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黑暗意识与启蒙

而我更要说的是，被你们审判过的，我要重新审判。这是我开始写作的原初动力。即如上面所言，他们借着对堕落的否定、审判，表达了对他们所认同的秩序、规范、原则、信仰之外生活的拒绝，对多种可能性的蛮横的抗拒。最重要的还不在于此，重要的是他们不说明抗拒、拒绝的理由，或者根本不审视他们所赖于判断的理由，他们觉得那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它们就不言而喻了？谁论证了它的自我圆满？

人太自以为是了。作为一个命定的后来者，我仍要倔强地表达，我不要经过你的观念再去看存在，我要和存在直接面对。我的愿望只是和于坚一样：“我梦想着看到一头老虎/一头真正的老虎/从一只麋鹿的位置 看它/让我远离文化中心 远离图书馆/越过恒河 进入古代的大地/直到第一个关于老虎的神话之前/我的梦想是回到梦想之前/与一头老虎遭遇。”^[1]这诗当然是个比喻，寓意也很明确，唯有“回到梦想——那些文化中心、图书馆存在——之前”，那时我们才能看见那只真正的“老虎”。

于坚与苏格拉底一样，在“我”与存在之间，求的是直以性情性命相见。这是智者简洁通明的智慧，只有如此的智者才有资格言说启蒙。启蒙这个词被滥用了。不能再容忍了。启蒙者首先是个自启者。从内视开始。孔子说君子“日当三省其身”，这才是诚言。从不自省、自以为是的伪启蒙者们却常常摆出一副君临其上的架势，岂不知就如灯下的丈二金刚，连自己都还没瞧见，又如何瞧见别人？唯有从自启始，然后，才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赫尔岑说，谁都不要奢谈拯救别人。每个人先要救起的是自己，每一个人得救了，人类也就得救了。赫尔岑另一个判断更深刻，他说，暴君、独裁者往往打着人民的旗号奴役人民。套用这个句子，就是，那些伪启蒙者往往打着启蒙的旗号奴役被启蒙者。

在启蒙的麾下曾有那么多的好名词：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独立、平等、解放、民主、人道，等等。每一个词都是金光闪闪，每一个词都让人热血沸腾、血脉贲张。我也是这些词语的拥护者，至今还是。但，别急！我所以拥护这些词语，是要得到与这些词语相配的真货色，而不是只满足于口腔的言语狂欢。从今回望，不堪回首，我体会着轻蔑、愤怒，最后沉浸下来的却也只有忧伤。在现代文学的图谱上，在启蒙的名目下，我首先想起的竟然不是鲁迅，我想起的是茅盾、老舍、张爱玲、路翎、沈从文、萧红，我甚至不想掩饰我对周作人的思念。说到底，鲁迅的“思想家”大于他的“文学家”，虽然，他在文学上也是一把好手，只是他志不在此，没有让这种才能完全释放。思想的启蒙多作用于理智，且不足够宽。思想于人的整个生命而言，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文学则不同，不作抽象思辨，注目于感性生命的完整流程，在舒缓精致的细描中让你看清生命的每一条纹理，每一条血管，每一根神经。正因为这样，他们或许没有高调地把启蒙者的徽章别在衣襟上，却真正担起了生命启蒙者的使命。

茅盾第二部长篇《虹》里的梅行素，这个桀骜的叛逆者，茅盾一点也不掩饰为她取名的象征性。“梅”，傲雪斗霜；“行素”，我行我素。她的叛逆还真不是时髦肤浅的追求。在学校里排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时，她对着那一帮“前进”青年说，你们自以为时髦前进得很，整天嘴上高喊着“个性解放、婚姻自主”这类时髦的口号，就以为可以追求到新生了。其实，你们这帮人与过去时代里的遗老遗少们有何区别？他们是吃“子曰诗云”的饭，你们不过是吃“打倒旧礼教”的饭罢了。梅行素太了不起了，纸糊的架子一下被她一双慧眼戳穿了。太痛快！我很多时候非常不喜欢茅盾，但是，他的《蚀》三部曲以及《虹》的前半部，我佩服。在茅盾之前，有谁写出了这真正“五四”青年的风采？梅行素的与众不同在于她思想具有的穿透力及知行的真正合一。她说，《玩偶之家》中娜娜也很平常，因为她的思想还只停留在“女性”的层面，梅行素清醒地说，女人只有到了把自己当作“人”而不是“女人”的那一天，才是真争取女性解放的开始。

老舍也从来不是一个膜拜他人的亦步亦趋者，面对20世纪初汹汹来临的西方文化，他沉着、理性面对。作为一个在苦水里泡大的人，他不相信任何纸上的道理，他只从实际人生中看取。从《二马》《赵子曰》到《离婚》《月牙儿》，老舍对自己小说里的“新（派）青年”一直摆出剥皮抽筋式的鞭挞姿态，朴实的老舍几乎对那些“新派”后的浮华怒不可遏，这或许与他苦难的童年有关，可贵的是老舍并没有因为性情趣味的差异而产生过度的偏见，他出色的讽刺艺术因为幽默的调和更见老辣。而在表达的主旨方面，老舍表现出的睿智和刻画的深度与他的讽刺艺术一样精彩。他通过小说对现代中国的贡献之一是，借助于他出色的表达，他让中国的读者看到现代西方的“新”文明在输入中国“被中国化”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令人厌恶愤怒的“旧”。老舍并不是拒绝西方文明，他是借西方文明在中国语境里的变种表达了中国人的丑恶。《月牙儿》里的“胖校长侄儿”这个玩弄女性的纨绔子弟，满口吐出的却正是“个性解放、恋爱自由”这些最时髦的名词。正是在老舍这面独特的哈哈镜前，人们幡然醒悟，在启蒙这个新鲜的招牌下，中国老传统里的脏污在如何借尸还魂。或许老舍有点阴阳怪气，但他凭借自己小说无可辩驳的力量让在许多人眼里光鲜亮丽的启蒙招牌变得有些黯然失色。倘若换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可以看作是老舍对那个时代的一份贡献——他启人重思启蒙在现代中国到底应走怎样的路径。

在同样的命题下，张爱玲的《五四遗事》也非常出色。这部在“五四”运动已过去很多年后写成的作品以及太过“显志”的命名更看出张氏对此主题的耿耿以怀。和老舍一样，张氏也是一个从不幻想的人，他们仿佛就是为把梦中人从梦中叫醒才存在似的，摆出一副倔强的姿态。《五四遗事》里的王小姐，因为思想的志同道合与在乡下已有妻室的同事在西子湖畔恋爱了，“个性解放、恋爱自由、蔑视礼教”的神力鼓舞着王小姐沉醉在甜蜜的恋情中。暑期男子回乡离婚，出乎意料也在中国情理之中的艰难，婚没离成，带着一身的鼻青脸肿回来了。事情就这么僵持着，一年过去了，王小姐不在乎；两年过去了，王小姐有点忧虑；三年过去了，王小姐陷入迷惘；再接着，焦虑、慌张、后悔、绝望。已没有退路，再回头已是百年身。最后的最后，王小姐只得现实地和男子回乡下做他的小妾。浪漫的开始，荒凉的结束。到底概念斗不过生活。启蒙话语终究不过是话语上的启蒙，太像一个讽刺。

鲁迅在《伤逝》里，也有他别开生面的精彩表现。鲁迅以他一向的“更多更严厉地审判自己”的姿态，借着涓生，戳穿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男性的丑恶。《伤逝》的讽刺超过了它的悲悯。简洁地说，涓生与老舍《月牙儿》里“胖校长侄儿”有本质的区别？涓生在恋爱和打算抛弃子君的两个不同时段，说的是相同的启蒙话语，他却为何有自我讽刺之感？奥妙再简单不过，话是一样的话，却因说话人不同的暗示方向，语意早已被扭转，从前到后，涓生都是话语及其阐释的操控者，而他的目的只是捕获或抛弃，推动如此行为的不是爱，而是涓生自己的原欲的满足和满足后的厌倦。“个性解放”“恋爱自由”这些好衣料，被别有用心的涓生做成了一件污秽不堪的亵衣。在中国，从来就是这样的“名”与“实”的分离。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写的是人与灵魂的苦斗，在知识分子自我启蒙这个层面上，没有人比路翎更诚恳、更深刻，这本书的每一页几乎都有灵魂在燃烧，肉体在战栗。路翎绝不放过肉体与灵魂互动的任何一个瞬间，他总是紧紧地揪住不放，他把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演化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情的灵魂拷问，撩开一切虚饰的面纱，诘问人性中的“罪”与“恶”。在小说的下半部，他写蒋纯祖在面对17岁的美少女李秀珍的求救时，刚一写出蒋纯祖的浮面的“正义激情”，路翎随即毫不留情地剥开了蒋纯祖充满肉欲幻想的真面，如此狭路相逢地对照，同样17岁的路翎表现出了摄人心魄的雷霆万钧。此外，还有沈从文、萧红……

如此富有生命质感的书写昭示出一条坚实的理路：启蒙是为寻求光明的世界，可为要寻求到这个光明世界，却要从直面人生命世界里的黑暗开始。这就是我要人们对“黑暗”有“意识”的缘由所在。

但仍要说明，我所说的黑暗意识，如果说它是一种观念，那也是认识论而非价值论上的，我更愿意用它表明思维方面的一种方法，一种对人与世界认知的途径，把它作为具体思想的基本背景来依托。正如上面所言，从词性上，我乐于将“黑暗”看作一个中性词，这样的不偏不倚对具体的判断不仅不是无关紧要，更对作为思想主体的“我”作更理性的思辨有着重要的意义。过于轻率的褒贬会导致过早地进入判断而省却了细细考量的过程，进而影响最终判断的相对公正。要好好地思想，必须先好好地陈述，然后再结实地判断。“黑暗意识”可以作为一个概念来理解，但它首先不是判断，而是陈述。简单地说，黑暗意识是指发自对人性中和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存在的直面与反思。它们之所以处在“黑暗”中，并不只是因为它们自身的深邃黑暗，还因为人们刻意的回避。所以在“黑暗”后面加上“意识”，主要针对的便是后者。仅仅有光明意识是不够的，那只能证明我们对存在的认知是残缺不圆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