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长大成人：中国人的社会教化

一 引子：《红楼梦》之“宝玉承教”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中的瑰宝。在这部“曲折顿挫，笔如游龙”的小说中，曹雪芹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传统大家庭由盛而衰的众生相。小说中的情节，实为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更是研究传统中国家庭生活的资料宝库。书中有关宝玉在大观园中如何受到（不适当的）管教的故事，尤其是第三十三回中，宝玉被严父笞打那一节，更富有心理学意义，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宝玉在荣国府中“顽劣异常、不喜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母亲王夫人形容他为家里的“混世魔王”。由于祖母贾母对他爱如珍宝，故家中无人敢管。但自小他的父亲贾政便对他不甚疼惜。有书中贾雨村之言为证：

那周岁时，政老爷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叫他抓，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那政老爷便不喜欢，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因此便不甚爱惜。

姑不论这种方法的信度和效度如何，它确是一项有趣的心理测验。按照这种方法，假使宝玉抓的不是脂粉钗环，而是纸笔墨砚之类，便可据此推论他长大后将成为骚人雅士，如此应可赢得父亲钟爱。

这种方法在宝玉身上倒是灵验。他长大后确实一如贾政所料，不爱读书，只爱在内帏厮混。但他对父亲却心存怯惧，每次见他都如老鼠见猫一般。

有一次，贾政获知宝玉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又听到贾环说宝玉在家逼淫母婢，因而大怒，乃喝命小厮将宝玉“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小厮们哪敢违拗，将宝玉按在凳上，拿起大板便打。但“贾政还嫌打得轻，一次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板子来，狠命地又打了十几下”，直打得宝玉“气弱声嘶，哽咽不出”。

这时众人见打得不轻，忙找人通知王夫人，王夫人马上赶往书房来。在贾政心目中，王夫人无疑是败儿的慈母，因此“一见王夫人进来，更加火上浇油，那板子越下去得又狠又快”，早已将宝玉打得动弹不得。待贾政还欲再打时，王夫人已将板子抱住。王夫人不敢违抗丈夫，也无力阻止丈夫毒打儿子。在恳求丈夫罢手时，她唯有诉诸不想丈夫因过怒而伤害身体的用心：“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保重。”但她也知道要控制贾政，只有将在家中比贾政权力更大的贾母搬出来才会奏效。所以她随即说：“且炎暑天气，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但贾政却冷笑道：

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训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

要对抗不孝于贾母的指责，贾政也只能搬出孝道的另一重意义来作说词。但当贾政要下手勒死儿子时，王夫人以死相胁，并设法激起丈夫的罪疚感。她说：

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也要看夫妻份上！我如今已五十岁的人，只有这个孽障，必定苦苦地以他为法，我也不敢深劝。今日越发要弄死他，岂不是有意绝我呢？既要勒死他，索性先勒死我，再勒死他！

过去，在中国，传统的妇女有顺从丈夫的义务，而丈夫也有眷顾妻子的责任。王夫人这番抬出夫妇之义的话，果然将贾政软化了，他不禁长叹一声，坐在椅上泪如雨下。

王夫人担心宝玉会因此丧命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当她抱着宝玉时，只见他面白气虚，底下穿着的绿纱小衣已是血渍斑斑。由腿至臀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

正在此时，一位丫鬟报说老太太来了。贾母人未到，声先到，只听到她颤巍巍地说：“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就干净了。”

此刻贾政的盛怒已化为悲泣。母亲驾临使他马上收起愤怒，并改换一副恭恭敬敬的模样。先有王夫人牵起他的歉疚之情，接着是贾母对他诸般羞辱，使他深悔刚才不应笞挞儿子。在这一幕中，读者可深刻地体会到母权之大，与孝子对母亲的恭敬及不问因由的服从。且看曹雪芹如何叙述此情景：

贾政见母亲来了，又急又痛，连忙迎出来……贾政上前躬身陪笑说道：“大暑热的天，老太太有什么吩咐，何必自己走来？只叫儿子进去吩咐便了。”贾母听了，便止步喘息，一面厉声道：“你原来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叫我和谁说去？”

贾政听这话不祥，忙跪下含泪说道：“儿子管他也为的是光宗耀祖，老太太这话，儿子如何当得起？”贾母听了，便啐了一口……贾政又陪笑道：“老太太也不必伤感，都是儿子一时性急，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贾母便冷笑两声道：“你也不必和我赌气！你的儿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来你也厌烦我们娘儿们，不如我们早离了你，大家干净。”说着，便命人去备轿：“我和你太太宝玉儿立刻回南京去。”家人只得答应着。

贾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为官作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你如今倒是不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贾政听说，忙叩头说道：“母亲如此说，儿子无立足之地了！”

……王夫人一声肉一声儿地哭道：“……这会子你倘若或有个好歹，撂下我，叫我靠哪一个！”数落一次，又哭“不争气的儿！”贾政听了也就灰心，自己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

熟悉中国社会的人，很容易看出此幕故事所具有的代表性。自古以来，类似的故事上演了无数次。戏中主人翁生动地演绎了传统的中国式教养方法与家庭政治。演员包括：严峻的父亲，呵护子女的母亲与溺宠孙儿的祖母。主题包括：两性在训练儿童方法上迥然的差异；管教者企图贯彻严峻管教时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溺爱与责打如何在儿童的经验中轮流出现；残暴而没有效率的体罚；家长结果子女性命的权力及行使此权的阻力；孝子对家长的尊崇与绝对服从；至高无上的母权掌理一切与家庭有关的事务；女性透过诱发罪疚感和羞耻感来制衡男权的圆融手段。

作者借此情节，将男女间如何玩弄权术写得丝丝入扣。在儒家体系中，辈分、性别与年龄都是权力的决定因素。论性别，男尊女卑；论年事，长幼有序；论辈分，高低有别。那么，辈分高的女性在家庭中应拥有何种权力呢？“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这是所谓传统的女性德范。但是，孝顺双亲又是儿子的天职。因此就出现“儿子与老母间应该谁顺从谁”的矛盾。为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儒家思想为中国家庭设计了以下的布局：当家中没有辈分相等的男性时，母亲便掌有家务上的最高权力；但在家务以外的事情上，决策权归儿子，做母亲的无权插手。因此母权的行使范围虽有局限，却足以与男权抗衡。

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女性若想发挥影响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善于操纵男子的感情。王夫人和贾母均是此中高人。贾母更兼具辈分所赋予的实权，故她对贾政的感情操纵自如，有如绕指柔丝。虽则如此，贾母并未自恃母权，与贾政对宝玉所具有的父权作正面冲突，因为如此有违儒家道统所划定的规范。反之，她承认贾政对宝玉有生杀之权，她循“正道”而行，以道统制衡道统，巧妙地将贾政驯服。贾母深知贾政以孝为先，绝不会做出不孝的事，所以只须让贾政体会到笞挞宝玉足令贾母心痛欲绝，而令母亲伤心是一种忤逆的行为，如此便可水到渠成地收服贾政。她那句“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足以令贾政羞愧得无地自容。

故事中的另一位女性——王夫人，则是在大观园中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她深知宝玉不加鞭策不会成材，且默认宝玉“也得老爷教训教训才好”。但她姑息宝玉，因为自己“已经五十岁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个，他又长得单弱，况且老太太宝贝似的”，怕宝玉若有个好歹，会使贾母发怒。她对宝玉既呵护备至，又时而欲加管教，这种做法当然难以奏效！面对宝玉，她感到彷徨无计：打不是，劝又不是，哭也不是；自不免做出如下绝望的叹息：

我时常搿着嘴儿说一阵，劝一阵，哭一阵，彼时也好，过后来还是不相干，倒底吃了亏才罢！

对贾政而言，他虽为一家之主，但在管教宝玉时，也同样身陷死局之中。倘若宝玉被宠坏了，变成不成器的儿子，那便是他为父者养不教之过。而且孩子不成材有辱家声，教他如何能尽孝于列祖列宗？为此，他必须管教宝玉；但如此又难免得罪母亲，因而落得不孝之名。他感到家庭中的女性一直都庇护着宝玉，使他无法“好好地”管教宝玉。因此王夫人的出现，令他火上浇油。但他万不能对自己的母亲动怒，因此贾母一出现，他纵是怒火如焚，也唯有倒咽下去。面对此种进退两难之境，再加上笨拙的管教手法，使贾政的处境更加困窘。在他的眼中，打骂是教导儿子的不二法门。在教养宝玉上，他和王夫人显得同样无能。讽刺的是，贾政在小说中的造型却是一个诚朴的君子！

值得注意的是，贾政与王夫人对宝玉的评价很低，而且完全没有考虑宝玉的自尊心。贾政说宝玉是“孽障”，这句话虽然出于盛怒，却充分显示他心底对宝玉那种不是味道的感觉。王夫人也毫不避讳地称自己的儿子为“不肖”、“不争气的儿子”。他俩完全没有意识到宝玉的不成器，其实是社会教化历程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可笑的是，当王夫人以哀婉之声赚人怜悯，说宝玉是她老来唯一的倚靠时，语中的弦外之音，在无数以子女为生命唯一意义的中国妇女内心深处，应该都可激荡出悲怆的回响。

“宝玉承教”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社会教化的一些特点。读者也许会问：在中国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人进退两难的场面呢？这样的故事，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呢？在今天的中国，还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吗？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中国人的社会教化历程做全面的探讨，这正是本书的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