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希腊进行海外殖民活动

希腊人为生存远赴他乡

对于勇于冒险的古希腊人来说，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扬帆远航的优势。但就像奥德修斯和同伴们在海上漂流十年，纵使身处温柔富贵乡，还是要千方百计地返回故里一样，希腊人原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地深情眷恋。

希腊半岛多为山地，分散的平原和贫瘠的土地不适合建立大国，人口少、规模小的城邦就成了最好的组织形式。公元前8世纪，随着文明的复苏，城邦社会渐具雏形。到了公元前7世纪初，希腊各地已有几十个地区形成城邦制社会。希腊城邦又被叫作“polis”，是古希腊特有的社会政治组织，对后世的国家政治有着深远影响。英文单词“political”（国家的、政治的）和“politics”（政治）两词的词根就是polis。

那么，希腊人为何要背井离乡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移民运动呢？

其实移民海外是希腊人迫不得已的举措。随着希腊半岛上城邦的不断涌现，岛上的人口密集起来，所需的土地和粮食也日益增多。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万一遇到凶年饥荒，就会引发剧烈的社会矛盾。谁都不想看到惨剧发生，于是，一部分希腊人决定离开故乡，到更广阔的地方寻找生活的希望。当然，其中少部分人身为贵族，因为在权力斗争中失利，才不得不另寻土地谋求归宿。

远赴他乡并不是个容易做出的决定。为了缓解城内危机，城邦召开公民大会共同探讨这一攸关全国命运的大事。没有人愿意离开故土，但是只有分散谋生才能更好地活下去。通常，每次移民远航前，城邦会征集自愿参加的公民。遇到特殊的强制情况，会要求每个家庭中年轻力壮的男子都参加移民，只有长子可以留下维系家庭。城邦先选定移民目标，获得神谕的支持以后，再指派一位创始首领，并制定新的定居点章程，比如每个人可以获得多少田地（一定比在故乡拥有得更多），这样一来，沉浸在离乡之苦中的人多少可以获得一些慰藉。

一切准备就绪，城邦组织船队，备好路上的食粮，将移民运送到目的地。在首领的带领下，人们含着泪水踏上了远行的船，背囊中装着亲人们无尽的叮嘱、祝福和挂念。

海风卷起的层层波浪拍击着船板，故乡的陆地变得渺茫。被迫开始的航海更显得疲惫、枯燥，并且充满了未知的危险。经过重重波折，人们终于凭借智慧和毅力抵达了计划中那片陌生的地方。从《荷马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想移民地的风光：

大片绿油油的草地，

还生长着难以计数的葡萄，甜美可口，

平坦的地方……

若好好开垦，

一定可以收获大量的粮食。

风尘仆仆的希腊人登上陆地，由首领带着大家安家立业，每个移民都分到了相应的住所和土地。他们不再享有母邦的公民身份，而是在新的领地享有新的权利。谁的业绩出色，谁就会成为新城邦的统治者，死后就是这里的守护英雄。和在母邦一样，他们在新的城邦沿城筑起高高的围墙，建立新的庙宇，让故乡的火种在这里继续燃烧，世代相传，亲族关系和共同的宗教使新城邦和母邦紧密相连。他们继续保持故乡的祭祀仪式，为此，还特地请男女祭司随行移民。

每个海外新城邦都与母邦信奉同样的神，使用同样的语言，传承着母邦的文化艺术，也保持着经济往来。久而久之，移民地也成了贸易的中转站。当时古希腊和腓尼基经济交流频繁，很多食物和器具通过各个移民地流通到双方的市场中。不过，新城邦在政治上不再依附于母邦，而是成为独立的自治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母邦和新城邦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有的日益亲近，有的则日渐疏离，甚至发生冲突。

希腊人首先沿着腓尼基商人开拓的路线，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群岛上建立殖民地，希腊半岛上的很多民族和城邦竞相来到地中海西部，寻到了肥沃的土壤，直到他们遇见迦太基人。雄心勃勃的迦太基人想在周边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用武力驱逐了争夺者，希腊人的扩张就此终止了。于是，他们又转向东北方的赫勒斯滂海峡和黑海，那里有着丰富的鱼类和饱满的谷物。建立了一些定居点后，他们同样遭遇了埃及和巴比伦的阻挡，经过法老的允许，希腊人只能在埃及沿海地区建立一些商站。

不过，经过二百年的奋斗，希腊人还是大大扩张了自己的领地，这片广阔领域被称为“大希腊”。新城邦的人们遵从古希腊一切习俗，生怕落后于希腊半岛上文明的发展节奏，他们通过这些方式来表明自己是希腊人。

当然，他们也习惯性地把移民地的原住民视为“野蛮人”。背井离乡的希腊人和这些非希腊人共同生活，相互交易，平分领地，甚至通婚。只有少数城邦能够成功驱逐原住民，或者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很难说这本身不是一种野蛮行为。

僭主政治的发展和没落

随着城邦的发展，贵族政治体系在希腊各地广泛建立。原本就稀缺的土地资源中，贵族霸占了最好的那部分。虽然很多人移民海外，缓解了耕地矛盾，但要让平民手中的贫瘠土地产出足够的粮食还是相当困难。

每一个新兴的复杂社会都会呈现一种共同模式：人口增长，城市化，手工业兴起，商品贸易发达，文化艺术水平提升。大多数古代文明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财力、权力和军力都会集中到少数精英手中，之后便形成了君主体制。古希腊却与众不同，探索着自己独到的民主道路。他们对最高权力不断审慎思考，并且从不以出身决定统治地位。

法律也是由统治阶层的贵族们制定的，他们自然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权益。越来越多不公平的判决让百姓深感恼火，却无能为力。

贵族阶层内部也因为权力和名誉的争夺连年恶战，年轻鲁莽的贵族宗派时常发生激烈冲突，暴力和流血事件不断。由于贵族家族的血缘传承，他们之间的冲突也世代不休。在这种艰难的时代，如果有强人出现来控制混乱的局面，必定会受到百姓的欢迎——尽管他也会引起贵族的不满。于是，“僭主”应运而生。

在早期城邦时代，希腊各地都出现过僭主政治。“僭主”是指非正常选举而上台执政的人，他们用暴力等非法手段推翻贵族的寡头政治，建立起个人独裁统治。最初，这个词语并无贬义，僭主的政绩因人而异，有贤主也有暴君。后来，利益受损的贵族对夺权的僭主恨之入骨，到处进行负面宣传，加上有的独裁者不能肩负维护城邦公民利益的使命，而殃及所有人的财产和自由，人们自然会对统治者产生不满，于是，“僭主”一词由此开始指代“暴戾恶毒的统治者”。不过，这一时期的人们普遍对僭主持赞许态度。

古希腊人对“世袭”毫无兴趣，他们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拥护为统治者，不是看他的出身，而是看他的成就。所以，很多僭主会先成为军事统帅，建立功勋，或者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夺得冠军，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人们的认可和支持。坐上统治者的位置后，他们还要继续有所作为，让百姓信服，巩固自己的权威。比如，佩里安德就曾借助大兴土木和举办庆典来博得民众的赞誉。

不过，主要的政绩还是以促进社会发展为标准。僭主制定法律限制贵族的特权，限制他们使用奢侈品，并禁止铺张浪费。同时，他们会鼓励商品买卖和手工制造业，支持所有文化活动，欢迎各地杰出的诗人、艺术家、思想家。

历史上，没有一个僭主建立过可以延续的王朝，其子嗣大都不能良好地继承父辈的业绩。一方面，他们的个人魅力不足，另一方面，他们会利用专制权力压榨百姓，不得民心。而贵族阶层始终是他们的死敌。

僭主政治最早出现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邦，古希腊最著名的两位僭主是科林斯的佩里安德和雅典的庇西特拉图。

佩里安德是公元前7世纪科林斯的第二任僭主，也是罕有的子承父业的优秀案例。父亲去世后，佩里安德执政，改革了科林斯的工商业，修道路、凿运河，使交通运输更为便捷，商业更发达。他还准许失利贵族和贫民移民海外，并降低税率，扩大经济来源。他不仅热衷于科学和文艺，还是一位善于思考的业余哲学家，留下了不少智慧的名言。晚年的佩里安德对干涉统治的贵族展开严厉打击，但对百姓始终采用温和政策，深受百姓爱戴。

大概是得罪了太多人，佩里安德怕死后遭到报复，便想方设法地隐藏自己的墓地。他找来两个人，吩咐他们在夜里沿他说的小路杀掉遇到的那个人，然后把他埋好。又吩咐四个人去追杀前两人，又吩咐更多人去追杀后来的四个人……于是，在自己的精心谋划中，佩里安德秘密地被两个杀手害死了，这两名杀手以及后来的杀手也随之送命。

另一位为人称颂的僭主是雅典的庇西特拉图，他也是罕见的两次上任的统治者。他不断打击敌对派别，又在百姓面前塑造出一个公正严明、亲民慈善的形象。他组建了一支强有力的卫队，发动事变赶走了贵族统治者。他在派别斗争中起起落落，失利之后总结经验重新夺回政权。庇西特拉图把流亡贵族的土地分给贫民，还帮贫民还了贷款，买了农具。他还设了巡回法庭，到各个村庄处理诉讼案件，甚至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他修葺神庙，改进了雅典的供水设施，还邀请外邦文化名人来雅典访问，促使酒神节从地方走向全国。

庇西特拉图去世后，把僭主之位传给了长子希庇亚斯。希庇亚斯原本继承了父亲的温和政策，不料在一次节日盛会上，他的弟弟希帕尔克斯遇刺身亡。之后，他害怕自己也遭遇不测，就加强了对雅典的统治，极力迫害政敌，镇压百姓，整个雅典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终于，雅典人联合斯巴达人发动武装政变，终结了庇西特拉图家族的独裁统治。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僭主政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乱世中走出的僭主们，延续了旧制度中的积极政策。虽然僭主政治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打击了贵族势力，更倾向平民利益，使经济、文化和政治得到了充分发展。

僭主政治推翻了贵族统治，又被人民推翻，古希腊在特立独行的探索道路上逐步接近理想的民主与自由。

古风时代朴素的价值观

四百余年的黑暗时代过去了，希腊半岛的文明逐渐从沉睡中醒来。黑暗时代已去，黄金时期未至，中间这段过渡期被史学家称为“古风时代”。希腊的历史日渐清晰，因为希腊人开始用纸草书写。在15世纪印刷机问世以前，希腊人不厌其烦地把流传下来的文本抄了又抄，其中就包括希腊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作品《工作与时日》。

“北风越过马群遍地的色雷斯，吹到广阔的大海上，搅得海水汹涌翻滚，所到之处，大地森林发出吼声，山谷中枝叶繁茂的高大橡树和粗壮的松树被连根拔起，倒在丰产的大地上。”当赫西俄德写下这些句子时，他正端坐在一所建筑精良的温暖房舍里，遥望着风雪中的赫利孔山。也许，彼时的他还不知，自己笔下的这首长篇叙事诗将是后人研究希腊古风时代最生动的资料。

赫西俄德住在波俄提亚城的一个小镇上。他自称某天在山坡放羊的时候，遇见了缪斯女神，她向他的体内注入了诗的灵魂。此后，赫西俄德开始了诗歌创作。

和大多数希腊青年一样，赫西俄德痴迷于希腊大地上的神话故事，为此，他撰写了一部诸神系谱，但是关于这首长诗的真正作者有很多争议。赫西俄德唯一被后人明确认可的诗，是一首关于农民生活的田园诗，这就是《工作与时日》。

诗中，赫西俄德表达了对哥哥珀尔修斯的斥责和忠告。原来，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兄弟俩在分配父亲留下的土地时产生了矛盾。珀尔修斯靠贿赂法官从赫西俄德手里骗去了一份土地，富足的哥哥从此游手好闲，奢侈享乐，最终穷困潦倒，又来求助弟弟。也许这只是作者因文学创作所需杜撰出的故事，但这都无关紧要，反正没人会怀疑他笔下多姿多彩的乡村生活。

传说，赫西俄德曾在创作比赛中赢了荷马，因为荷马歌颂英雄和战争，而赫西俄德更关心百姓和生活。他认为，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增加羊群和财富，而且也只有辛勤劳作才能得到永生神灵的眷爱。在《荷马史诗》中，这些奖赏只属于英雄人物，而赫西俄德把劳动看作和战场上的英勇一样美好的品德，简单朴素的乡村生活给他带来了脚踏实地的价值观。对于赫西俄德和他的邻居们来说，财富就是“谷仓里堆满维持生计的口粮”而不求于人，名声就是受到村中所有人的尊重。古风时代的道德观核心就在于辛勤劳作。

为了教导他的兄弟靠双手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赫西俄德还写下了从事农事的规则。比如，用月桂树或榆树做犁杆才不会遭虫蛀；9岁的公牛耕田力气最足；云中的鹤鸣预示着雨季的来临；二三月份要修剪葡萄藤，否则葡萄就没有收成；在仲夏之时要吩咐奴隶动手建造谷仓。接着，他叮嘱这位让人操心的哥哥，夏季不宜饮酒过度，冬季不宜穿衣单薄。透过细致入微的嘱咐和教导，一幅早期农村生活的画面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表面上看，这首诗是作者写给他哥哥看的，但有些部分，赫西俄德又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毫不客气、言辞激烈地斥责统治阶级。他称呼这些人为“侵吞贿赂”的“巴昔琉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恣意做出的不公正判决。他借用正义女神来威慑嚣张的统治者，说神灵在“监视着人间的审判和邪恶行为”。可见，那个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形成基本的公民道德观，监督政府的所作所为，敢于反抗不公管理。

赫西俄德坦诚地告诉我们早期希腊社会的丑恶无耻，还说王公贵族们的奢侈生活都是寄生在农民的辛苦汗水上的。小农们生活在阶级压迫中，极端贫困，正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在《工作与时日》里，我们可以听到农民揭竿而起的有力呼声，似乎此后的希腊民主改革者都是在赫西俄德的诗中应声而起的。

不过，赫西俄德所在的阶层本身也是剥削者。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民应当雇佣几个仆役，计算好他们的食物，以便他们吃饱之后专心为雇主干活。他也嫉恨娶妻生子的代价，认为那些敢与丈夫同席而坐的妻子全都厚颜无耻。赫西俄德还认为，如果娶了一个依靠丈夫吃饭的妻子，会败坏自己的名声，懒惰是女人最可耻的恶行。“信任女人就是信任骗子。”赫西俄德的女性观近乎商业化，但这并非是他个人的好恶，而是古风时代常见的一种态度。

伊索及其不朽的寓言故事

小时候，我们都听过《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它们简短有趣，又引人深思。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故事的作者伊索是奴隶出身，并且很可能不识字。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道：“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无论生活赐予我们什么，我们都应该欣然接受，即便困于逆境，也不放弃对爱与善的向往，也不臣服于世俗的险恶与不公。在这方面，伊索是我们的榜样。

伊索具体的生卒时间已不可考，最早记录他故事的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希罗多德认为，伊索不是希腊人，而是来自色雷斯、生活在萨摩斯岛的一名奴隶，时间大概是公元前6世纪初。

伊索生来是个哑巴，长得矮小丑陋，受到周围所有人的嘲笑和鄙视。不过，他有一位慈祥善良的母亲，她总是把伊索抱在温暖的怀里，给他讲各种有趣的故事。伊索虽然不能用语言和母亲交流，但他感受到了母亲的温柔与聪慧，他的心里种下了宽容和睿智的种子。

母亲离世后，可怜的伊索更加没有依靠，受尽人们的冷眼和打骂。每当遇到不顺，伊索就独自跑到林间草地，找那里的小鸟、小虫、小花做伴安慰自己。在大自然的清风中，他的忧愁得到了暂时的化解。后来，他离开家乡，四处流浪。夜晚露宿篝火旁，他从旅人口中听到很多关于自然和动物的故事。原来，动物和人一样，也欺软怕硬，也钩心斗角，也心存善念，也寻找光明。历经坎坷，伊索心中百感交集。

后来，伊索在路上遇见强盗，被卖到萨摩斯岛的一个贵族家庭做了奴隶。悲惨的命运并没有打垮伊索对生活的信念，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平和地接受了这一切。这时，他迎来了生命的转机。

一天夜里，伊索在梦中见到了神明。神微笑地看着伊索，伸出一根手指放入伊索口中，轻巧地舒展了他打结的舌头。清晨，伊索睁开眼，感到口中比以往轻松舒适，他竟然能说话了！神灵来迟了，却用精准生动的语言作为对他的补偿。伊索成了最会讲故事的人，他把曾经的所闻所思编织成精妙的故事，把母亲的温柔和自然的哲思传递给世人。

他的寓言故事没有什么草稿，完全凭记忆讲述，故事的主角多半是性情多变、品行不一的动物。很多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都是他的杰作，比如警告骄傲自满者的“龟兔赛跑”的故事，教人明辨善恶的“农夫和蛇”的故事，告诫说谎者的“狼来了”的故事。他用凝练的语言和恰当的比喻告诉了人们为人处世的道理。

劳作期间，大家就把听伊索的故事当成一种娱乐放松，他的故事既能消除疲惫，又能使人深思明理。伊索还靠他的机智救过自己的朋友，帮主人处理过难题。主人很感激这个聪明的奴隶，就把他释放了。

重获自由的伊索依然四处流浪。他游历了希腊各个城邦，有权参加公共事务，与梭伦、泰勒斯等人都有交往。一次，一个城邦的国王派伊索处理外交事务，并让他把一批黄金平均分赠给当地居民。那里的人贪婪成性，伊索和他们发生争吵，把黄金原封不动地运了回去。这激起了贪婪民众的愤怒，他们编造说，伊索在故事中讲神是对神的不敬。报复的目的达到了，伊索以渎神的罪名被他们推下了悬崖。伊索死后，当地灾祸不断，人们都认为这是伊索冤屈与愤恨的回应。

会讲故事的人虽然不在了，但他那些生动有趣的故事一直流传在世，深入人心。

伊索没有亲自记录他的作品，世界上第一部《伊索寓言》是亚里士多德的再传弟子台美忒利阿斯编写的，不过也早已散佚。到了罗马人统治时期，又经修道士普拉努得斯整理收集，加上对古希腊寓言的传抄编订成书，共150篇，书的原名叫作《埃索波斯故事集成》。但因为普拉努得斯没有见过伊索本人，教会认为他只是借伊索之名进行编造，于是对其加以迫害。1610年，瑞士学者艾萨克整理刊印《伊索寓言》，这是目前最详尽的故事集，但其中有很多不是伊索的故事。

在如今流传的《伊索寓言》中，没有一个故事能够确定是出自伊索之手，它们也许是古希腊下层民众集体的智慧结晶。优秀的民间智慧也可以雅俗共赏，它代表了与古希腊上流文学相对应的大众文学，具有独特的哲学意义和教育意义。最重要的是，伊索寓言是受压迫的弱者利用智慧减少痛苦的表现，他们甚至用这些故事本身去取悦压迫者，以求改善自身的境遇。那些深入浅出的故事包含着贫苦人民的最大诉求。

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或在修道院的苦修传统中，人们把工作视为对上帝的祈祷。而对古希腊人而言，工作是件苦差事，是宙斯强加给他们的惩罚与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