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湘学”的概念、源流及特征研究

(一)关于“湘学”概念研究

“湘学”这一概念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大凡湖南地区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教育科技以及精神特质等方面的内容均包含在内，就狭义而言，即仅仅指湖南地区的学术文化思想。目前湘学的研究者多是从狭义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并认为湘学是一个有特定内涵和时空范围的学术思想史概念。应该说，这也是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这批学者在其有关论文、论著中多次表达了这些观点。

方克立对“湘学”、“湖湘学”、“湖湘文化”等概念进行了梳理，认为这三个概念的内涵虽有交叉，但不完全等同。“湖湘学”是湘学的一部分，是朱熹等先提出，以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栻为代表的南宋理学的一个理学派别，后来，黄宗羲、全祖望沿用这一名称，因此，严格地说，船山学和近代湘学都不包含在内。关于“湘学”，方克立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包括濂溪学、船山学、湖湘学、近代湘学等。认为具有比较严格的学理和学术传承意义的湘学实际上始于宋代，胡安国父子开创的湖湘学派使它成为一种有着鲜明学术个性和全国性影响的地方学术思想。“湘学史就是湖南地区学术思想发展史，特别是宋以后的湖南学术史。”“湖湘文化”这个概念则不仅涵盖了哲学、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一系列精神文化内容，而且包括民风、民俗、民族心理等所谓“俗文化”。湘学的涵盖面介于“湖湘学”与“湖湘文化”之间，无论湖湘文化的概念包罗有多广，其精神内核却是湘学。[1]

王立新、陈代湘的观点与方克立相近。王立新认为，湘学产生于南宋，它不是湘中学术的简称，湘中学术的历史比湘学的历史久远。屈原、贾谊甚至周敦颐之思想，严格意义上都不能叫作“湘学”。“湘学”一词应为朱熹提出，是由南宋时期的胡安国开创，由其子胡宏和后来的张栻等人不断扩大其影响的[2]。并认为，湘学的特色不是地理上的特色，而是思想内容和价值取向的特色。但由于其产生于湖南，就不能没有地缘的特征，且对湖南地区的学风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在时间上，陈代湘认为湘学概念的范围，上限应断自北宋周敦颐，内容则包括濂溪学、船山学、湖湘学及近代湘学，而下限应确定在明末清初之际，那时的湘学精神因具有新的朝代内涵而不属于传统湘学的范畴了。[4]

王盾认为，湘学是从清代中后期汹涌澎湃的学术思潮中出现的学术思想，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时期，传统儒学解构、学术思想大裂变、学术结构重组重建中的文化产物，是一种创辟胜解、厚积薄发的学术思想。具有完整独立的学术体系，是湖湘文化数千年积淀的精髓，属于经世致用思想体系。它不是对程朱理学支派湖湘学派的继承与延续，也不是二程洛学支派浙东事功学派的转化与修正，更不是陆、王心学的变种与演化。湘学不属于宋明理学范畴，不能混同于湖湘学派，也不能认同为湖湘学的简称，必须重新辨析界定与正名。[5]从王盾对湘学产生的背景、湘学学统的形成及其特征等诸方面对湘学概念的界定来看，他所阐释的湘学概念实际上是近代的湖南学术思想体系。因此，他认为在这一体系中王船山是奠基人和开创者，魏源是主要传承人和建构者，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刘蓉、罗泽南等是重要开拓人和推进者。

方克立在论述湘学概念及其研究范围时，认为还必须处理好“湘中之学”与“湘人之学”的关系。[6]因为湘学并不都是湖南人创造的，它只是在湖南地区产生与传承，与国内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分不开的，许多非湘籍人士都为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胡安国父子是福建人，张栻是四川人等等。另外，湘人之学也不尽在湘中。湖南人走向省外、走向世界，这表明湘学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湘籍人士在学术和事功上取得的成就，只要能接续湖湘学统，弘扬湘学精神，也可以包括在“湘学”的范畴之内。所以“湘中之学”与“湘人之学”这两个研究对象需要适当地兼顾、结合，而不能简单地做单一界定。

以方克立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湘学”概念的诠释固然有其充分的道理，以至目前得到众多学者的赞同。这种框定在湖南学术思想范围内的“湘学”概念，对于确定其研究的对象、时限等问题提供了方便。也就是说，便于构建一个较准确易行的学科体系。如果把“湘学”概念的内涵规定得太广，则在构建一个研究体系时，会使问题过于复杂而难以形成一个体系。但这种囿于湖南地区学术思想中的“湘学”概念，实际上是把它局限在哲学思想的范畴。其最大的问题是不利于深化对问题的研究。久之，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湘学的研究。因此，我们认为，凡对湖南近代(含近代)以前有关问题的学理上的探讨，都可归入湘学的范畴。简言之，凡对近代(含近代)以前湖南历史文化的逻辑分析与评判，包括对文学艺术、工艺美术的分析研究，都应属于湘学的应有之义。它与湖南历史文化的区别在于前者重研究、重探讨，后者则重史实、史料。而有学者把湖南的一切历史文化都看作是“湘学”，这种观点实际上把湘学与湖南历史文化等同起来，即使我们暂且称之为“大湘学”概念，也是很值得商榷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在全球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学术思想相互激荡，各学科之间相互交融，如何在继承原有湘学精义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来构建当代湘学，以便将湘学研究引入深处，推上高处，导向远处，是当代湖南学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关于“湘学”的源流研究

“湘学”源于何时，至今未有明确一致的说法。叶德辉(1863—1927)说:“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7]叶在此把湘学的源头推到西周文王时的鬻熊，但他注重的是宋明时期的周敦颐、王夫之及近代湘学。钱基博(1887—1957)在《近百年湖南学风》的导言中提到古代湘学的三个人物为屈原、周敦颐、王夫之，并指出屈原是文学鼻祖，周、王则是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之人。可见，钱氏是把湘学的源头溯至了楚文化。杨毓麟(1872—1911)在《新湖南》一书中说:“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自濂溪周氏，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8]可以看出杨毓麟所提出“湘学”是以“濂溪学”和“船山学”为代表的湖南地方学术思想，从其内容看当属狭义湘学范畴，但从学术概念和学术名词看，杨毓麟所提的“湘学”还不具备特定的逻辑归纳，缺乏对湘学概念的界定。与杨毓麟同时代的叶德辉、戴德诚、叶昌炽等在研究湖南学术思想时，也通常使用“湘学”这一学术概念，但同样缺乏对湘学概念的界定。

20世纪40年代，湖南大学李肖聃(1881—1953)教授撰有《湘学略》一书，这是最早以“湘学”命名的著作，成书于1946年，但他1924年即著成《湘学小史》。李氏在《湘学略》中以《濂溪学略》为第一，显然是以周敦颐为湘学的开创者。值得注意的是，李氏在此书中除了讲周敦颐、王船山以及近世湖湘诸贤外，也讲湖湘学派，讲朱熹和王阳明对湘学的影响，论述的范围比较全面。杨毓麟、李肖聃等人使用的“湘学”概念，其意都是指湖南地方学术思想和学术传承，都是狭义的湘学，但对于“湘学”概念却没有给予理论上的阐释和回答，仅仅只停留在“湘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上。

方克立认为“湘学”概念源自朱熹的“湖南学”和“湖湘学”，但当时并不能等同于“湘学”。因为“湖南”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置湖南观察使，领衡、潭、邵、永、道5州，不含今岳阳、常德、怀化、张家界、湘西州地域，两宋时期的湖南地区分属荆湖北路和荆湖南路，元代时期的湘西部分土司地区属于四川行省，明清时期的湖南属于湖广行省(布政使司)，直至清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分治，湖南建省后才逐渐正式简称“湘”，“湘学”这一概念才正式出现，并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被学术界通常使用，而此时的“湘学”在源流和传承上虽来自朱熹提出的“湖南学”、“湖湘学”，但在学理概念上绝非等同。为官宋代荆湖南路、知潭州府事的一代大儒朱熹为什么只提出“湖南学”、“湖湘学”，而只字未提“湘学”，其根本原因就是南宋时期的“湖南”和“湖湘”称谓当指荆湖南路，而非清代建省以后的“湖南”和“湖湘”称谓，而且南宋时期的荆湖南路还没有简称“湘”的称谓，因此，这就是朱熹只提出“湖南学”和“湖湘学”，而不可能，也无法提出“湘学”这一概念的原因所在。如果站在今天的视野和历史背景下，如今的“湖南学”或“湖湘学”就是“湘学”，因为今天的湖南和湖湘就通常简称“湘”，“湘学”就是“湖南学”、“湖湘学”，看来是可以等同的。

以上几种对湘学源流的论述，各自包含的内容有所不同。陈代湘认为，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周敦颐之前的湘楚文化和其时流寓湖南地区学者的思想，只能说是湘学的地域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这种观点与其对湘学概念的界定与湘学研究范围的框定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湘学的源流追溯至西周时期的楚文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南下进入湖湘地区，楚文化与湖湘地区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了具有湖南地区特征的宗教神话、文学艺术与工艺美术。如《楚辞》中有关篇章和20世纪40年代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国帛书，以及相关考古资料都证明了这一点。屈原作品中的《九歌》、《九章》、《天问》等篇章中对包括湖南地区在内的楚人神话体系和民间宗教、信仰的描绘，含有丰富的宗教哲学思想。因此，尽管春秋战国时期湖湘地区的文化思想与后来宋代的湖湘学派的学术文化思想有别，但作为湘学的思想源头还是可以的。诚如朱汉民所言，在真正形成湘学的地域性思想学术传统以前，崇尚巫鬼、对自然极富想象力的楚文化对天人关系的求索，以及一系列如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流放到湘楚之地的学者对道的关怀，这些探求宇宙大本大原的思想构成了湘学的源头。[9]

有些学者在探讨湘学的源流时，对“湘学”与“湖湘学派”的关系亦进行了探讨。湖湘学派是在理学传入湖南以后，在南宋中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以及湖南的地域条件之下形成的一个地域性学派。梁启超说:“船山是湖南人，他这一派叫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盛……其精神是比较近于科学的。张学自南宋断绝几百年，至清初又算继续起来。”可见梁启超认为船山学也算在湖湘学派的范畴之内。但后世学者认为，湖湘学派的范围并不包括湘学中的船山学、近世湘学等。湖湘学在南宋时期与朱熹的“闽学”、陆象山的“江西之学”、吕祖谦的“婺学”是大致同时代，是以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栻为代表的，在湖南地区产生与传承的一个主张“体用合一”、“内圣外王”并重的理学学派，它也只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学理和学派概念。南宋末年，湖湘学派已经衰微，待元军攻陷长沙时，该学派已不再称闻于世了。[10]虽然湖湘学派已经消亡，但它倡导的理学精神和务实学风还一直贯穿在湘学的发展史中。宋代的湖湘学派实际上是指在南岳和长沙地区形成和逐渐扩展开去的一个学派，由胡安国讲学南岳首开先声，其子胡宏独创新论，门人张栻衍其说，因而大成，而后世的王船山则继承与发展了湖湘学的理论。[11]黄宗羲在论述胡氏父子及张栻等人代表的学派时，才明确提出“湖湘学派”这一概念，沿用至今。[12]

(三)关于“湘学”的特征研究

对于湘学特征的研究，目前学界大致有以下看法。

1.强烈的原道意识

有学者认为，宋代理学以“原道”为旗帜，将儒家伦理与宇宙法则“天道”统一起来，意在复兴儒家之“道”。而湘学作为理学思潮的产物，自觉承担了重建儒家之道的使命，天生就带有原道的意识。湘学的奠基人周敦颐，为儒家伦理穷源探本，亦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胡宏、张栻使理学发展到集大成阶段。王船山更是推动了中国文化之道的历史转型。近代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人更在天地之势剧变之际，为近代化的中国铸造大道而奋斗不息，这都体现出了湘学中强烈的原道追求。[13]

2.强调经世致用

李佑新认为，湘学的基本特征是理学与实学的结合。宋代以来发展出的理学，虽一贯强调内圣外王之道，但实际上突出的是以“修身”为内容的伦理本体，淡化了儒学的经世致用之旨。而湘学从湖湘学派开始不同于空谈义理的腐儒，而是既高扬伦理意志，又带有突出的务实精神，强调义利一致，主张治学以经世为要务，具有事功之学的特征，这充分体现出湘学传统的基本特征。换言之，穷究道德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相融合。[14]这一发轫于湖湘学派的经世精神，在作为湘学重要发展阶段的船山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与升华。王夫之作为船山学的代表人物，他“言必征实，义必切理”，讲实理、重实事，是其学术思想的基本特征。他提“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的命题，是对湖湘学派讲道德之义又重实事实用的实学思想的发挥[15]。王夫之主张“述器”、“作器”、“治器”。“器”包括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和具体的规章制度，也包括具体的事功。因此，强调“治器”就是经世致用。李佑新认为，在历史领域，王夫之也十分重视史学的“经世”功能，并提出了“理势合一”的历史观，为“圣王之治”提供了历史哲学的根据。进入近代以后，为挽救危亡，湖南产生了一代又一代以经世为己任的人才群体，突出体现了湘学的经世致用特点。王立新在论述这种经世特点的生发缘由时认为，它非由湖湘地域的佳美山水滋养而成，而是三湘四水多灾多难而生。结合湘学中的重要人物胡宏与王船山的时代背景，他认为湘学中的经世特点，是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凌夷华夏的过程中，应拯救与恢复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明显的事功倾向。从南宋到近代，几经转型，特别是在近世以来的湖湘精英身上发扬光大。他也提出了这种经世特点的不足:即过分追求实用，发展到极致易导致以“用”为心，以“用”代“仁”的可能，以至于以“外王”代替“内圣”，单纯追求事功的倾向性错误。[16]

3.高扬民族大义，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湘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的主要人物胡安国胡宏父子、张栻等生活在两宋变乱之交，都是坚定的主战派，主张抗敌御侮。后来明末清初的王船山面对外族入主中原时誓不剃发。晚年伏身瑶洞，从事著述，评史论政，总结朝代覆亡之教训，期望汉族能摆脱满族统治，其民族气节，异常鲜明。[17]结合人物本身的生平背景，可以看出湘学中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是与其经世致用精神深深结合在一起的。近世以后，湘学的士子学人更是在民族危亡之际，忧患之下奋而崛起，寻找救国出路。强烈的责任担当、忧患意识，在一次次社会动荡与变革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王兴国认为屈原、贾谊精神为核心内容的优秀爱国主义传统。进入近代以来，湘学的这种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在两个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一是坚决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魏源、郭嵩焘、谭嗣同、杨度等或是直接参与了抗击西方列强的侵略，或是从理论上阐明了抗击列强入侵的必要。二是前仆后继的敢于奋斗的牺牲精神，谭嗣同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毅然选择献身就是典范。

也有学者提出，“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与创新精神”亦是湘学的重要特征。如王兴国提出，王船山在哲学上批判佛老，但又善于吸收佛老思想中有益的成分。而近代学人中，师夷长技，练湘军，办洋务，乃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革命家，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无不体现得十分明显。[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