏是：最根本的肯定—否定对子（乾坤），接下来每一个对子都是乾坤的子孙，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物极必反，一系列的物极必反最后成就根本的复归——返回到乾坤这对基本矛盾。黑格尔辩证法的舞蹈是著名的三步舞：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或者说是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三步舞”勾勒出发展的历史，问题出现在黑格尔所认识的“否定”是虚幻的，它混淆了事物的自我否定与其为绝对精神“牺牲自我”的区别，最终使绝对精神成为绝对的肯定。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舞蹈节奏依然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但是这里的否定是真正的自我否定，自我否定决定了矛盾运动发展的方向，因而辩证法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
最后，我们要认识到各种典型辩证法矛盾运动归宿不同的根源。佛学辩证法的归宿“空空”指向心性平等，易学辩证法的归宿“乾坤”指向等级间的礼乐和谐，黑格尔辩证法的归宿“绝对精神”指向资本主义自由精神的神化，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归宿“革命地批判”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我们看到，古今辩证法都指向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事实上，社会发展才是辩证法产生的物质根源。辩证法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导向：辩证法从现实的社会发展中发现矛盾，为探索矛盾的根源而去追问世界、人生、社会、思维、心性的本源，辩证法为此而锻造出世界观和历史观，这时辩证法发展到理论掌握人心的深度和高度，它初心未忘，又回归现实的社会矛盾中去，鼓舞人心去探求治理社会人心的治道和治策。
因此，就辩证法来自社会发展而又回归于社会发展这一事实而言，那么辩证法的全称就应该是社会发展辩证法。如果我们只看到辩证法追问世界来龙、叙述历史去脉的那个环节，便将之视作概念逻辑运动的大全，那么就残忍地对辩证法做了“掐头去尾”的支解。如果我们为概念辩证法再加上来源和归宿，那么我们会看到比概念辩证法更为丰富的辩证法叙述形式，这些不同的辩证法叙述形式共同组成了社会发展辩证法。
社会发展辩证法亦分为古代形态和现代形态。古代社会也有社会发展辩证法，只是古代的社会发展辩证法没有达到科学形态。在我国，五经系统展现出古代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典型形态。进入现代，社会发展辩证法才成为科学。社会发展辩证法成为科学，而经历了两次“科学革命”：第一次是概念辩证法的革命，革命的最高成果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第二次是实践辩证法的革命，革命的最高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
中国古代社会治道集中体现在五经系统中。《春秋》微言大义，实质上是我国古人所把握到的社会历史运动的矛盾性，以及儒家解决社会历史矛盾和难题的基本原则。而《周易》则叙述出古代社会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尚书》是对治道的正面阐述，《诗经》则是治道在人民当中的镜像。《礼》是治道的理论化和现实化。《四书》则讲述社会治理的主体践行治道的要旨和心得。《春秋》蕴含着朴素的实践辩证法，《周易》则蕴含着朴素的概念辩证法，而五经系统则构成古代社会发展辩证法的总体和主体结构。
黑格尔哲学体系，是概念辩证法的典型代表。概念辩证法是实践辩证法产生之前，辩证法的合理表现形态。在黑格尔辩证法体系中，他的概念辩证法“包裹”着实践，但是实践范畴并没有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中脱胎而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辩证法体系的归宿亦是治道：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制定了运用辩证法研究自由思想史的纲要，在《逻辑学》中揭示出概念辩证法的科学内涵，并运用概念辩证法叙述人类实现自由的矛盾运动规律，然后，他在《美学》《宗教哲学讲演录》《哲学史讲演录》中继续运用概念辩证法将自由思想史的研究扩充到文化史，接着，他在《历史哲学》中试图用文化史说明实践史，最后，他在《法哲学原理》中又运用概念辩证法陈述他对现代社会治理的主张。黑格尔运用概念辩证法在文化史、观念史的研究中取得成功，但随着他的研究从文化史转向实践史、从观念的历史转向现实的历史，概念辩证法的局限性显示出来，由于忽略和逃避实践辩证法，黑格尔哲学最终落入庸俗哲学的泥潭。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科学的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典范，其中贯穿着概念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的统一，总体与主体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我们比较社会发展辩证法各种典型形态的基点就在《资本论》社会发展辩证法，因为它是辩证法史中的“人体”，通过认识《资本论》，我们可以认识向它发展过程中的“猴体”即各种中间形态的社会发展辩证法。在后文详细叙述辩证法史的章节，限于篇幅和能力，本书主要讲述西方辩证法史，辩证法史的中国部分留待日后再叙。
三 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内容和叙述形式
以上，我们从“器”的角度，陈述了认识社会发展辩证法的理路，接下来，我们将上升到“事”的高度，强调我们研究社会发展辩证法的目的是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基本矛盾，叙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为此，我们在导论中特别说明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内容和叙述形式，并指出社会发展辩证法为什么是研究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科学方法论，为什么是我们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的科学根据。我们将以马克思《资本论》的社会发展辩证法为范例，阐述上述问题。
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内容是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和自由论的统一：社会发展辩证法是辩证法，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实内部的矛盾，它的任务是发现和叙述人类认识现实矛盾和解决现实矛盾的完整过程。社会发展辩证法是历史唯物论，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物质实践所包含的矛盾体系，它的任务是揭示人类实践复杂联系和矛盾发展的基本特征。社会发展辩证法是自由论，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发展与人自身发展的辩证关系，它的任务是阐明自由的必然性和批判的彻底性。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内容表现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普遍的历史矛盾体系和运动规律；其次是特殊的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最后是人们认识历史的普遍矛盾与现实的特殊矛盾，贯通历史与现实，发挥主体的批判精神，解决现实社会矛盾，达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实现自由。普遍的社会历史矛盾和特殊的现实矛盾构成矛盾的总体，社会发展主体在矛盾的总体中为实现自身的目的而自由自觉地活动着。社会历史矛盾的总体性与人类活动的主体性辩证统一。在社会历史的矛盾总体中，贯穿着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而人类的主体性活动体现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资本论》的社会发展辩证法是“大写的逻辑”。我们研究《资本论》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内容，可以看到，《资本论》正三卷揭示和叙述出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矛盾及其历史运动的规律必然性。然而早在《资本论》草稿中，马克思就率先解答了一个前提性的理论命题：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则贯彻和运用于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中去。在此文本中，马克思一方面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化，另一方面又将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放之于人类社会历史，从而实现了从历史唯物论的历史性到剩余价值学说的现实性之间的逻辑贯通。我们还可以看到，贯穿《资本论》草稿和她的全四卷，马克思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在经济关系的矛盾总体中的历史活动。在《资本论》草稿中，马克思鲜明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主体在由各经济部门组成的总体中的活动”。在此文本中，他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具体化为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四个经济环节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一以贯之地考察了经济活动的主体在四个环节的活动中，如何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自由主体性。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草稿中还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体自由与异化的矛盾出发，扩展到对人类自由史的阐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矛盾的研究从未中断，在《资本论》三大手稿和全四卷中，他全面描述了资本主义自由与异化的矛盾，还特别剖析了异化现象中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揭示出异化意识产生的根源。总的来看，《资本论》社会发展辩证法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一方面贯通历史和现实从而完整地发现矛盾的总体，另一方面则彻底地追溯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在自由与异化的矛盾中如何实现主体性的充分发展。《资本论》社会发展辩证法呈现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和自由论的统一。
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叙述形式是概念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的统一。唯物的概念辩证法的叙述形式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其根本原则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概念辩证法也具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形式，但是其根本原则却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显然，唯物的概念辩证法是对唯心的概念辩证法的颠倒。概念辩证法解释和叙述历史与现实的矛盾总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实践辩证法超越概念辩证法只叙述矛盾总体的范围，更为深广地叙述主体与总体的矛盾运动。因而，实践辩证法是发现和成就主体的辩证法，它所反映和叙述的内容是社会主体在历史与现实的矛盾的总体中解决矛盾的过程，即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因而它的叙述形式与概念辩证法的叙述形式根本不同。实践辩证法的叙述形式不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是恰恰相反，它要从概念辩证法已经达到的具体，再走回头路，从具体深入到抽象，从现实再回到本质。实践辩证法“走回头路”的过程，其实质是主体要在本质层面根本解决矛盾，这并不是简单地退回到抽象本质，而是主体在已经掌握矛盾的总体后，重新审视现实围绕核心本质而生的矛盾结构，化现实条件为手段，以本质为目的，“由里及表”地规划解决矛盾的战略和策略体系。
我们从叙述形式的角度研究《资本论》社会发展辩证法，可以看到，《资本论》正三卷运用概念辩证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叙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由此揭示出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中自我否定的历史过程。此外，《资本论》草稿专门贯通历史与现实，陈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中扬弃封建制度，而又必将为共产主义制度所扬弃的历史必然性。我们还看到，《资本论》三大手稿和总四卷的文本、理论结构，包含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矛盾的全面论述。尤其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在《资本论》正三卷中，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叙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矛盾运动过程的逻辑进程相匹配，还有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叙述资本主义异化和异化意识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演进过程，而在《资本论》第三卷结尾章节，马克思则专门考察了扬弃异化和异化意识的历史过程，在这里我们能够体会到实践辩证法的典型形态。马克思对异化和异化意识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演化过程进行了反思，最终指出，扬弃异化和异化意识必须从日常的颠倒性的社会关系及其意识形态不断深入到本质，对本质层面的经济关系和制度进行颠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现实同时也是日常层面看待异化和异化意识，终究会陷入与现实并行的假象当中难以自拔，不能根本上对异化实行扬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在马克思之后继续发展，在列宁和毛泽东那里发展成为成熟的战略和策略体系，实践辩证法也因之获得了典型的叙述形式。
总的来看，由全四卷和三大手稿组成的《资本论》理论体系，包含着完整的社会发展辩证法。从内容上看，《资本论》社会发展辩证法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矛盾总体，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异化矛盾，最终指示出扬弃异化、实现自由的历史必然性。从叙述形式上看，《资本论》运用概念辩证法叙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矛盾总体及其运动过程，运用实践辩证法叙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资本论》社会发展辩证法在内容和叙述形式上呈现出一致性。
现在，我们要“续写”《资本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那么，我就应当总结和继承《资本论》社会发展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将目光转回到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辩证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命题”。而事实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征程挺进纵深，党和人民不断求解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命题”的历史答案，不断地取得一系列理论成果，科学地探索和概括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基本特征，这些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需要我们备加关注的是，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辩证法中的概念辩证法之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系列治国理政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实践辩证法之维，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辩证法的发展已进入将概念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理论阶段，我们应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系统阐释和发展以上理论成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继续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