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城镇化空间格局一旦形成就将难以改变。中国今日的城镇化模式不仅影响着中国人民当前的福祉，而且也将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中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福祉产生永久性重要影响。
然而，对于什么是中国城镇化的合理模式？什么样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合理的？如何形成合理的空间格局？国内外学术界不仅远未达成共识，反而存在大相径庭的学术观点。其中，许多学者主张，中国人口众多，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应该走日本式的城市化道路，主张以东京、中国香港作为我国内地城市发展的榜样，大力发展特大城市。这些学者通常还以世界范围内大城市人口有增加的趋势，我国大城市对资本和人口吸引力更大，大城市人口规模膨胀是一个普遍的市场规律，政府不应该违背市场规律等现象和观点为理由，为其大力发展特大城市的政策主张寻找支持性证据。他们的政策主张看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
但是，东京、中国香港是我国内地城市应该学习的良好榜样吗？我国城市发展不应该借鉴东京、中国香港发展的教训吗？如果说人口向大城市流动是一个普遍的规律，那么，人类该如何利用这一规律呢？是任由这一规律自行发挥作用，还是利用这一规律，使经济社会更好地发展？
正如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这一规律一样，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府并没有任由这一规律自行发挥作用，而是应用经济理论，采取积极的反周期干预措施，以减少经济危机造成的危害。正是政府积极的反周期干预措施，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主要国家避免了类似1930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并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对于经济规律，人类并不是被动地听之任之，而往往是主动地利用经济规律，以促使经济健康发展。
如果“人口向大城市流动”是一个普遍的规律，那么我们首先也应明确，这一规律是市场机制失灵的结果，还是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结果。因为一些表面的经济现象常常有着深层的作用机制，一些看似合理的普遍的经济现象常常是市场失灵的不良结果。此时，政府就应当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减少市场失灵引发的不良后果。
其次，如果“人口向大城市流动”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我们还要看这一规律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如果这一规律像“周期性经济危机”规律一样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那么政府就应该果断地运用有形之手进行必要的干预，以减轻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带来的不良影响。
本书以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增长为目标、以资源空间合理配置为视角、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背景，把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研究，其实质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研究，而不是单纯地为了“数量的城镇化”而研究城镇化。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主要特色。
本书的主要工作和核心观点如下：
一 基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对经济增长的本质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和理论界定，对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新的提炼和总结
在库兹涅茨（Kuznets,1973）和米山（Mishan,1967）等现有文献基础上，本书认为，闲暇、美丽的自然风光、幽静整洁的人居环境也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产出，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其经济价值也将不断提升，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突出表现在人居环境、闲暇和产品质量上，而不是产品数量和种类上。
基于“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本书从两个视角层次对经济增长的本质进行了新的界定。从供给结构视角来看，本书给经济增长下的定义是：一国经济增长是指该国生产数量和种类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品、闲暇、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居环境能力的长期上升。这个定义有三个构成要素：数量和种类更多的产品、质量更好的产品和美丽的人居环境、闲暇和自然风光。从更广义视角来看，过大的贫富差距降低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违背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目标；忽视了美满婚姻的经济增长实践最终可能导致结婚率和生育率大幅下降，人口严重老龄化，人们主观幸福感下降，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因此，经济增长的本质还应该包含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防止出现过大的贫富差距和过多的“剩男剩女”。本书对经济增长本质的界定可以称为“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定义。
在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我们提炼出两种典型的经济增长空间模式和三种典型的城市化模式，并以人居环境、上下班交通成本（含时间成本）、房价、生活成本、真实收入、贫富差距和城市环境为考量指标，对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提炼，对代表性巨型城市面临的问题及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生产和人口过度集中于一些巨型城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城市化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根据经济增长本质和现有城市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这种过度集中不利于一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二 提出了“聚集不经济传导机制失灵”这一新的理论概念，并应用农民工调查数据证明该问题在中国的存在，进而对巨型城市持续膨胀进行了新的理论解释
城市适宜规模是由聚集经济和聚集不经济相互作用形成的。聚集经济主要表现为厂商生产效率的提高，聚集不经济主要表现为城市房价和工人生活成本的提高。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谈判，大城市工人会向厂商要求更高的名义工资来补偿大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大城市更高的名义工资提高了厂商的投资成本，阻止了资本和人口向大城市的过度聚集，这就是聚集不经济的传导机制。
但是，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大城市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很弱，他们可能无法要求厂商根据大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调整并提高其名义工资，进而把大城市高房价、高通勤成本转嫁给厂商，并提高厂商的投资成本。当大城市更高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不能转化为大城市厂商更高的投资成本时，聚集不经济传导机制失灵就产生了，此时，资本和人口将会在巨型城市过度聚集。本书采用对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证明了中国存在聚集不经济传导机制失灵问题。
三 从多维视角研究了我国不同等级城市的适宜规模，证明了我国城市体系存在严重的失衡，阻碍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用全要素生产率、人均GDP以及经过生活成本调整的真实人均GDP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多个指标衡量，均发现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巨型城市均严重超过其适宜的人口规模，同时，有超过一半的地级以上城市人口规模低于其适宜规模。城市体系的严重失衡既造成我国特大城市“房价和交通成本过高、人居环境恶化”等“城市病”日益严重；同时，也造成一大批中小城市缺乏对资本和人口的吸引力，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经济增长难以持续。
对大中小城市真实收入比较研究发现，一方面，许多中小城市的人均真实收入大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巨型城市的人均真实收入；另一方面，还有更多中小城市的真实收入低于巨型城市的真实收入。这一结论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城市体系发展失衡，存在“特大城市过大、中小城市过小”问题。
通过计量分析，本书发现，城市规模越大，贫富差距越大；而且，城市规模越大，城市适龄青年结婚成本越高，其个体结婚概率越低。贫富差距过大和结婚概率过低都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对巨型城市规模进行严格控制，并鼓励区位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发展。
四 在理论与实践研究基础上，提出应树立新的城市和城镇化发展理念
中国有近14亿人口，光靠几个重点一、二线城市难以实现我国城镇化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切实把中小城镇当作促进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新的空间，坚决扭转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对几个重点一、二线城市的严重依赖。不少学者以东京、首尔，甚至东南亚和拉美一些国家巨型城市持续扩张为依据，认为继续发展巨型城市符合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本书认为，我国巨型城市全部超过了其适宜规模，阻碍了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东京、首尔，以及东南亚和拉美一些国家巨型城市发展产生的“城市病”及其对整个国家经济健康增长的阻碍恰恰应该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并尽力避免。
五 通过非均等财政支出对资源空间布局和居民福利影响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出应改革偏向大城市的财政体制机制
我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严重的“非均等财政支出”实质是偏向大城市的财政体制和机制造成的。包括土地收入分配制度在内的财政体制机制拉大了大城市与中小城镇之间的财力差距，使巨型城市拥有巨大的财力。不改革偏向大城市的财政体制机制，我国城市体系的失衡将更为严重，巨型城市的“城市病”将更为严重，贫富差距问题将更为严重，城市剩男剩女问题将更为严重，各类城市改变人居环境的努力将更为困难，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发展差距将更为突出，我国各类城市的创新成本将更为高昂，整个国民经济将难以实现由数量型向品质型增长阶段的根本转变。
正在笔者向出版社交稿之际，武汉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着“秒光盘”“深夜认购，疯抢房源”等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这些事件深刻地折射出特大城市面临的聚集不经济问题。愿本书对我国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有所贡献。
范红忠
2017年6月26日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