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大别山之子(1)
1.在一个苍凉萧瑟的秋日，他看见了山外那片亮亮的天。
一九一四年秋天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季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雷电在欧洲上空汇集碰撞，最终于初秋时节爆发。当时还是个中尉、以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统帅的埃尔温·隆美尔，在瓦伦尼斯作战中用一枝空步枪同三个法国士兵厮杀，并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此荣获了二级铁十字勋章。在地球的另一块地方，隆美尔以后的主要对手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虽然没像隆美尔那样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但却在西点军校的球场上骁勇角逐，出尽了风头。在同海军队的较量中，西点军校队九战九胜。据西点军校一份资料表明，一九一四年的全体棒球队员，凡是留在陆军的，后来都成了将军。
当然，远在中国湖北省黄安县秦罗庄的老百姓们，对以上世界重大事件和几名将帅的轶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或者干脆说几乎一无所知。
他们所感兴趣的是本秦罗庄发生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这一年的十一月十六日，老实厚道的秦辉显家又生了一个儿子。
没有祥云笼罩，没有紫光萦绕。哇的一声啼哭，脐带一剪，一个貌似普通的生命便简洁利索而理直气壮地走进了人间。在他诞生的全部过程中，没有任何迹像表明这将是个叱咤一方风云的龙虎之辈，会在未来岁月里是个出将入相的人物。秦罗庄的人们在谈论这个孩子的时候所关注的，是秦家又生了个放牛娃，又有了一个传宗接代的男孩子，秦罗庄又将多一个耕田耙地的好把式。
如此而已。
这是中国大别山下一个普通的村庄。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对着一块黑色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汗珠子摔成八瓣渗进土地，在那里结晶抽芽，长出沉甸甸的稻穗和麦粒。他们双手捧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养育着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他们尽管没有多少文化，但沿袭千年的纯朴民风和耕耘者勤劳善良的习性，又赋予了他们深沉的民族文化意识，他们崇尚圣贤，断断续续地知道一些历朝历代明君忠臣的故事。劳作之余，村口大树的树荫下，常有银须飘扬的老者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诸葛亮七擒孟获、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
那位后来成为解放军一员猛将的人物就是在这里蹒跚学步的。他有一个不算富裕但又充满温暖的家庭。父亲秦辉显和伯父耕种十余亩田地，母亲周氏勤俭持家，纺纱织布饲养牲口，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都很早地懂得了日子的酸甜，能够主动帮助大人们干活。举家和睦，日子里没有大富大贵的征兆，倒也乐趣盎然。
八岁时，父母把他送进本村私塾读书，倒不是奢望他中状元，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希望他能识几个字，念通官府的公告，知道捐税名目，算清收成支出，当一个明明白白的种田人。
开始，对于念书他并不反感。
山村毕竟太小，道听途说的故事和狭隘的田间风光毕竟满足不了他那颗无限好奇的心。最初的几课，他瞪大双眼，津津有味地跟着先生走进陌生的远古，去了解人之初性本善之类，但他对这一套很快就烦了，课文千篇一律地枯燥，私塾先生摇头晃脑一成不变地乏味，学堂里黑梁灰檩死气沉沉。而窗外阳光明媚，花香鸟鸣，不远处的盐店河水清见底，鱼虾分明，如此大好时光，岂能被这浑浑噩噩的死学问误了？
于是乎，瞅个冷子，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或逮鱼捉虾，或引箭射鸟。广阔天地真是心旷神怡。当然，挨揍是免不了的，旷课的弟子被抓住，先生是要打手心的。这又应了一个伟人的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打我的手心，我就逃你的学，你越是打得凶，我越是逃得勤。
中国农村绝大部分男孩可能都有这样一种体验，在他的童年生活中，最生动、最有趣的可能便是结成团伙进行“占山为王”的游戏，有些孩子模仿刘、关、张，有些则效仿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座次，也有的更加具有想象力，幻想成为孙悟空，以七十二变的非凡本领擒妖拿怪。
不知是幸抑或是不幸，中国共产党的将军们没有麦克阿瑟之流的优势，也没有多数国民党将军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既不知道西点军校门朝何方，也没见过陆军学校，他们最初接受的军事教育是在老槐树下听老者谈古论今，诸葛亮曹操等人的故事常常使他们恨不得立马挺一柄青龙偃月刀出门杀他个荡气回肠。并且，这种教育立即就会被运用于实践，在广阔的田野和神秘的山沟里，在村口巷尾，在房前树后，他们按他们的理解做着打仗的游戏，而在游戏过程中，他们每个人都渴望扮演常胜的忠良之将，并且开始运用智慧。
当然，并不是所有参加过这种游戏的人都能成为将军或元帅，坚持到底的，以此为生存方式的毕竟是少数。
他就是这少数人之一。小小年纪，他就显露了一个职业军人的两种品质，一是勇敢，或者说叫玩命，从小打架长大打仗都是不顾一切。二是智慧，或者说叫狡诈，在军事生活里，狡诈绝对是一个指挥员的优秀素质。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忆起他童少年时代是如何玩命如何富有心计了，但我们仍然知道他在打架斗殴方面是出类拔萃的，唯一的依据是：入学两年之后，他被勒令退学了。
那时候他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但他有明确的正义感，路见不平，挥拳相助，打出了威风，也打丢了学籍。
失了学，他毫不沮丧，他甚至蔑视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只做死学问的傻蛋。离开学堂，投笔务农，他反而觉得如鱼得水。当然，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他仍然不怀念私塾学堂，但他却对半途失学有了重新的遗憾，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痛楚地认识到了文化缺少的悲哀，并敏锐地预见了由于没有文化而埋伏在前进路上的危机。于是他发奋学习，坚持每天写日记，常常对着镜子练演讲，而终于成为一个既有赫赫战功同时又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甚至颇有艺术细胞的军事领导人——这是后话。
严酷的磨炼是从一九二五年开始的。
在他的童年生活中，最灿烂的恐怕就要算这一段既不用上学也不为生活所迫的日子了。退学之后，父亲、母亲和伯父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该对他怎么办。商量的结果是，既然不是念书的料，就干脆种地。老大身体不好理当继续上学，兄弟俩有一个人多识几个字也就可以了。他的父亲和伯父正是这样分工的。
他于是成了家庭的后备劳动力。
不愿意读书并不等于脑瓜子不好使，庄稼地里一应活计他很快就掌握了。耕地插秧薅草施肥，样样干得十分出色。他当然不甘心当一个墨守成规的乡巴佬。业余爱好是广泛的，首先是武打，在经过若干次较量之后，村里同他差不多年纪的伙伴们均俯首称臣，尽管他也常常是鼻青脸肿，但了不起之处正在于此。别人鼻青脸肿之后大都撒丫子回家筛糠，而他在鼻青脸肿之后仍然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到了最后，打不赢他的人怕他，能打赢他的人也怕他，他于是成了同龄伙伴的首领。他的组织才能和指挥艺术最早就是在这群伙伴中练出来的。除了打架，他还喜欢哼歌，偶尔领着一帮小喽罗村前村后嚎上几嗓子，模仿大人唱小调，扭秧歌，其童年乐趣颇具特色。
然而好景不长。
从一九二五年开始，横祸接踵而至，一场瘟疫，相继夺走了父亲、母亲、伯父和哥哥的生命。家破人亡，半边天哗啦一下落下来，砸在他十一岁的肩膀上。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悲痛和恐怖铺天盖地而来。不久，姐姐也出嫁了，他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儿。偌大一个农舍里空落落的只剩下一个孩子，白天门上一把锁，下田干活。收工回来，自己做饭自己吃。田里的草薅了，院子里的草又长满了。晚上睡觉，老鼠也欺负他，谅他奈何它们不得，成群结队，大摇大摆，穿堂而过。鼠们要是来了兴致，还吱吱吱满屋子追着打架。父亲在世时曾经说过，家里有一种绵蛇，不咬人，人睡着了它就爬过来吃人的口水。可那毕竟是蛇，他怕得要命。打架不在乎头破血流，那是因为毕竟是在与同类做着并非认真拼命的游戏，有股豪气便是胆。而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在空洞洞的大房子里，在鼠蛇横行甚至还有鬼神等迷信传说的笼罩下，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能不怕吗？十一岁的孩子果有豪气，也是脆弱的。
害怕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的办法是用被子把头蒙起来，连喘气都不敢大声。蒙在被子里哆哆索索，战战兢兢，好容易才能迷迷糊糊睡着。
日子就这么辛酸而又坚定不移地向前走着。
每逢佳节，便是这个孩子最难捱的时光。
失去亲人的第一个八月十五那天下午，他早早地锁上门，独自一人坐在秦罗庄对面的山岗上。这天是团圆日，有爹有娘的孩子不会来找他玩。即使来了，他也快乐不起来，他们有温暖的家，有慈爱的父母，有香喷喷的月饼，可是他没有。同他们在一起，听他们的欢声笑语，他更觉得孤独。
由于家破人亡，这个十一岁的孩子，过早地体察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想当年，父母和伯父健在，家道殷实，自己一家在村中颇有威望，左邻右舍羡慕也亲近。如今只剩自己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家道一落千丈，三里开外能看见房顶上呼呼直冒的穷气，人们再也不愿意同这个穷孩子有更多的瓜葛了，生怕有朝一日他饿昏了冻病了会赖在自己家的门口……
那时候，他并不知道村里大人们的这些思想活动。他只是凭着一个孤儿悲凉而又敏感的心，本能地注意到人们异样的目光，对他不像过去那么亲热了。于是在那个八月十五的下午，他独自坐在对面的山上，从林缝里望着自己的村庄。村人哪知孤儿心，那秋收后的喜悦，那合家团圆的欢乐景象，像竹签一样刺痛了他的双眼。
他仰起脸，把目光投向村后更远处的老君山、天台山，泪水顺着脸腮落在脚下的草丛里，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爹爹啊娘啊，你们在哪里呢？你们知道不知道幺娃心里好苦哇，你们快回来吧，搂着娃亲亲热热过个节吧，娃不眼红人家的月饼，也不馋人家的鱼肉，娃就想倚在爹娘的怀里当一个有爹有娘的娃……
想着想着，他就进入一个神奇的境界。
他曾听老人说过，人死之后灵魂升天。望着遥远苍穹下渐渐变红变紫的山脊线，他看见那山脊在微微悸动，山坡上鲜花绽开。就在这花的海洋里，两个身影冉冉升起，向他款款飘来。飘近了，他才看见他们正是他的爹和娘。他欣喜若狂，顾不上擦去眼泪，一跃而起向爹娘扑去——却没料到，扑了个空。
倏然惊醒，他怔怔地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哇地一下哭出了声。
那天晚上，他在山上一直坐到月挂中天。
直到几十年后，那个美丽的梦幻仍然清晰于他的眼前，战功卓著的一代名将，忆起童年的生活，尤其是忆起中秋之夜对父爱母爱的思念，潮湿的目光中仍然充满了神往的渴望。
他在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发生在一九二七年。
在中国革命的战争史上，湖北省的黄安县因其盛出红军将领而被誉为“将军县”，黄安也因之改名为“红安”。说中国革命不能不说鄂豫皖，说鄂豫皖不能不说黄安县。
秦罗庄在黄安县的北部，是片风景秀丽的丘陵地带。村庄座北朝南，背倚老君山、雨台山，面向阳台山，西临龙王山，东眺光宇山，不知道是一种偶然因素所致，还是当真被中国的传统感觉言中：钟灵毓秀，地杰人灵。群峰竞秀环绕秦罗庄，而且几座山名又贯穿了“君”、“台”、“阳”、“龙”、“宇”这些同君同上、同天地宇宙乾坤有着密切联系的字眼。这些山峰裹着一个秦罗庄，方圆不过三十公里。多少年以后有人置身于这片土地，仍然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一种神秘的氛围。
从秦罗庄最前一户门前出发，下了岗子，走五十多米水稻田埂，便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溪横着拦住去路。这条小溪常年流水潺潺，春夏之交，梅雨连绵，水涨溪宽，鱼游虾戏，给乡野伢子带去了不少新奇和乐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小溪再往东走，便汇入了稍大一点的盐店河，而盐店河流至七里坪，则融进纵贯大别山区的倒水河。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倒水河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和摇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就是在七里坪镇倒水河的河滩上成立的。
水有情，山亦有意。
越过村南小溪，再往前走几十步，就是一座平地凸起的小山坡，与村庄遥遥相对。它给这个世界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山坡上那大簇大簇的映山红。一到春天，漫山遍野都是，庄户人清早起床，打开院门，首先扑进眼帘的，便是沐着朝阳像燃烧火焰样的映山红，流光溢彩，绚丽辉煌，那情景是很激动人心的。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若干年后，将军在回忆家乡地理风貌时，陷入美好的神往之中：“那是啊，早起看山，太阳一照，天地间亮灿灿的，满目都是金黄金黄的，露水反光，还水淋淋的。”
几十年的硝烟战火没有洗褪他对故乡的童年记忆，而且，这种记忆是诗化的。
但是，用将军的另一句话说，“山美水美可是日子不美，好山好水是看不饱肚皮的。”庄户人家更注重的是碗里的内容，而不是山上那些娇嫩鲜艳的花草。
一九二七年，外面的世界已是闹哄哄的了。
远在黄安千里之外的欧亚大陆上空，仍是战云密布。中国国内的农民运动也是风起云涌方兴未艾。早在这年一月初，武汉老百姓在刘少奇、李立三的领导下，举行三十万人的游行示威，愤怒抗议英国水兵枪杀罢工工人事件；一月八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占领汉口；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数百名共产党人被杀被捕……
远处的枪声没有传到黄安。倒是黄安、麻城等县有一些本地人，有穿长袍的，有戴眼镜的，频繁奔走于城乡之间，秘密串联百姓，给僻偏的山野带来许多新奇的神秘色彩。
那是夏天的一个清晨，头夜里下了一场暴雨，露珠还在叶子上滚动。黄安北部山区的土质是红粘土，雨水一渗，又板实又平坦。伢子们清晨照例去放牛，牛儿还是那般摇头晃脑快活得哞哞直叫，草儿还是那般挂着雨露晶莹柔嫩，太阳也还是以往的那个太阳，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千真万确有一件东西像钻石一样嵌进了秦伢子那双机灵而又充满忧郁的眸子里。
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发现——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如同米面馍馍一样大小形状，里面有弯弯曲曲的图案，印在地面上，纹络清晰异常。
众牛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印在地上的是何物。
秦伢子自然也不知道，他上前蹲在地上看，又站起来后退几步看，然后东瞅瞅西瞧瞧，冷不丁冒了一句：“莫不是孩（鞋）子？”
“对，是孩（鞋）！”紧接着就有人响应。
“像孩（鞋）。”又有人恍有所悟。
七嘴八舌，各自发表高见，最终统一了认识，印在地上的，是一双不是寻常的鞋印。
这双鞋印，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文明的象征。它不仅使这几个牛倌惊奇不已，而且对整个秦罗庄的传统文化都是一种冲击。它是从外面的世界来的，是从秦罗庄大山屏障之外的广阔天地里来的。一句话，这双鞋印是有来头的。
秦罗庄的人是踩不出这种鞋印的，它不是线纳的，也不是麻搓的，不是平坑，而是有着精美图案的。
接着，一个牛倌又发现了一双。
还有一双。
再往后，就见多了。田埂上，草棵里，盐店河边的沙地上，到处都发现了这种鞋印。与这鞋印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贴在墙上的标语，诸如“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之类，看了真带劲！
消息就像投进池塘的石子，很快便在山乡荡漾开来。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或经过世面的私塾先生便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又有共产党往南边去了。
证据便是那些鞋印。
那样的鞋子是胶底鞋，也被外边的人们称作“马克思鞋”，作田人是不穿的，只有扛枪打仗的人才穿这种鞋。乡下人传得活灵活现，说穿“马克思鞋”的人都是共产党，他们走的是一条叫作“革命”的路，这种路走到头，就是共产主义的天堂。
这种传说是极具诱惑力的。
回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从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无数次农民运动，到十九世纪前半叶的民主革命运动，虽然在性质、组织纲领和最终目标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其参与者却有很大的相同或相似之处，那便是官逼民反，民不聊生为一切造反运动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群众基础。
没有谁比这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更孤独的了。
没有谁比这个既无母爱又无父爱的孩子更渴望有一个家了。
没有谁比这个一无所有的孩子更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了。
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者。
对于穷人来说，打土豪、分田地，没有比这再好的事了。
举首四处望望，只三间老屋，家什物件纷纷卖入他人之手，锅碗瓢勺破破烂烂黑不溜秋，出门几步，良田厚地均划在他人名下，自己留下的那几亩薄地一无水二无肥，只长草不长粮食。
天上的太阳很亮很扎眼，心却很灰很泄气。
左思右想，日不能静，夜不能眠，心里像有一种东西被灶火燃着了，越燃越旺，最后燃成一片势不可当的火焰。
他娘的，丢掉这堆破烂，离开这个穷家，穿“马克思鞋”，走革命路去。
于是就成天痴痴地想，骑在牛背上，遥望天边与大山的接洽处，眼巴巴地盼着过来一支灰衣灰帽穿“马克思鞋”的队伍。
有了明确的主张，日子就过得有条理了，心里也有了支撑，除了放牛作田，剩下的全部大事就是一个字：等。
已经是深秋了，山外刮进来季节的冷风，装满了他的那间稀里哗啦的破屋子。那屋子，连冷风都不愿意久留，刚刚进来，又从四壁透亮的缝里钻了出去。
可是，他没法出去。这儿好歹是个家。离开这里，他连破屋子也没有。
冷飕飕的。他在院子里堆了几尊树根，拎过一把斧子，把庞大的树根劈成一截截小块。冬天，下雪了，出不得门，窝在家里烤火，树根是最熬得起燃的。
然而毕竟年纪太小，斧子举得尽管很高，可落下去还是轻飘飘的，少年劈树根，就像蚂蚁啃骨头。
正在满头大汗地干，虚掩的院门被踹开了。本家的一名堂叔旋风般地跌进来，惊惊炸炸地喊：“还劈个么事，闹革命了，还不跟我打县城去！”
他半天没回过神来，直到看见门外又有一群人，手里拿着梭标、大刀之类的家伙，一边奔跑，一边咋唬，这才恍惚明白，这就是大鼓书里说的：要起事了，要反天了，要换世道了。穷人造反打江山，水浒一百零八将，闯王李自成夺天下，天王洪秀全闹长毛……官逼民反，民不聊生，不得不反……霎时，从大鼓书里听的，从大戏里看的，听老辈人传的，那一串串轰轰烈烈的故事象盐一样射进了血管。
多少个饥饿寒冷的夜里做过此类辉煌的梦啊。
这龟孙日子是过不下去了。这是他的脑子里闪过的第一层思想。
反了，我不反谁反？最该反的就是我！这是他的第二层思想。
“叔，我跟你去！”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重大的选择面前，在生死攸关未来莫测的严峻关头，这个十三岁的少年既不显得悲壮也没怎么激动。
他掂了掂手中的斧头，平静地问：“我就带上这家伙？”
堂叔一把夺下斧头，说：“你这家伙管屁用，尺把长的柄，还没等你近身，人家早一刀砍过来了。给你这个。”
他伸手接住了，是一柄缀着麻绳红缨的梭标。
他扛着这根梭标，并趁堂叔不注意，还是把斧头揣进腰里，然后跟本村的乡亲们一道上路了。这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黄（安）麻（城）起义开始了。
对于起义，他是半明白，半懵懂。但有一个原则，村里的穷人参加而富人害怕，这就是他之所以毅然跟随起义队伍前进的基本前提。那时候，他不可能从理论上先弄明白起义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决定是否参加。他衡量可行与不可行的唯一尺度，就是看哪些人乐意和哪些人不乐意。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尽管这是几年后才由毛泽东概括出来的一种行为准则，但是，在此之前，绝大多数革命分子正是以这个原则选择自己的道路的。
当天下午，起义的群众汇集在黄安北部重镇七里坪，在那里编队动员。然后于当晚子夜浩荡南下，直指县城。地上，万头攒动，梭标大刀寒光闪烁。中天之东，悬一轮丰盈的半月，冷静地注视着中原沃土大别山麓的这支热血沸腾群情激昂的农民队伍，注视着这群衣衫褴褛而又手舞足蹈的庄稼汉子。
他们要干什么？
打天下夺江山去也。
一路奔袭，到了打鼓岭，累加激动，他的小脸憋得通红。
伢子，怕吗？一位满脸络腮胡子、背扛大刀的乡亲跑前跑后，俨然是个组织者。路过他身边，大约是看他年龄太小，便停住脚步问他。
“有什么怕的！”他答，转动脑袋，看了一眼漫山遍野的队伍。
是啊，跟这么多人在一起，有什么可怕的。中国的农民运动提供了这样一条经验，人多不仅力量大，胆量也成倍地增加。
“知道我们这是干什么吧？”络腮胡子又问。
“革命呗！”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嗬？络腮胡子惊奇了。笑了笑又问：“革命是什么呀？”
这回轮到他语塞了，吭哧了半天，才反问：“你说革命是什么？”
络腮胡子想了想，说：“什么是革命呢？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老财，让老百姓都有饭吃。”
“就这些？”他问。
“约莫就这些。”络腮胡子不太肯定地回答。
他没说话，但他在心里并不认为就这么简单。革命这个词儿他听了好几回了，革命的理儿也有所耳闻。他琢磨，革命绝不仅仅是要打倒地主老财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肚皮问题，革命可能还有比这更要紧的目的。
五十多年后，将军在口述回忆录时曾实实在在地说出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不能否认，我对党和党领导下的革命，最初曾寄予一种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希望，甚至在我迈上革命道路的时候，也多少有一些行侠仗义的动机。但是，我参加革命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还是由于阶级压迫所产生的反抗意识。那时候还小，百事不懂。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进化人类文明，这些概念别说想了，听都没听说过。”
从七里坪到县城，弯弯曲曲五十多里。起义的队伍人山人海，刀枪林立，逢山过山，逢水过水，顶着皓月直达城北三里岗。天亮时分，总指挥潘汝忠和吴光浩指挥部队由城北角攀梯而上，一举攻入城内，全歼县警备队，缴枪三十余枝，活捉县知事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以及十几名土豪劣绅，收缴了一大批钱钞物资。
一直处于国民党严格控制下的黄安县，转眼之间红旗飞扬。
2.杜鹃花染红了原野，当红军的伢子走出了村口。
一年一度的秋天，红红火火地走来了。杜鹃花开的时节，他离开了自己的故土。
在山根拐弯处，他转过身，最后望了一眼他的那几间破旧不堪的房子，心里突然涌上了一丝柔情。虽然那里面已经没有可以眷恋的人了，但是，他对爸爸、妈妈、伯伯、哥哥和姐姐的全部记忆，童年的全部乐趣，都还盛在那几间房子里。这几间破房子，仍然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拥有的财富。
还能回来吗？
不知道。
天上一朵云彩飘悠悠，
地下一枝竹笛脆溜溜；
秋天的风儿刮进了山坳，
树上的果儿挂上了枝头。
外面的光景热辣辣的亮，
当红军的伢子出了村口。
水往低处流哎，
人往高处走哇，
何时才能把家转呀，
革命不成不回头，
哎嗬革命不成不回头……
歌是谁唱的，他记不清了。但歌词他记清了——革命不成不回头。
终于，回过身来再也看不见秦罗庄了，那大片大片绿色的树海和漫山飘荡的氤氲覆盖了他的留恋，他于是放开了脚步，先是大步流星，然后一路小跑，跑着跑着，就撒开丫子，就疯了。同村的几个小伙伴，你追我赶，你斗我闹，赶到红三十一师驻地，差不多都是汗流浃背了。
参加红军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那张由乡苏维埃出具的证明是软缠硬磨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
不幸地是，刚参加红军就暴露了小农意识。更不幸地是，这种小农意识刚刚露头，就被泼了一瓢热水。
当兵之前，几个人商量好了，离开家了，队伍上的事一窍不通，难免纰漏。好歹是一个村的，乡里乡亲的，分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所以，排队集合时这几个人就千方百计拥在一处。
岂知弄巧成拙。
“一二三报数！”分兵的红军指挥员喊。
报完数，指挥员又喊：“报一的，向前一步！”
他向前走了一步。
指挥员又喊：“报三的，后退一步！”
指挥员又喊：“第一排的去某某团！第二排的，去某某团。第三排的，去某某团。”
他看看熟识的伙伴，全傻了。原以为站在一起就能分在一起，没想到这么个分法。这下可倒好，别说一起了，连一个团都不是，各奔东西了。
他被分配在三团机枪连当战士。
红军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耕田耙地之类的活计，它需要力气，但又不完全凭借力气，需要勇气，而有勇无谋也不行。它对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甚至是苛刻的。如果说，人是一种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高级动物的话，那么军人又是这种高级动物中更为特殊的动物，特殊之处就在于职业的性质要求他尽可能全面地具备所有动物的特性。一个优秀的士兵应该是这样的——具有老虎的勇猛，狐狸的狡猾，猴子的敏捷，犬的警觉，豺的凶残，而当需要溜之大吉逃之夭夭时，则又需要兔子的速度，优秀的军人尤其是处在野战状态中的优秀军人，应该具备所有野生动物的长处。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设想或者说是一种理想。在人类几千年的战争史上，我们曾经发现过这样的士兵吗？
实在是太苛求于人了，再优秀的人也不是机器或者神。
话又说回来了，达不到这个境界，并不意味着就能放弃向这个方向努力。
早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其生存状态可以说是野生的。没有军饷，没有补给，没有营盘。所面临的，是夏暑冬寒的磨砺，是国民党军队没完没了的围剿捕猎，是动荡不定的奔袭和跋涉，是一场又一场残酷的格斗和厮杀，是一次又一次从大刀和牙齿的砍杀撕咬中挣脱而生。
没有比中国红军的生存条件和野生动物更为相似了。于是乎，论勇猛，论坚强，论灵敏，论吃苦耐劳，论生存能力，论饿饭缺水……无论何论，中国红军在古今中外的军队中，都当推首论。
太阳已经偏西了，前肚皮已经贴在后脊梁骨了，汗珠子干在额头上，粘出了一脸脏乎乎的灰渍。
自然很苦。但是，眼睛必须瞪大，不得露出半点苦相。脚尖绷直，从脚面到小腿到大腿，绷成一条刚劲的直线，呈四十五度踢出去，悬在空中，上下不能颠簸，左右不能摇摆。固定成这样一个姿势，除了呼吸尚在允许范围，其它的运动，甚至包括腮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抽动都可能会招致一顿训斥，甚至更为严厉的惩罚。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他感到贴在地面的那只脚，在喀喀嚓嚓地颤动，似乎有一缕热而且硬的气流穿过脚心，渗过脚踝，越过膝盖，一直注满了全身。连每一根毛发都被注满了钢的颜色，并拢的五指在膨胀中毕剥抽节。他咬紧了牙关，严格控制随时都可能喷涌而出的泪滴。尽管只有十五六岁，但他从来没在公开场合下哭过。在这长时间的凝固中，他感到他的全部记忆全部思维像稻穗一样束成一把，放在一个指定的位置，他的血液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按照教官的意志涌动。到了最后，他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了，他全部融进在训练场此起彼伏的心跳声中。
终于休息了。教官下了一声口令：“解散！”
他没有动。周围还有几个人没有动，没有今天我们往往见到的那样，一声“解散”之后，队伍会雀跃散去。
“解散！”教官重复大喝一声。
凝固的思维为之一振，他这才试着用脚趾抠了抠地，将并拢的五指试探着向外张驰，一点点，一步步，好了，通了，全身终于放松了，有了知觉，然后扑通一声，幸福地倒在地上。
不要以为中国红军都是泥腿子，都没受过正规训练。远不是这样。至少，在他从军的那个连队里，严格的训练往往如同酷刑。
不是军人，不会有这种体验。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也不会有这种体验。一九九三年秋天的一个暖洋洋的下午，将军接见了解放军出版社的几名工作人员，当他准时出现在会客室门口时，客人们的眼前顿时一亮：嗬，好精神的老头！笔直的腰身，高昂的头颅，穿透力极强的双目，慈祥中仍不失威严的微笑。几步跨进来，满屋风动。
那天他没穿军装，套在上身的是一件毛衣。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人，决定他身份的不是他的着装或其它什么标志，而是他的气质。哪怕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句话不说，甚至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中你根本看不见他，但是，凭感觉你也知道你的对面坐着一个虎虎生威的军人。
军人就是军人，军人不是天生的，但军人的秉性一旦形成，就与生命同在与日月共辉了。
真正的军人就像金子，是从无数沙砾里熬炼出来的。
山沟里走出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确很少有人接受过正规训练。他恰好是少数人中的一员。有意思的是，训练他们这群新红军的教官居然是个国民党军官——当然是俘虏过来之后经教育愿意为革命效劳的“同志”了。不知他在国民党军队里是否这样严格，或许他为了表白自己真心实意投身革命，所以才在训练场上变本加厉地狠训这群新战士，也或许他是想给这些泥腿子一个下马威，显示正规“国军”的作风，再或许……反正，用将军话说：“训练累极了，开小差的念头都有过。”
秦基伟在一寸寸熬过最初的训练时光后，终于发现，红军就是红军，一切都是光明的，又是温暖的。大约是孤独已久，凄凉的往事不堪回首，所以他就比别人更加珍惜这份温暖，更加爱护这个大家庭的利益。
第一次战斗，是跟国民党第二十军郭汝栋的部队交手。这回可是真刀实枪地干。地点在麻城县的城门岗。敌人是一个团，被红三十一师团团围住，但由于红军的武器差，未能全歼，只是杀伤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跑了。
他当时没有太多的想法，一个集中的问题是如何在这次战斗中搞到一枝枪。那时候没有发枪这一说，参加红军了，想要枪，就得自己去夺。他太渴望有一枝步枪了。革命军人还成天扛着根梭标，脸上实在有些挂不住。要是打过两仗还扛着梭标，那就太惨了，不说你怕死，至少是笨蛋。
战斗一打响，他就顾不了那么多了，老战士趴在土堆上射击，他看得干着急。打了一阵，敌人退了，这回轮到他一显身手了，挺一根半丈梭标，一声大吼，张牙舞爪往前冲，如同饿虎下山。
果然，他缴了一枝大枪。虽说只是个汉阳造的单套筒，比捷克式和大盖式差点，但终归比梭标强。对着太阳拉开枪栓看看，枪膛好好的，那兵也真熊，一枪没放就撒丫子了，枪膛里还亮铮铮的呢。
嘿嘿，你不要，老子可不客气了。
一扬手，那枝土拉巴叽的梭标被抛出十丈开外，又来一个优美的转身，漂亮的老套简便洒脱地左肩右斜了。
这次战斗，他崭露头角，被提拔为副班长。
有这么一个公式，大致能说明早期红军基层部队的用人标准：
不怕死+嗓门大=红军下级指挥员
这是否太简单化了呢？不。这个简单的公式其实有很大的内容含量。不怕死往往体现政治觉悟，关键时刻能冲上去。嗓门大就更有学问，它不仅指音量大，在战斗中，能喊出来，并且喊在点子上，实际上就是能力。别人筛糠你高喊，是件了不起的壮举。你有没有指挥艺术，有没有军事天才，有没有奇韬异略，那都是往后的事，是软指标。而战斗在即，你敢不敢站出来、敢不敢喊出响亮的几嗓子，往往是马上就能定胜败的。
不怕死，他以自己的行为证实了，嗓门大，他是当之无愧的，一声吼叫，山林呼啸。
况且，他还上过一年私塾，比起那些目不识丁的纯粹无文化的农家子弟，他还要算是个小知识分子呢。
副班长是个多大的官呢？以后当了国防部长的将军开玩笑说：“可别小看了副班长，官不小呢，比三人战斗小组的组长大，比日本鬼子的伍长大，管好几个人呢。”
确实，他很珍惜这个职务，管理起来很大胆，硬是把副班长当出了八面威风。正是在副班长的位置上，他显示了组织能力，不久就被保送到随营学校去学习。
七个月后，当他从随营学校毕业时，他所在的三十一师已被整编成红一军第一师，他被分配在军部经理处监护连担任排长。没过几天，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又整编为红四军，部队来了个大调整，他又被调到军部手枪营二连当排长。
排长当了好几个月，他才发现一个问题。排里好几个战士都是共产党员了，而他这个排长居然还是“党外人士”。天哪，那时候的党员光荣得要死，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担任指挥员竟然不是党员，那工作怎么开展呀？有许多事，党员们悄悄商量，根本不通知他。
他感到很恼火，于是找营教导员，要求入党。
教导员的答复有两条：
第一，你是中农成份，中农要用更长的时间考验。
第二，你政治上还不成熟，好打不平，爱提不同意见，需要改正。
对第一条，他毫无办法，中农成份不是他挣的，也不是他能够改变的。对第二条，他也是毫无办法。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从小到大都是一根肠子通屁股，直来直去，想改，但改不了。改了几天还会再犯，一犯就更厉害。
一九三一年，苏区大肃反。
肃反，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中华民族的发明创作。自从人类有了政治集团之后，清除队伍内部的异已分子，就一直是各政党或政治集团的经常性工作。然而，在现代历史上，把这项工作推向极致的当首推前苏联。不幸的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王明上台之后，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于不顾，对苏联完全是亦步亦趋，苏联的一切原则包括十分荒谬的理论，都被奉为中国革命的经典，其中也包括惨绝人寰的大肃反。
军长撤了，师长抓了，团长、政委抓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营连干部抓了，再往下，不偏不倚地该小排长们倒楣了。
还好，秦基伟没被杀头。运动由上而下，到了最底层，风势就弱了，再说，连小排长都杀了，还靠谁来打仗呀？同那些被杀掉被撤掉的人相比较，他确实算是万幸了。
他被调整了工作，从一排长的位置上调成了二排长。
这只是个小小的变动，但这个变动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奥秘，也算是中国红军独有的特色之一种。如果按新的眼光看，从一排长到二排长，应该说属于正常的工作调整调动范畴，然而在六十年前的红军时代却不是这么简单。那时候的一排长人称“大排长”，作战时紧跟连长指导员，相当于副连长，而且是连长的当然代理人。
可是二排长就不同了，甚至可以说，二排长在连里的地位往往还不如三排长。红军连队，往往是这样，先锋是一排，后卫是三排，二排夹在中间，不说信不过，至少可以说，二排的力量相对弱些，使用起来也自然靠后一些。
为什么要“降职”呢？
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他也没有想到要去问个水落石出，同时也不敢，没杀你的头就是天大的运气，你还问什么，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不成？
但自己心里难免要犯嘀咕。我没犯错误呀！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都是没什么问题的。虽说性子直了点爱提个意见，可从来没出格呀，怎么稀里糊涂就给“涮”了呢？
后来听人传说，是被人“张冠李戴”了。因为他幼年时出过天花，脸上有几颗麻子，被大家喊作“麻子排长”。红军时代职务称呼比较随便，由于战斗中变化大，有的干部互相之间甚至只知绰号不知姓名。恰巧，本连三排长也是个“麻子排长”，曾经对肃反说了几句风凉话，可能是被连长和指导员（已先被抓走了）供了出去，于是保卫局就来找“麻子排长”的事。又因为三排长是雇农出身，比他的中农成份好，所以没怀疑三排长，稀里糊涂地把他给收拾了。好在他才是个排长，又沾了工农干部的光，脑袋才没有搬家。
张国焘有一个歪理：“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他有幸成了“党可原谅三分”的人，脑袋没掉，当起了二排长。
留心观察一下中国红军指挥员留下来为数不多的红军全身照片，或许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红军那身军装实在是比较寒酸的，要么是黑不溜秋的要么是灰不拉叽的，然而，红军战士穿在身上，没有那种黑黢黢灰溜溜的感觉，而一律是昂首挺胸，又几乎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动作——双手卡腰。
可别小看了这个动作。站在训练场上，面对一群或比他年长或比他年小的或者老兵或者新兵，秦排长就这么双手卡腰昂首挺立着，流利而宏亮地教授步兵战术条例。
部队的成份实在太乱了。排里有些老兵，参加过几次战斗，似乎多了一些经验。但更多的人，昨天还是工人农民，今天就是红军了，连枪都不会放。
而他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他曾经在心里暗骂他最初的教官是“狗日的白匪”，但正是那个“狗日的白匪”以无情的严厉将他磨砺成材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次又一次从心里真诚地感激那个“狗日的白匪”。
况且，他还上过随营学校，单兵战术那一套受过相对正规的训练。进攻时利用地形地物比较灵活，懂得侧面接敌，善于运用匍匐和跃进相结合的冲击方法。
姿势好看与否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实用，减少伤亡可能性。
他先介绍自己参加了哪些战斗，遇到了哪些艰险，克服了哪些困难，获取了哪些战果。然后扯开衣襟——
“同志们请看——”他喊了一声。
大家齐刷刷把目光投向排座赤裸的胸膛，不禁有些发蒙。白白净净，搓衣板式的胸膛上任啥没有，有什么可看的？
他笑了。“我参加过那么多战斗，每次都往前面冲，遇到过那么多危险，枪林弹雨里一次次闯出来，汗毛都没掉一根，你们说为什么？”
老兵新兵面面相觑。为什么？走运呗，难道是神仙保佑不成？排长也别吹，你是碰巧了，不信你刀枪不入。
“告诉你们，我就是刀枪不入。刀枪不入的窍门只有一个，那就是训练，练出一身机动灵活的战术动作。”
老兵新兵恍然有悟：绕了一圈，原来是动员啊！有些老兵撇撇嘴，骂一声：毛头小伙子尽搞歪门邪道。心里却不得不服，这个伢子不赖，练起兵来有板有眼。
大家的认识提高了，他就自己做示范。
定好目标，首先在前方选好隐蔽物，计算好时间，然后开始冲击。什么时候跃进，什么时候匍匐，什么时候正面猛跑，什么时候侧身接敌……这一套做得从容利落，看得大家都很服气。
在早期的红军队伍里，能够这样有板有眼地练兵，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有理论讲解，有现身说法，有具体示范，有归纳总结，形象直观，生动通俗。
只是，这样的好苗子竟然被涮，心里实在有些窝火。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多雾的早晨。
太阳还没完全爬出云端，晨曦初露，南方的山岗上湿漉漉的，氤氲缭绕，宛如飘带。
连队统一操练之后，各排带开进行战术训练，此时东方已是朝霞满天。他和他的二排沐着一身灿灿的金晖，开始了新的战术课目训练。
嗓门出奇的大。参加红军之前，在秦罗庄当小农民，跟着大人学唱山歌，一嗓子亮出去，这山响了那山回音。
训练中，隐约看见场地外有几个人向他们指指点点，因为隔得远，加上雾大，没怎么看清，所以也没怎么介意，依然夹紧腚沟子使劲下口令，喊得山响。
第二天，却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那天也是训练，正在兴头上，来了两个人，挎着驳壳枪，同连里干部连招呼也没打，径直走到场地中间，问：“谁是二排长？”
一看这阵势，他有些发虚：这两个人都不认识，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又都挎着盒子枪。
心里咯噔一紧：坏了，莫非是保卫局抓人来了？
当时肃反还没有结束，本连三排长刚被抓去。掰着指头算，再往下，除了自己，没谁可抓了。
怎么办？四处看了看，练兵场上喊声震天，各训各的，没谁注意这边。保卫局抓人是家常便饭，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被抓的走了，坐牢或者杀头去了。没被抓的照样训练。
跑，跑脱是有可能的，可往哪里跑呢？又凭什么要跑？老子参加红军就下了决心要革命到底，不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一股血气涌上来，他挺身而出，铿锵回答：“我就是二排长。”
那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他以为是要下他的枪，但没有。来人中的一个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走，跟我们到军部走一趟。”
到了军部才知道，是军长徐向前召见。军长一口山西侉腔，开始听得不大明白，后来终于听明白了，军长是在和他拉家常，上问父母，下问土地，再问理想，又问决心。
家常聊完了，军长说：“行啦，你回去收拾一下，到手枪营二连当连长。”
他“啊”了一声，半天嘴巴没合拢。
直到徐向前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才回过神来。
哎呀，我的个天啦，紧张了老半天，原来是升官呀。心里直怨那两个挎盒子枪的同志，干吗不早说呢，吓得我差点跟你们动家伙。
不久就知道，“肃反”并非是党的本意，只不过是被党内一些人利用了，搞极端化，错杀了许多人。徐军长是个军人，他是坚决反对那种过激行为的，部队搞完了，他这个军长指挥谁去呀？
可是，在红军队伍里，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可以说法力无边。许多事情他这个军长是无能为力的，甚至连他的妻子程训宣都被当成反革命悄悄地杀掉了。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徐向前还是尽最大努力保护了一批干部，其中就包括秦基伟。
这以后，他就跟定了徐向前。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是中国革命史上又一个重要的日子，地处中原大别山麓的黄安县七里坪倒水河畔，红旗招展，欢声雷动。清澈明亮的河水映照着蓝天白云下那一张张因亢奋而涨红的脸颊。
经过几年转战，这支起义而成的农民队伍由小到大，由乱到齐，由弱到强。有了基本的武器，有了统一的灰布军装，有了严谨的编制序列。
一句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集团中，鄂豫皖红军已经发展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重要队伍。在遍布全国各地的起义红军中，它的地位仅次于中央根据地。于是，在这个秋高云淡的下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了。
三万多名来自鄂豫皖的农家子弟，排着整齐的队伍，伫立在为红军准备的天然广场——遍布鹅卵石的倒水河河滩上。方圆数十里的赤卫军和老百姓也纷纷汇聚而来，为这庄严的场面平添几分壮观。
掐着指头算，他刚满十七周岁。
连队像一片灰色的树林，整齐地排列在他的身后。他的肩上斜挎着一根皮带，胸前是一排面积颇大的子弹匣，驳壳枪柄上的红绸子在秋风的吹拂下轻轻飘动，丽日下娇艳醒目。
两年多的红军生活，就像旋转奔腾的激流，已把他那身穷酸气和乡野散漫习气荡涤一尽。严明的纪律，残酷的战斗，紧张的训练，条理分明的生活秩序……，军队的一切规章制度和战斗要求，就像一柄锋利的钢刀，在他这个毛坯子身上又砍又削，一点一点地琢磨修理，终于雕刻出一个年轻英俊的红军指挥员。
两腿夹紧，小腹微收，胸脯前挺，两眼平视。这个小连长站在那儿就像一棵巍然不动的松，他的连队清一色的灰布军装，那绑腿，那鞋带，那领扣，都是经他亲手检查过的，嗬，那才叫齐！
好精神的连长，好精神的连队！
当阅兵式指挥王树声策马巡视路过此处时，不由得翻身下马，向队伍注目良久，照他的肩上擂了厚实的一拳。
他刷地抬臂敬了个礼，放下臂后脸上表情依然严肃，但心里很得意。他从王指挥的眼睛里能够看出明显的赞许，也能感受到来自两侧兄弟连队小小的醋意。他平视前方，其实是从镜子般的乡亲们的眼睛里监督自己的部队——河滩上，田坎上，山坡上，一片接着一片，密密麻麻，吵吵嚷嚷，看热闹的群众汇成了一个彩色的世界。大姑娘小媳妇一反平常羞涩，红军哥哥站在队列里动不能动，笑不能笑，当然更不能跟她们斗嘴了，这下她们可算逮住机会了，尽情地看，随意地说，笑意飞出酒窝，放开胆量指指点点嘁嘁喳喳。
他的得意之处在于，那些热乎乎的似嗔似怒、似惊似喜或俏皮或诡秘的目光，多半是冲着自己的连队来的。这可是手枪营的兵啊，一个个全是挑来的，年轻、健壮，而且也都很漂亮，每人一长一短两枝枪，外加一把大刀，那气派，实在是出类拔萃的。
情窦初开的连长很重视自己连队的“磁”力，他感到那些彩色的目光像温柔的丝绸，拂在心上很滋润，美美的。自然，这只是一种美妙而短暂的体验，还没等他细细地品尝刚刚滋生的一缕温情，胸腔里马上又充斥了一种更为热烈的亢奋的情绪。
阅兵开始了。
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骑着高头大马，在阅兵指挥王树声的陪同下，绕场一周，检阅部队。他在队列里人站得笔直心也站得笔直，庄严肃穆地向首长行注目礼。
他永远记住了那个下午，永远记住了回荡在倒水河畔的他所敬仰的徐向前总指挥的声音：
“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我们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革命的火种是反革命扑不灭的，革命的火种是越烧越旺的。从黄安起义，到今天我们四方面军成立，差不多有四周年了，四年里，我们同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的许多优秀同志都牺牲了，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他们的血不会白流，我们活着的同志，已接过了他们的旗帜，继续英勇战斗。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红军是打不垮的，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天高云淡，山青水秀，徐总指挥的声音越过空旷的河滩，在大别山麓久久回荡。
他为这个日子激动不已。
3.“这个岗老子不站了，老子的连队要打仗！”
十一月十日夜，也就是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第四天，黄安战役的枪声打响了。
那几天里，方面军总部气氛异常紧张，参谋人员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秦基伟作为负责首长安全的手枪连长，虽然与参与决策距离尚远，但他有幸地目睹了大战在即总部首长的风采，也亲身感受到了首脑机关的指挥作风。
他尤其喜欢注视那些长时间伏在地图上工作的人们，每当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便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和向往。那几天，除了吃饭和当面询问、布置任务以外，徐向前总指挥很少离开地图，他趴在地图上，就像一个饥饿的人趴在又香又甜的白面馍上。那专注的神态和虔诚的表情，让十七岁的秦基伟领略到了一种崇高的神圣感。
战争，也是一种艺术，而且是内容生动、情节精彩、过程激烈的艺术。
战争，是另一种宗教。
当初参加红军时，他对于战争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十分陌生的。参军就要打仗，这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打仗是否就是战争呢？问题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在经历了时间和各种社会生活渗透之后，战争的含义已在不知不觉中延伸了，它不仅仅再是打仗，它还包括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