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基督教神学的普世史

基督教史学以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及人类原罪作为叙述的开端，以人类救赎为目的，人类历史便成了为迎接基督再次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的一个准备阶段。因此，人类历史不再具有周期性或循环性，而是沿着线性时间向最终目标“千年王国”迈进。这种被赋予了宗教救赎意义的基督教普世史具有三个特点：关注人类整体的命运、线性时间观和历史目的论。可以说，基督教史学开启了西方史学中的宏观人类叙事、线性史观和目的论史观的传统。在此类基督教普世史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弗雷森主教奥托（Bishop Otto of Freysing）的《双城：公元1146年之前的编年普世史》和雅克·贝尼格尼·鲍修埃（Jacques Benigne Bossuet）的《普世史》。

弗雷森的主教奥托（约生于1111年至1115年间，卒于1158年）拥有显赫的家世，他是德国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的外孙、弗雷德里克一世（Frederick I）的舅父。大约在1146年秋至1147年春，他完成了《双城：公元1146年之前的编年普世史》。1515年，这一著作第一次作为印刷品出版。该书共分8卷，前7卷叙述了从亚当到1146年的世界史。具体来说，第1卷涉及的时间从亚当被造开始，一直到亚述帝国的衰亡和罗马建城。第2卷从罗马建城讲述到基督的诞生，第3卷从基督诞生到基督教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的统治，此后至罗马帝国在西部的结束为第4卷，到凡尔登条约和查理曼帝国的分裂为第5卷，到格列高利教皇在萨勒诺去世为第6卷，最后到1146年为第7卷。第8卷则从神学出发探讨了基督的敌人、最后审判和即将来临的世界。奥托在第1卷的开端交代了他所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由于我试图追溯自人类始祖亚当以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进程，根据从我们先辈那里获得的知识，首先让我们简要思考一下人类居住的大地（earth）本身。作家们声称世界有三个部分：亚洲、非洲和欧洲。他们把亚洲描述为与其他两个部分一样大小。但有一些人宣称世界只有两个部分，即亚洲和欧洲；非洲由于太小而被并入到欧洲。那些把非洲当作世界第三个部分的人是根据海潮的涨落，而不是考虑到它的大小。如果有人想要知道世界这一部分中的省份、地形及其划分情况，请他阅读奥罗修斯（Orosius）的著作。[1]

因此，奥托这部普世史中所描述的世界，是当时他所知道的欧洲、亚洲和非洲，但他并不准备讲述非洲的历史，而是让那些想了解非洲历史的人去读奥罗修斯的著作。当然，他所讲的亚洲和非洲，只是这两大洲的部分地区，亚洲即西亚，非洲即北非。奥托在前4卷中对人类历史演变的描述，由于其主要思想及史料来源于基督教的《圣经》，因此他所描述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的世界史，人类历史重心经历了从亚洲（西亚）转向欧洲的过程。他在第5卷的前言中说：

正如我前面所说，人类的一切力量或智慧起源于东方，在西方达到其顶点。至于人类力量如何从巴比伦人转移到米底人和波斯人，再从他们转移到马其顿人，此后转移到罗马人，然后再次转移到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人，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它是如何从希腊人转移到居住在西方的法兰克人，则留给本卷进行讲述。人类智慧首先出现在东方（即在巴比伦），由此传播到埃及，……从埃及传给希腊人，……由希腊人传给罗马人，……然后在最近传到最远的西方，即高卢和西班牙。[2]

奥托在此所表达的人类力量和人类智慧源于东方而终于西方的观念，对后来西方的历史观具有深远影响，我们在18—19世纪的历史哲学著作中便能够看到这种观念的翻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如此。

在《双城》这部普世史中，奥托把人类历史进程分为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来讲述，明显受到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影响。他提出，明智的人类应该摆脱尘世事务的束缚，不再受尘世历史兴衰规律的支配，而是应该迈向永恒的上帝之城。“因为存在着两个城市：一个是时间之城，另一个是永恒之城；一个是世俗的人间之城，另一个是神圣的天堂之城；一个是邪恶之城，另一个是基督之城。教会作家们宣称前者是巴比伦，后者是耶路撒冷。”[3]在此，奥托所说的人间之城主要指非基督教世界，天堂之城则是基督教世界。因此，他在《双城》中一方面描述了巴比伦、亚述、希腊、罗马这些世俗政权（世俗之城）的变迁，另一方面更着力描述了基督教世界（基督之城）的起源与发展变化。他提出，基督之城由虔诚的社群构成，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最初构成它的是分散在各地的上帝的子民，然后这些人聚集在以色列，后来又由教会组织起来，最后他们形成基督教帝国。但是，奥托也认为，“我们的历史是基督之城的历史，但只要基督之城处在救赎途中的旅居地，就像‘把渔网撒进大海里’那样，其中所包含的人也会良莠不齐”。[4]因此，在世界基督教化的历史进程中，基督之城与世俗之城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双城》中，人类历史的起源、发展及其终结，就是这两个“城市”的变迁，而且其叙述带有明显的目的论色彩：一切历史事件都成了人类救赎计划中的一部分。奥托根据历史事件在救赎计划中所处的位置来对其进行评判和解释。这样，与基督之城和世俗之城的话语相一致，遵循上帝旨意和违背上帝旨意的二元论解释，也贯穿于《双城》所描述的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之中。

奥托以编年体形式书写的普世史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他“被现代历史学家普遍誉为以流畅的方式记录世界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第一人”，“他的编年史是最早以哲学来处理的历史”[5]。

雅克·贝尼格尼·鲍修埃（1627—1704）生于法国第戎（Dijon），自幼学习古典学和神学，13岁时便在梅斯（Metz）大教堂获得了神职，后来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1670年，他被任命为康道姆（Condom）的主教。一年后他辞去主教职位，被选为法兰西学术院（French Academy）的成员，并被任命为法国皇太子（路易十四的儿子）的导师。他尽心尽力地教育皇太子，并出于教学需要为皇太子写了几本书，《普世史》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该书于1681年出版。然而，我们今天所见的《普世史》，其实只是鲍修埃书写计划中的一部分，他原打算将该书分为古代和现代两部分，古代部分是从世界的开端到查理曼加冕，现代部分从查理曼加冕到他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但鲍修埃只完成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写作计划并没有真正实施。因此，这部普世史只写到查理曼加冕为止。

鲍修埃在《普世史》里写给皇太子的前言中，在阐明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时也强调了学习普世史的重要性，他说：

不用说对于一个王子，就是对于任何一个绅士来说，不了解人类历史和世界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值得纪念的重大变革，也是丢脸的事情。如果我们不从历史中学会区分各个时期，我们就会把处于自然法或成文法之下的人们，描述成他们处于福音之下；我们就会误把居鲁士统治下波斯人的胜利，当成是亚历山大统治下的波斯人征服；我们就会把菲利普（Philip）时代的希腊看成是自由的，就像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或米太亚德（Miltiades）时代的希腊那样……

阁下，正是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你阅读了许多古代及现代的历史。……你学习了希腊史和罗马史，并且对于你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给你详细讲授了王国（将来某一天你必定要为之创造幸福的王国）的历史。但是，恐怕这些历史和那些你还要学习的历史，会在你的头脑中相互混淆，因此最需要的事情，就是把众多系列的全部历史时期（the series of all ages）简明扼要地呈现在你的面前。

这种普世史相对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各种历史来说，就像一张总地图（a general map）不同于许多个别的地图。在个别地图中，你看到的是一个王国的全部细节或者各个行省；在总地图中，你会知道把世界当中的这些部分放在它们的整体当中；你会看到巴黎或法兰西之岛（the isle of France）位于王国之中，王国位于欧洲之中，而欧洲位于世界之中。

个别历史只是相应地描述了在不同情境下发生于一个民族的一系列事件，但为了理解整体，我们必须知道每一历史与其他历史之间的联系：这只有通过一种缩写本（abridgment）才能实现，从缩写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一眼就能看见）时间的整个序列。

阁下，这种缩写本可以在你的视野中展现出一种壮丽的景观。可以说，全部历史时期能够在几个小时内在你面前展示出来：你可以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帝国是如何承袭下去的，宗教从世界的开始到我们这个时代是如何以不同的状态维持自身的。[6]

鲍修埃在此把普世史与国别史区别开来，并且强调了普世史的整体性及其对于理解人类历史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普世史相对于国别史有两个特点或优越之处：它是一幅能够从整体理解部分的“总地图”，也是一部能够看到历史之间相互联系的“缩写本”。而在这幅“总地图”或这部“缩写本”中，描述的主题就是帝国的更替和宗教的演进。鲍修埃这种整体史观对于当今宏观世界史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正是出于对普世史的上述认识，鲍修埃在《普世史》中把从上帝创世到查理曼加冕的历史置于“世界”范围来叙述。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是全书的内容概要，以编年顺序叙述了从上帝创世到公元800年的重要事件，而所有这些事件又被划分在12个时期（epoch）里。最初几个时期的划分和排序全部根据《摩西五经》推导出来，而对于前后相继的各个帝国的历史，则主要根据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的记载。但其所记述的全部事件，主要来自《圣经》中的记载，其次才是世俗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基督教产生之前的历史基本上按照《旧约圣经》的框架来组织，因此事件的选择和强调都服从于鲍修埃撰写这一著作的目的，并与第二、第三编构成一个整体。由于这一编是全书的概要，因此全部事件的记述都非常简明扼要。第二编是以《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为依据的宗教演进史。他在这一编的开端便阐明了该编的主要思路：

上帝的选民生活在不同的状态中：他们处于自然法和族长的引领下，处于摩西和成文法的引领下，处于大卫和先知们的引领下，从摆脱囚虏返回家园一直到耶稣基督，最后处于耶稣基督的亲自引领下—处于神恩的法律和福音的引领下，……对此进行回顾是多么美好啊。[7]

由此，鲍修埃沿着亚伯拉罕、摩西、大卫、耶稣这一线索，对犹太—基督教及教会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叙述。这部分是该书的主体，篇幅最长。

第三编是对历史上主要帝国相继更替的叙述，这也从其在该部分开端的表述中体现出来。他说：

这些帝国大部分与上帝的选民有着必然的联系。上帝利用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来惩罚那些选民，利用波斯人来解救他们，利用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来保护他们，利用安条克·伊鲁斯特里斯（Antiochus Illustris）及其后继者来锻炼他们，利用罗马人来支持他们的自由以反对只知道进行毁灭的叙利亚国王。犹太人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直到耶稣基督降临。……上帝决定同时从所有民族中把新选民召集起来，第一次把海洋和陆地统一在同一帝国里。不同民族的商业交往，以前相互之间是陌生的，后来统一在罗马政权之下，成为神意用来传播福音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8]

因此鲍修埃在这部分简要叙述了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等帝国的兴衰。但是，他对帝国兴衰重大事件的叙述安排，其编年顺序和依据是从宗教角度出发的，正如上述引文所表明的那样，这些世俗帝国都是上帝在人类救赎过程中的利用工具，因此是神意支配着帝国的历史。

综观鲍修埃的《普世史》，不难发现其主要观点便是：从上帝造人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犹太—基督教的演进是历史的主线，而其间夹杂着世俗帝国的更替兴衰；在这种历史进程中，宗教受到神意的庇佑，因此在不稳定的世界中得以持续稳定地演进。鲍修埃在该书最后一段中的表述，也间接表达了这种观点：

至此，我已讲述完了普世史的第一部分。你会发现它的全部秘密，以你的能力从中全面观察到整个宗教的演进和直到查理曼的各大帝国的相继更替。当你看到这些帝国几乎全部是自行衰亡时，也会看到宗教依靠其自身的力量维持了自身，这样你会轻易地理解到什么是实实在在的伟大，及以一个明智的人在其中应该怀抱什么样的希望。[9]

由上可见，鲍修埃的历史观像奥托一样把“神意”　（Divine Providence）看成历史变迁的主宰力量，并且按照宗教与世俗两个方面来叙述人类历史，这种二元性的叙述也与《双城》极为相似。本来，生活于17世纪的鲍修埃理应在历史解释的世俗化方面胜过12世纪的奥托，但从其《普世史》来看，它仍然是一部具有浓厚神学色彩的历史著作，这与其所生活的理性主义兴起的启蒙时代早期格格不入。究其原因，大概由于这本书不仅仅是用于皇太子学习历史的课本，也是鲍修埃为基督教史学进行辩护的产物。鲍修埃是一个天主教会的辩护士，面对各种早期启蒙思想，他反对哲学上的各种决定论，例如自然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等思想中的决定论，因为持这些观点的人认为，物质世界和历史中的一切事物完全取决于自然原因。同时，面对斯宾诺沙主义者对圣经和教会权威的质疑，他也试图进行反驳。对此帕特里克·巴里（Patrick J.Barry）指出：“他的辩护有双重目的，正如我们明显看到的，首先是反对哲学上决定论的支持者，其次是反对当时激进的圣经批评者。”[10]因此，鲍修埃的《普世史》出于为天主教辩护的需要，在各种启蒙思想冲击下反而试图强化基督教的神学史观，强调“神意”在人类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对此评价说，鲍修埃的《普世史》“可以看作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督教普世史的最后喘息”[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