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曲折的求学经历与复合型的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就是指知识主体在特定时期内所获得的各种知识要素构成情况。知识结构分析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把握一个时期内知识主体接收的知识内容有哪些，这些知识要素的相互关系如何，哪些是主导性的要素，哪些是非主导性的要素。处于主导性地位的知识要素是特定时期知识结构的决定性力量，直接影响着思想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决定着知识结构的性质和导向。非主导性要素也对知识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发展趋向产生着重要作用，随着知识主体学习的深入和吸收信息的变化，主导性和非主导性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随着主导性要素的变动，知识主体的知识结构将发生变化。

1916年之前，早年毛泽东主要处于接纳各种外来信息和吸收各种文化知识的阶段，尚未形成独立的思想结构，更没有形成明确的世界观和政治信仰。基于其封闭的生存环境和给定的文化环境，强烈叛逆和果断超越的性格特征，极富个性特色的获取知识的方式，他的知识结构始终处于急遽变迁和快速拓展的过程中，随着新知识信息的摄入，主导性知识要素不断变换，旧的知识要素并没有随着新知识要素的进入而退场，这就导致了知识结构的快速变迁与混杂共存的情况。直到湖南一师毕业之际，他的知识结构才逐步确定，初步形成了以国学文化为主干、中西文化知识并存的复合型知识结构，但知识结构的变迁依然在进行当中，直到他真正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形成了独立的思想结构，他的知识结构才稳定下来，之后则是在思想结构的主导下实现有方向的增量发展。

这一章的重点就是要分析，青年毛泽东文化知识吸收的基本历程和个性特点，知识要素的总体构成，不同知识要素之间的地位和功能，这些知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趋势，以及知识结构变迁同他的性格习惯、个性特征、理想信念、实践行动等的互动关系，以此来透视其知识结构同思想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分析其思想结构转变做铺垫。

一 曲折的求学之路与特殊的求知方式

即便是跟同时代的人相比，毛泽东的求学之路都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断断续续、富有传奇色彩。1913年春进入师范学校之前，他没有经历过完整系统的早期教育：先是不连贯的6年三家村式的私塾教育，1902年至1906年底在乡村私塾接受5年启蒙教育，1907年至1909年夏辍学在家劳动并坚持自学，1909年至1910年秋又接受了1年的私塾教育。这段时间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六年孔夫子”时期[1]。他接受新式教育的经历更独特，1910年秋考入湘乡县东山小学，半年后离开；1911年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10月底离开学校当兵半年并坚持自学；1912年春进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半年后离开学校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1913年春考入第四师范（次年2月并入第一师范），1918年6月毕业，接受了5年半系统的师范学校教育。这种曲折而独特的早期教育经历，形成了他获取知识的个性特点，并直接影响了他特定的知识结构。

（一）乡村私塾中的“旁听生”

1902年之前，幼年毛泽东在外祖母家的乡村私塾，非正式地初步接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启蒙知识，种下了传统文化基本知识的因子，并在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兴趣。

在唐家坨，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开办了一个私塾，主要教授自己的子侄辈读书，毛泽东那时不到上私塾的年龄，没有正式进入私塾读书。但他经常同自己的表兄弟们一起到私塾玩耍，也跟着念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六言杂字》《神童诗》等一些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正莹应该算是毛泽东的第一位开蒙教师。毛泽东当时虽然年幼但天资聪颖，对旁听来的一些东西能够很好地记诵下来。为此他得到了文正莹的称赞，称他是“小小陪读郎”，当时就认定毛泽东会读书，能够成就大事业。后来，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不让毛泽东继续读书，文正莹还同其他人一起到毛泽东家里做通毛顺生的工作，让他继续求学。毛泽东对八舅文正莹始终念念不忘、深表感谢。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同文正莹的儿子文运昌、文南松等见面时，曾一再提起八舅：“八舅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好大啰！不是他老人家，我可能还是一个账房先生，或者是一个庄稼把式，怎么也到不了现在这个样子哟！”他动情地说，“八舅是个大好人啊，他不仅是我知识上的启蒙老师，他还教我怎样做人。他对我毛泽东是有大恩的。”足见他对儿时的非正式开蒙教育记忆非常深刻。

毛泽东在唐家坨6年的旁听生经历，可以说是一段特殊的学前教育，对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未来的知识结构，产生了一种不自觉的，但是长远甚至是终生的影响。

首先，在这个阶段，他对传统文化启蒙知识的接收完全是自由的、轻松的，这些启蒙知识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玩耍对象，是一个特殊的“玩伴”。他对这些知识的学习完全是在自发状态下的兴趣所致，不存在任何外来的强制性因素，在心理上不仅不会产生任何抵制性，而且还不自觉地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某种潜在的亲和力。

其次，他年龄幼小但天资聪颖，对于旁听到的启蒙知识能够较好地记诵下来，甚至超过了比他年龄大的正式蒙童，为此他得到了塾师和长辈们的赞许，在其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由这种赞许而获得的荣誉感。这种荣誉感使得他对促成他获得这种荣誉感的对象产生了不自觉的好感，从而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特殊兴趣，这种兴趣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记忆深处。

再次，他在这一阶段旁听所得的传统文化基本知识，在儿时记忆中留下了终其一生的知识内核。虽然他对自己接收的知识和信息并没有真正理解，但是正因为没有理解，才使得这些知识长期作为一种记忆硬核和知识基因，积淀在知识结构的底层，随时浮出同新接收的知识和信息发生碰撞和融合，以后获得的知识都成为围绕着这个内核而不断外延的信息积累和知识叠加。

另外，毛泽东在这个阶段接收传统文化知识是自由的、兴趣所致的、不系统的，并由此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兴趣和偏好，这种经历对他日后接收文化知识的方式也产生了潜在的、非理性的影响，这就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自由地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知识和信息，而不追求知识的系统性、全面性和完整性，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他的知识结构的特殊性。

（二）断断续续的6年私塾教育

从1902年春到1910年秋，毛泽东在家乡接受了断断续续的6年私塾教育。一方面，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知识，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正统思想和主导内容，即以儒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知识，初步了解了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异端思想和杂学内容，即与儒学正统思想不一致的、反映下层民众生活实际或适应下层精神需要的通俗小说。

毛泽东在韶山接受私塾教育的大致情形如下：1902年春入南岸私塾，启蒙教师邹春培；1904年秋入关公桥私塾，塾师毛咏生；1905年春入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塾师周少希；1906年秋入井湾里私塾，塾师毛宇居。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先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启蒙知识，之后读《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诗经》等四书五经，以及《春秋公羊传》《春秋左传》等文化典籍；同时也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话本小说。1907年到1909年夏，辍学在家两年多，参加劳动并坚持自学。1909年秋入乌龟井私塾，塾师毛岱钟；1910年春到韶山东茅塘读书，塾师毛麓钟。在这一年时间里，他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孙子兵法》《贞观政要》等书，开始对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产生兴趣。从这些情况来看，毛泽东在私塾读书期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特别是其核心部分的四书五经有比较系统的阅读，对一些重要的文化典籍也有所涉猎，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传统文化基本知识。

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特别是下层乡村中的三家村式的私塾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矛盾的教育模式，学生管束上的严厉性同塾师教学上的自由性，过程管理上的严格性同目标考核上的宽松性，学生学习上的教条式同塾师解读上的自主性，并存于私塾教育当中。这种教育方式对于毛泽东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特定的知识结构、学习方式以及个性特点等，都有很重要的影响，不仅使他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促使其形成了独立自主的自学习惯，而且推进了他独立个性的自由发展。

私塾教育的教学内容，都是传统文化的内容，尤其是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说，私塾教育实际上也就是封建制度的文化孵化器，它培养了一代一代的封建社会的劳动者和知识精英，从而维护着这种社会制度的延续。正因为如此，一般的私塾教育所学习的内容都大致相同，都是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知识和主要典籍，经过私塾教育，学生大都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有大致的了解。特别是那些天分好的学生，经过学习能够积累下比较丰厚的传统文化知识。毛泽东就是在私塾教育阶段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经典和核心内容。

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一般的乡村私塾培养知识精英的功能是非常弱小的，家长把孩子送进私塾的目的，更多的是要让他们接受一般性的、基础性的启蒙教育，至于进一步考秀才、做大官的培养，则是更高一层次的书院教育。因此，塾师在授课过程中，并不过多地注重对文化经典的文本解读和内容剖析，而是让学生死记硬背，至于学生是否理解则是其次的。这样，天分好的学生在私塾中并没有太大的压力，相反倒是比较轻松自由的，有比较多的时间去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或从事娱乐性活动。毛泽东在私塾中就在熟读经书之后，经常看一些主旨与四书五经没有关系甚至相冲突的书，塾师对他的这种情况虽然知道，但是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就提到，他熟读经书后，不顾教师的告诫，在课堂上阅读《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书，教师走过来时就用一本经书掩盖着。可见，他在私塾中仍然是比较自由的，教师对他们的这种“违规”动作也是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这种私塾教育实际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宽松性和自由性。在一定程度上说，私塾教育不仅没有限制和约束毛泽东的自由个性，反倒促进和强化了他的自由个性。

从考核目标上说，私塾并没有具体的教学任务和明确的考核制度，学生学习结果的考评相对而言是主观的和自由宽松的，只要学生能够记诵下塾师点读的书籍，能够大致通过塾师的检测，就算是学好了。家长的要求也不高，就是让孩子有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和懂得做人的道理，能够读书识字和待人接物即可。塾师可以根据自己对四书五经的理解来向学生讲解，没有固定的教学标准，更没有诸如教学大纲之类的东西来约束塾师和学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塾师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个性来教育学生。塾师也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自主地有针对性地对个别学生采取具体的教学。毛泽东在1906年入韶山井湾里私塾，塾师毛宇居就根据毛泽东的知识积累和理解能力，给他增加了一些较深的内容，给他点读《春秋》《左传》等著作，深化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根据毛泽东富有反抗精神的个性特点，改变一般的私塾教育方式，因人施教，严宽相济，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让他自学，尽量扩大他的知识视野。就是在毛宇居的指点下，毛泽东读了许多喜欢的书籍，才学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汉语方面，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私塾教育对于毛泽东自学习惯的养成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他在私塾教育内容“喂不饱”的情况下，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自己找书看，贪婪地阅读一切能够找到的书籍。这样，私塾教育从另一个方面促成了毛泽东自学的习惯，使他在知识结构上具有“自塑性”的特点，此后他即使进入了新式学校仍然注重在教学内容之外自己学习。

正因为私塾教育对他本人的影响有诸多积极的方面，毛泽东在日后对私塾教育并没有太多的批评，相反多次谈到中国古代私塾教育、书院教育的优点。例如，他在1917年《体育之研究》中对学校教育进行批判，赞扬书院的优点；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自己在将来留学后还要进行私塾式的学习，办理书院；1921年创办自修大学时，他比较了私塾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优缺点，决定把二者结合起来，创办了一种书院式的自修大学。

（三）三次短暂的新式学校教育

在进入师范学校之前，毛泽东系统接受新式学校教育的时间非常有限，总共只有一年半左右而且还不连贯：1910年秋到1911年春，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半年，1911年春到1911年秋在湘乡驻省中学半年，1912年春到1912年秋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半年。

1910年秋，毛泽东经过多方努力获得父亲同意后，怀揣初步确立的爱国主义情感、开阔知识视野的强烈愿望、干一番大事业的豪情壮志，离开韶山来到湘乡县东山小学读了半年新式小学。东山小学是湖南省最早兴办的新式学校之一，早在戊戌变法前就已经有不小的知名度。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起》中就曾提到：“湘乡改东山书院之举，又继之以起，趋向亦渐变矣。”[2]年近17岁、人高马大的毛泽东，同一帮小同学一起在小学读书，虽然显得有些滑稽可笑，但他在这所小学中的收获却超乎他原来的想象。他的知识结构得到了极大拓展，接触了以前闻所未闻的新知识，除经学之外，还学习了国文、算术、历史、修身、地理、物理、外语、体操、音乐、图画等新科目，阅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和书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张有所了解，读到了一些外国历史文化知识，特别是拿破仑、华盛顿、林肯等一些外国英雄人物的传记，并通过老师了解到日本的许多情况。他的人生视野得到了极大的开阔，结识了李元甫、贺岚岗、日本留学归来的萧先生等一批有学问的老师，以及萧子升、萧子璋等一批有见解的朋友，其爱国主义情感也得到了深化，救国救民的志向逐步明朗，朦胧的政治意识开始萌生。

经过半年时间的课堂学习和自学阅读，他的知识欲求已经不是一所小学所能满足的了，他谋求到更大的地方去开阔更远大的视野，到更好的学校去接受更多的知识。恰在此时，东山小学的贺岚岗老师应聘到湘乡驻省中学任教，贺岚岗对毛泽东颇为赏识，也鼓励他到长沙读书。于是，经李元甫校长引荐，毛泽东同贺岚岗一起于1911年春来到省城长沙，顺利考入湘乡驻省中学。不久，李元甫也到湘乡驻省中学担任学监，他和贺岚岗时常向师生们介绍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读书的情况，夸奖毛泽东“是珍奇瑰异之才，为三代以下仅见之选”。在这所学校，毛泽东的视野进一步开阔，“新学”知识进一步丰富，思想认识也不断提高。正是在这所学校中，他开始接触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知识和思想主张，并迅速将其纳入自己的知识结构当中，与他在东山小学时期接触到的改良主义思想知识杂糅在一起，写了一篇要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部长的小文章。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对这些新思想并不是从思想结构的角度而是从知识积累的角度去接纳的，其中渗透着朦朦胧胧的政治激情。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满怀激情的毛泽东虽然尚未全面了解这个革命的内容和意义，但很快就中断学业，于1911年10月底参加新军当兵，一面训练，一面通过阅读报刊自学。不久，南北议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任大总统，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过去，自己在军队中无事可做，于是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于1912年春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在这个学校，他除了学习学校规定的新学知识，还从国文教员胡汝霖处借阅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增强对古代历史和政治的了解，并留下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半年后，感觉学校课程难以满足自己的求知需要，同时也厌恶烦琐的校规约束，遂于1912年秋退学，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进行为期半年的自修。

以上情况表明，毛泽东实际上是用了不连贯的一年半时间，分别接受了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的新式学校教育。严格说来，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接受过系统的、规范的中小学教育。这虽然同他的年龄、当时新式学校教学内容和方式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他特殊的个性特点、求学方式以及对新式学校和知识结构的认知有关，而这种系统规范的新式学校教育的缺失，对他的知识结构、治学方法以及后来的思想结构和教育理论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同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模式相比，新式学校教育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它在教学内容上的系统性、连贯性和全面性，依据学生学习规律循序渐进地安排教学内容，在教学管理上强调规范性、统一性。一方面，这种教育模式有利于学生系统掌握基本知识，形成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因为是采取统一教学，统一管理，相对而言缺乏个性和特殊针对性，对于独立性强的学生造成了强制性的约束力量，不利于他们的自由发展。

具体到毛泽东来说，新式学校教育对他知识结构的形成和思想结构的建构都十分重要，通过这种教育他接触到了先前没有接触到的崭新内容，了解了新学的知识体系，接触了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的思想，获得了大量的信息，开阔了视野，完善了知识，提高了认识。但是，不论是新式学校教育的优点还是缺点，都是他所不能完全接受的。

教学管理的统一性和约束性同他强烈的独立个性、自由性格和反叛心理格格不入，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他的叛逆性格。虽然他在三所学校都遇到了特别看重和关照他的老师，如东山小学和湘乡驻省中学的李元甫、贺岚岗，省立第一高中的符定一、胡汝霖等，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压抑和管制，但是他还是难以接受学校的规范约束。他以强烈的反叛来抗拒烦琐的校规，他自己后来说，“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烦琐”。他的三次新式学校教育都没有真正坚持下来，同他的这种反叛性格是分不开的。或者可以从另一侧面来看，正是新式学校的统一性要求和规范性管理，刺激了他更加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学校越是管理，他越是难以接受，越是发挥自己的独立性。

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全面性、循序渐进性，同他的知识积累、知识诉求以及对知识结构的认知也发生了冲突。他进入新式小学时的年龄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期的学生，他的知识积累、生活阅历都不可能使他同那些小同学一样，按部就班地接受系统学习。进入中学时，先前的文史知识积累也使他形成了自己的知识偏好，对于文史类的知识情有独钟，而对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则不感兴趣。由此，在知识诉求上，一方面感到学校的文史类知识太少、太浅，难以满足他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感到很多课程没有必要，学习这些知识是浪费时间，因而拒绝接受系统的全面的知识灌输，追求自主性的自学。这样，三次短命的新式学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更强化了他对自学的看重，促成了他以自学为主的知识获取方式。

短暂的新式学校教育经历及其反叛，对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和教育理念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方面因为缺乏系统的规范的中小学教育，他的知识结构始终是不平衡、不完善的，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经济知识方面存在严重的缺失，尽管后来他也意识到这一点，比如1941年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就希望儿子多学习自然科学知识[3]，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次阅读和学习经济学的知识，但是青少年时期形成的知识偏好和特殊知识结构已经难以改造。另一方面，这段经历使他对规范性的、约束性的学校教育一直都表示某种程度的反对或质疑，在湖南一师时期就多次对学校的课程设置和考试进行抵制。

毛泽东对新式学校教育始终抱着批评的态度，认为学校教育课程太多，太束缚人的个性，不能满足求学的要求。这种态度反映了他的反叛个性，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知识的渴求。他在三所学校都没有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感到在学校学习难以满足自己的知识要求。这种作风持续到了湖南一师时期，他当时也曾经想退学。1915年11月9日，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结合自己的个性特点和求知愿望，批判学校教育并提出想离开湖南一师，他说自己“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4]1915年底的一个早晨，他曾经同周世钊说过：昨晚我几乎退了学，到校长室门外去了三次，准备请求退学。1917年，在《体育之研究》中又对教育提出批评：“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5]

（四）三个阶段的自学教育

进入湖南一师之前，不论是接受私塾教育还是新式学校教育，毛泽东都是断断续续的不系统的。在这些灌输式教育的时间断裂中，求知欲极强的毛泽东并没有中断自己的知识吸纳进程，以顽强的毅力和坚韧的精神通过自学获取各种信息和知识，形成了三个富有成效的自学教育时期：1907年至1909年夏辍学在家劳动期间坚持自学2年多，1911年10月底到次年3月份当兵期间坚持自学半年，1912年秋离开中学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个精明务实的农民，他送毛泽东进私塾的目的，并不是希望儿子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知识精英，更没有奢望他能够通过私塾学习将来考取个功名，而仅仅是希望他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实用性的知识。基于此，在毛泽东刚刚认识字不久，毛顺生就要求儿子学习算盘，帮助记账；而当毛泽东学习了几年私塾后，毛顺生就认为他学习的东西已经足够一个乡间农民的需要，不必再浪费时间和金钱去上学读书，要他回家参加劳动。这样毛泽东第一阶段的私塾教育也就结束了。但是，毛泽东对知识的渴望并没有因此而终结，相反他想尽一切办法坚持自学，在韶山冲和唐家坨想尽办法找书来读。“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在深夜，我常把我的窗门遮盖起来，所以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6]在这期间，他读到了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和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初步了解了改良主义的主张；读到了一本谈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初步确立了爱国主义的情感。他还接触了从外边回到韶山的维新派人士李漱清，对维新派的主张有所了解。这些知识和信息都是在私塾教育中没有接触过的，成为其知识结构中的崭新要素。这一时期的自学不仅增加了知识结构中的新要素，而且激发了他进一步求学的愿望，于是在1909年秋又重新进入私塾学习。

1911年10月底到次年3月，毛泽东参加新军当兵，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自学。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个18岁的青年，有了微薄的兵饷收入，经过了私塾教育和一年的新式教育，有了自主选择知识信息的条件和资质，同时又处于信息比较开放的省城长沙，自学的途径和载体远比韶山冲时期要好得多。他在军队除认真接受军事训练外，非常重视自学。他在学习一般性的知识外，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阅读报刊上，每月饷银大都用于购买报纸，贪读不厌，最大可能地获取各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研究时事和社会问题。这一时期自学最重要的收获，是通过阅读报纸和研究江亢虎的有关著作，了解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粗浅知识，并同自己的同学朋友进行讨论，在知识结构中又注入了一种新的元素，而这个元素对他日后的人生轨迹和革命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2年秋，因为省立第一高中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同时也厌恶烦琐的校规，毛泽东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计划，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读书，开始他的第三阶段的自学。他严格按照自己的自学计划，每天一早就到图书馆，一直到闭馆才出来，舍不得浪费任何时间。在此期间，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特别是阅读了达尔文、亚当·斯密、赫胥黎、穆勒、斯宾塞尔、孟德斯鸠、卢梭等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比较完整地学习了18世纪、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民主主义思想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内容。他在1936年回忆这一段生活时仍然记忆犹新，颇为自豪，认为自己读了很多书，对自己来说极可宝贵。

从毛泽东早期接受教育、吸收知识的经历来看，自学是他获取知识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以自学为主的知识接收方式，对他的知识结构、求知特点、个性发展、思维方法以及日后思想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学不仅满足了他对知识的渴望，而且极大地激发了他旺盛的求知欲，形成了对新知识、新信息的高度敏感性，并善于抓住问题和解决问题。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猛烈地吸收新的知识和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高效率地把这些新东西储存在自己的知识结构当中。维新派人物李漱清回到韶山，带回来各地见闻和维新思想，宣传废庙宇、办学校，反对信佛，韶山人对李漱清的言论颇有议论，但是毛泽东敏感地从他身上发现了新的知识和信息，多次拜访请教，并同他建立了良好的师友关系。表兄文运昌处收藏有改良主义的书籍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合订本，毛泽东不辞辛劳多次往返韶山和唐家坨，借来阅读，从中吸收新知识。在学校里，他像牛入菜园一样，拼命地阅读各种书籍报刊。在军营中，他把仅有的兵饷用来订阅报纸，从中吸收最新的消息和知识。这种强烈的求知欲和对信息的敏感性一直伴随他的终生。

自学的求知方式对他的知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往往在一段时间内形成逻辑混杂、自相冲突的知识结构。一方面，自学本身具有以我为主的特点，看什么书，吸收哪些知识，主要取决于自学者个人的兴趣爱好和自身对知识信息的判断，因此自学者通过自学而形成的知识结构就带有明显的个性化痕迹，可以说是一种“自塑式”的知识结构，往往与公认的规范的知识体系不一致。毛泽东就是这样，他个人偏好文史类的知识，而对自然科学、经济知识以及美术音乐等缺乏兴趣，因此在自学中基本上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其知识结构就存在着明显的偏科状况，这一点在他随后的师范学习中更明显地突出出来。另一方面，自学者对知识和信息的把握往往是随机的，根据自己所能够接触到的材料来吸收知识和信息，因此其知识积累往往是不系统的、杂乱的，甚至是内在冲突的。毛泽东在自学中就是这样，早期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社会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启蒙思想、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等，他都一股脑地接收下来，杂糅在一起，短时间内往往难以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后来，在湖南一师也是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在第一次到北京后，短时间内接触各种新思想、新主义，他也是照单全收，一时之间在思想中出现了多种主义并存冲突的状况。

自学的求知方式，强化了他独立自主自由的个性，培育了他自我约束的能力，养成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他在湖南省图书馆自学的半年时间里，就充分体现并强化了他自我约束的能力，“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里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7]要做到这一点，没有超强的自我约束能力是绝不可能的。在自学的过程中，他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善于从自己捕捉到的知识和信息中去发现问题、探究问题。例如，在韶山冲自学读书的时候，他就从古代小说中发现了问题，并探索答案，形成独到的见解。他对此曾经回忆道：“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特殊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以后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在土地上工作，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地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8]再如，他从报纸上看到关于社会主义的介绍，就主动写信同昔日的同学朋友进行探讨，渴望对社会主义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在自主学习方面，青年毛泽东同青年马克思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他们在学校中都是对自己喜欢的学科拼命学习，而对自己不喜欢的学科则不多投入，靠着自己的独立学习和思考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思想结构。对于马克思的情况，梅林在《马克思传》中有过这样的评价：“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地灌输的话，就是二十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9]

（五）5年半的师范学校教育

1913年春，经过了多次选择之后，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1914年春，四师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重读预科半年，同年秋天，编入一师本科第八班，一直到1918年6月份毕业，经历了5年半系统的学习（下文中，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将毛泽东在师范学校读书时期统称为湖南一师时期，而不详分为四师和一师阶段）。

湖南一师时期，是毛泽东求学生涯中最系统、最完整、最集中的学习时间，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个经历是非常宝贵的，在知识积累、学习方法改进、人格修养、思想结构形成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此期间，他加强了人生修养和身体锻炼，形成了成熟的个性特点和行为方式；提升了学习方法，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极强的获取知识信息的能力；结交了一批知识精英，开阔了知识视野，丰富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大量接触了各种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了初步的思想结构；开展了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结交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建立了以他自己为核心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团体，为日后领导开展革命实践活动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大体说来，在这5年半的时间中，1916年之前，着重以学习方法的提升、人格修养的训练、进一步深入学习国学文化为主的知识积累；1916年之后，广泛学习西方哲学伦理学知识、开展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国情调研、以思想独立为特点的思想结构初步形成。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在知识积累、人生修养、理想志向、社会实践、思想方法、思想结构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收获，并对日后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其富于反叛精神的自由独立个性和吸收知识的自主性方式，他对系统规范和约束性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学校的规章制度，一直抱着不完全赞同甚至激烈批评的态度，甚至还领导了驱逐校长的活动。

二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早期积累

如前所述，在1910年秋天离开韶山之前，毛泽东经过了6年的私塾教育，学习和接受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完成了对传统文化启蒙知识、基本经典的学习，初步接触了一些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掌握了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为将来的思想文化发展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国学基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国学文化成为这个时候毛泽东知识结构中的主导因素。同时，他还阅读了一些意识形态文化与正统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古典小说，接触了传统文化中的异端性知识要素，并初步了解了一些国外文化材料，知识视野开始打开。由此，毛泽东在这个阶段的知识结构并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在传统文化主导下渗透了一些非传统文化的因素，知识结构的复杂化初现端倪。

（一）大量接收并服膺传统主流文化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处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儒家经典是这种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基本载体。毛泽东到东山小学之前的学习经历，就是在家乡韶山冲的私塾学习了6年左右，其间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他不仅学得很好，而且十分服膺。

他首先是学习了传统文化中的启蒙知识。在发蒙之前和私塾的早期阶段，毛泽东主要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六言杂字》《千家诗》《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儿童发蒙读本。这些读本包含着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和观念，在传授历史文化、进行生活教育和端正道德规范方面，也包含不少有益的成分。例如，《三字经》中不仅包含着孔孟儒家思想的核心知识，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等。也包括了道德教育、学习方法、天文地理、历史人物等相关文化知识，如：“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这些读本，言简意赅，大多用简短的押韵句式，少年儿童读来朗朗上口，容易记诵。这些非常实用的引导儿童识字、普及基础性文化知识的初级文化读本，儿童经过长期的背诵，虽然不一定能够理解其中所包含的道德价值观的内容，但是能够长期积累在记忆的深处，沉淀在知识结构的底层终生不忘，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在日常生活中重复，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从精英知识分子到一般社会大众都能够随口而出的最普遍的文化基因。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经典。经过初期的发蒙教育之后，毛泽东在私塾里跟着塾师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的基本经典。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本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是儒家文化的发端之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本，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例如，《大学》被称为是“垂世立教之大典”，不仅是儒家治学的目标和路径，而且提出了儒家学说的核心纲领，即“三纲八目”。所谓“三纲”，即儒家所追求的最高的政治伦理和道德境界：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则是实现“三纲”所必须经历的途径，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阐述了儒家哲学道德思想的要求，即追求“不偏”和“无过无不及”的“中”道，这是儒家坚持的基本心法，也是传统文化中讲求性理之学的基本依据。通过学习这些儒家学说的基本经典，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主流文化有了比较系统的把握，这些主流文化构成了当时毛泽东知识结构中的主导性要素。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因为天赋好，对这些东西学得非常扎实。发蒙前旁听时就基本上能够对启蒙读物口诵心记、过目不忘。他的八舅文正莹对他高度赞誉，当时就认定他会读书，能够成就大事业。他的第一位启蒙塾师邹春培先生也对他的学习给予高度赞扬。据毛泽民原配夫人王淑兰回忆，邹春培曾经夸奖毛泽东说：三伢子有些特别，他读书从不读出声来，我给他点书，他就说：春培阿公，您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我问他，你花钱来读书，不点书何理要得？他就讲，你不要点，我都背得。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曾经回忆自己少年时期读四书五经的情形，其中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10]后来一些人都以此为依据，认为毛泽东在少年时期就开始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排斥传统的儒家学说。其实，毛泽东这个谈话，既不能作为他不喜欢传统文化的依据，更不能作为他对儒家经典掌握不深的依据。一方面，1936年时的毛泽东，是以一个共产党领袖的身份同一个外国人谈话的，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他不可能给外界树立一个共产党领袖喜欢和服膺儒家经典的形象，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毛泽东这次谈话中很多说法都是反映了1936年时的情况，而不完全是对少年时期的真实描述，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分析。另一方面，即便是从这个谈话中，也可以看出，他学习儒家经典非常用功，学得非常好。“熟读经书”，就意味着他不是浮光掠影地学习的，而是掌握或者至少是背诵得非常好的。还是在同一篇回忆中，他提到自己到东山小学时，教员都喜欢他，尤其是教经书的，因为他的古文做得不错。这就是说，他在进入东山小学之前，经书学得是相当好的，否则，那些教经书的教员不可能喜欢他，而他的古文也不可能做得很好。

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和基本知识，毛泽东不仅学得好，而且在内心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高度服膺，非常相信孔孟之道。1964年夏，毛泽东在谈到自己儿时读书的情况时曾说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11]相信孔夫子，应该是毛泽东那时的真实状况，他那时并没有接触更多的知识，知识结构当中没有另外的可以匹敌、可以比较的一种知识体系，因此自然就对自己大量接触和熟悉的东西相当服膺。而且，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因为通过对这些经典的学习而获得了赞颂，从而也就在心理上对这些经典著作产生了兴趣。

其实，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他最大的兴趣点，是他最深厚的文化积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中征引四书五经就有八九处；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对孔孟圣贤寄予厚望，渴望有圣贤救世，是一种典型的圣贤史观和英雄史观。1918年，到北京勤工俭学，当时的蔡和森已经大力吸收十月革命的新思想，大谈列宁的功业，李大钊更是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毛泽东此时对孔孟之道仍然热情不减，谈论的话题着重是周易之道。[12]1920年4月，从北京赴上海途中，尽管条件极其艰苦，毛泽东仍然花了很大的精力、以极大的兴趣到孔孟之故乡拜谒，表达了自己对孔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即使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也从来没有减弱，他一生中，最大的阅读兴趣，始终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

（二）初步接触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有集中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典著作，更多的则是饱含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主要内容的重要文化典籍，阅读这些典籍是学习和掌握传统文化知识的基本功。少年时期的毛泽东，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丰富，也在塾师的指导下，阅读了一部分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知识。

在私塾学习不久，毛泽东就自己找到了一本《康熙字典》。利用这本字典，他不仅能够查阅一些经书中的文字及其释义，而且开始学习古文字知识，对此，他的第一个塾师邹春培先生曾经提到过，毛泽东在跟从他学习时就已经学会了查《康熙字典》。1906年，毛泽东到韶山井湾里师从塾师毛宇居和郭伯勋学习。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基本经典已经熟读，于是毛宇居就指导他逐步深入学习《春秋》《左传》等书，相比先前的启蒙知识，这些内容在难度、深度上显然已经增加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知识特别是对历史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多了。毛宇居还根据毛泽东的个性特点及知识掌握情况，把自己的一些藏书借给他阅读，使他在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汉语方面打下了较厚实的基础。

1909年秋，毛泽东到韶山乌龟井师从塾师毛岱钟读书。毛岱钟其实只比毛泽东大3岁，属于同龄人，他12岁考入“昭潭高等小学堂”，15岁进“长沙法政学堂”，19岁毕业回乡，同父亲毛简臣一起在私塾任教。毛岱钟自己曾经在长沙读过书，接受过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明。在私塾里，他一方面给学生们讲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另一方面则主张学生们要博览群书，独立思考，尤其对于像毛泽东这样年龄较大、自我约束力强的学生，更是少加约束。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根据自己的爱好，除了完成毛岱钟讲授的课程外，阅读了不少中国古代历史方面的书籍，对历史典籍产生了极大的偏好。与此同时，他还从毛岱钟那里学习了不少古代法律特别是大清法律制度方面的知识。从目前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这是毛泽东在学习生涯中第一次坐在课堂里听老师讲授法律课。正是由于毛岱钟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失业的法科生”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毛泽东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法制启蒙教育，毛泽东才粗知了一些法律常识。不久后的1912年6月，毛泽东在省立第一高中写了《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老师给他的批语中写道：“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应该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写出有法律见解的文字，同毛岱钟对他的法律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

1910年春，毛泽东到东茅塘毛麓钟家里读书。毛麓钟生于1866年，是长沙府学秀才，曾经在蔡锷将军部下做过幕僚。1909年回到韶山后，在自己家里开办了一所中西合璧式的私塾，招收韶山冲毛姓族人中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少年入学。在毛麓钟的指导下，毛泽东阅读了《纲鉴类纂》和《日知录》等一些比较艰深的文化典籍。《纲鉴类纂》是明人王世贞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而编写的一种通俗历史课本，《日知录》则是顾炎武花费毕生精力潜心写下的经典著作。尤其是，毛泽东花了很大功夫攻读《史记》《汉书》等历史典籍，对中国古代历史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并从中懂得了不少兴衰与得失的道理。另外，据尹高潮在《毛润之与他的二十四位老师》中介绍，毛麓钟还根据毛泽东的具体情况，辅导他选读了《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和《贞观政要》等书以及大量的古代诗词作品。

通过阅读这些重要的文化典籍，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代历史文化的了解，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也开始有所了解，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了特殊的偏好。这为他在日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实际、文化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奠定了可靠的文化知识基础。

（三）传统亚文化知识的广泛涉猎

1936年，毛泽东曾饶有兴趣地谈到自己青少年时期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情况。他说：“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代的罗曼史，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青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是害人的。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都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13]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并不是一块整钢，其中既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也有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思想的历史文化典籍，同时也有大量的非主流的文化，诸如小说、诗歌、戏曲以及诸多的民间文学等。这些非主流文化的主题宽泛，有的取材于传统主流文化但加以改造，有的取材于历史典籍而进行通俗化演义，有的取材于民间传说而加以艺术化处理，有的则取材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而加以艺术夸张。其中涉及英雄打仗、农民造反、神仙斗法、鬼怪异变等内容最多，形象生动，情节曲折，传奇动人，颇受广大底层群众的喜爱，青少年更是爱不释手。当然，这些文化作品都不能纳入正统的文化典籍系统当中，更不能被作为主流文化的经典，因为它们大都同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或相冲突，在历史上多次被当作禁书。例如，元明清三代就多次以“诲淫诲盗”“不登大雅之堂”等名义，对《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民间流行的小说、戏曲等采取禁毁政策。我们可以把这一类文化称为是传统文化中的异端性内容，或者是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亚文化。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统一体，二者不可或缺。一方面，作为民间文化形态的亚文化同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在文化主旨上有很大的异质性，主流文化是现存秩序的维护者，而亚文化则突出了打破秩序的意向。另一方面，二者又是相反相成的，亚文化正是因为它与主流文化相左的主题才获得了存在的空间和众多的受众，而主流文化也正是在不断压制甚至毁灭亚文化的过程中，自身的内容也得到丰富和完善。正因为如此，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时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特定时代的文化系统。毛泽东少年时期大量阅读的亚文化作品，同他系统学习的儒家经典著作一样，也是他早期知识结构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并在日后的思想发展中，尤其是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传统文化主导型知识结构中的异质性要素

在1910年秋天之前，毛泽东的知识结构虽然是以传统文化为主导，但是在这种知识结构中也已经渗入了一些异质性的因素，其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已初现端倪。这些异质性的知识因素主要是：早期改良主义的知识、维新派的知识、国外的知识和信息。虽然这些异质性的知识因素在其知识结构中占的分量很轻且很不系统，但是对于封闭条件下的毛泽东来说，这些知识因素是极富诱惑力的，直接影响着他下一步的知识追求和思想变动。

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期间，从表兄文运昌处借了一些书，其中有早期改良主义者、知名思想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以及日本人中岛端撰写的《支那瓜分之命运》，通过阅读这些书，他的知识结构中增加了新的因素，爱国主义情感开始萌发。

郑观应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的杰出代表。1842年生于广东香山，1858年到上海学习商务，在此后的20多年间，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同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同办过“洋务”，自己也曾经营过贸易、投资轮船公司，是位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郑观应不仅深谙孔孟之学，而且广泛深入地研究了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文化。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为《易言》刊行，1893年再次增补修订，以《盛世危言》为名出版，各种版本翻刻发行达10多万册，是当年绝无仅有的讲西学新法的书，在思想界和朝野上下引起很大的轰动。该书分为“道器”、“学校”、“西学”、“考试”、“议院”等卷，正文57篇，附录19篇。一方面，郑观应坚持“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西方的“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在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原因之后，郑观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也就是说，积弱多弊的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同时也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行社会改良，必须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引进西洋的器械，开矿山、筑铁路、兴教育、办商务，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经济。同洋务派相比，这是一套在19世纪后期比较先进的资产阶级改良方案。在郑观应撰写和出版《盛世危言》的同一时代，早期改良主义者冯桂芬也撰写发表了《校邠庐抗议》一书。这位道光年间的进士、翰林院编修，在书中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在爱国主义情感的支配下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

虽然冯桂芬和郑观应的观点都是戊戌变法之前的思想，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已经落后于时代，新的思想观点早已提出。但是，对于封闭环境中仅仅读过传统文化著作的毛泽东而言，这些内容却是极其新鲜的。也就是说，通过自学这两本书，毛泽东的思想结构中植入了新的知识要素。这些新的知识要素虽然在毛泽东当时的整体知识系统中所占分量不大，没有成为知识结构中的主导性要素，但却使他深受感染，非常喜欢，并因此激起了他发奋求学的愿望。随着他进一步的学习和知识要素的增加，这两本书所带来的影响就更加突出出来了。

在阅读上述两本书的前后，还有一件事对毛泽东影响很深，这就是结识了维新派人士李漱清。毛泽东在1936年回忆道：“这个时候对我另有一个影响，即某一个小学校有一个‘激烈’的教员。他所以激烈，因为他反对神佛，想把神佛消取。他教人民把庙宇改为学校。他成为一个被大家议论的人。我钦慕他，并与他的意见相同。”[14]这个“激烈”的教员就是维新派人士李漱清。李漱清又名李吉力，1874年生于韶山李家屋场。清末投考湘潭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先后在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他是一个思想开明、充满爱国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乡间，他常给人们讲述外地见闻，劝说乡亲们不要求神拜佛，并大胆地提出了“弃庙兴学”的主张，要把寺庙和宗祠的田地房产，拿出来兴办学堂，让农家子弟都能进学校读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以开发民智。而且，他要办的不是过去那种私塾，而是新型的“洋学堂”，学生不拜“孔圣人”，不读四书五经，学的是时兴的天文、地理、生物、算术等新学。李漱清提出这些主张以后，遭到了不少人的非议和责难，都说他在外面中了洋鬼子的邪气，发了疯癫病，他的新观点、新主张是异端邪说。毛泽东从人们对李漱清的议论中，捕捉到了新的信息和知识，感觉到需要从他身上获得更多的知识。于是，他多次找李漱清求教，二人成为师友。事情恰如毛泽东所渴望的，正是在同李漱清的交往中，他接触到维新派关于兴新学、开民智的主张，了解了维新派的一些基本思想，还了解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些情况，在知识结构中又增加了新的因素。在同李漱清的交往中，毛泽东读到一本日本人中岛端撰写的《支那瓜分之命运》小册子，开始萌生了爱国主义的情感和拯救民族危亡的志向。毛泽东曾回忆说：“我读了一个谈到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他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担心，起始认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15]

三“新学”“西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吸收

走出韶山冲，毛泽东的视野迅速开阔，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猛然而降，大量的新信息共时性地涌现在他的面前。善于捕捉新知识、新信息的毛泽东，迅速地投入到新知识和新信息的收集和接纳当中，主导性的知识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结构随之快速变迁。

（一）进入新式学校接受全新的知识体系

离开韶山之后，毛泽东先后进了东山小学、湘乡驻省中学和省立第一高中。这三所学校都是新式学校，正是在这些新式学校中，毛泽东接受了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

当时的中国教育体制和内容正处于新老交替的时代，旧式私塾教育依然盛行，新式学校刚刚开办，新式学校中还大量讲授传统经学的内容。但是，刚刚开办的新式学校在知识体系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是单一的经学教育，而是包含了诸多新式的课程内容。在东山小学，经学仅仅是一门课程，除此之外，开设了国文、算术、修身、历史、地理、物理、音乐、自然、图画、体操、外语等各门课程。毛泽东自己回忆在东山小学读书的情况时就说道：“在这个新学校中，我读到了自然科学和西洋学术的新课程。”新式学校的这些崭新的课程内容，对于只接触过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的毛泽东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毛泽东本来就是为了追求新知识、开阔新视野，费了很多周折才出来读书的，面对这些新科目、新知识，他自然感到很有兴趣，因而在短时间内就接受了这种新的知识结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这学校里有很大的进步”。

后来，毛泽东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和省立第一高中，学习的课程更是冲破了传统私塾教育的单一内容模式，教学内容更加丰富，不仅包括了上述课程，而且增加了许多毛泽东过去甚至闻所未闻的新知识。例如，湘乡驻省中学就专门增设时事政治课，由他熟识的贺岚岗老师执教，毛泽东正是通过这门课程了解了当时的时事大事。在省立第一高中，毛泽东的知识视野更是得到了新的拓展。该校校长符定一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他在省立高中时所开设的课程就颇有独到之处，不仅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而且充分考虑到培养出国留学人才的需要，在学校里的外文课中还设了英文、德文、法文三个语种。尽管目前留下的文献资料没有表明毛泽东对这些课程的学习情况，但是作为学校的学生，他毫无疑问是接触过上述这些“新学”课程的。由此，他学习的课程面更宽，接触的知识要素更加丰富，从而知识结构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二）改良主义思想文化的较多接触与崇拜康梁

在韶山时，毛泽东通过与李漱清的接触，简单地了解了一些维新派的信息，但那只是口头的片段的信息，没有形成知识系统。在东山小学学习期间，毛泽东开始比较多地了解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有关信息，对维新派的改良主义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在知识结构中注入了新的要素。

东山小学的校长李元甫本身就是一位维新派的知识分子，对康梁的维新思想颇为推崇，在他的影响下，东山小学中的维新气息比较浓厚，关于维新派的知识和信息自然也就比较多。毛泽东在这里学习，不可避免地接触到更多的维新派知识。更主要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从他的表兄文运昌那里借到了两本关于维新派的书，使他对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有了更多了解，对维新派的知识和思想有了更多接触。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说，他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从内容到文体，颇感新鲜，他说，“我志不在经书，我读我的老表给我的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两本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等到我能背诵。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6]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创办的重要报刊。1902年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1907年冬停刊，共出96期，出版了汇编本。该报作为维新派改良主义的报刊，其根本的宗旨就是要宣传君主立宪的主张。在梁启超看来，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民众的愚昧无知，不能理解维新派的主张，因此要完成君主立宪的任务就必须从开民智入手。他取《大学》中“新民”之义，提出了报纸的根本宗旨，即“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广泛介绍西方文化知识和思想学术，以达到开启民智、教育救国的目的。梁启超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西方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如《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之泰斗边沁之学说》《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将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介绍到中国，在中国知识界中引起巨大影响。

虽然《新民丛报》在1907年就已经停刊，但是对于1910年的毛泽东来说，它却是全新的东西，因此毛泽东一接触到它，就完全被它征服了。征服毛泽东的，首先是一种全新的知识内容和思想主张。梁启超所主张的教育救国的开民智思想、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思想、从维新派角度介绍过来的西方文化知识等，一时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以至于他读了又读，一直到能够背诵出来，将这些改良主义的知识扎根到他的知识结构的深处，并对他正在形成的初期思想意识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开始萌发改良主义的思想走向。对此，他在晚年时曾回忆道，他青少年时“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17]

征服毛泽东的还有梁启超的文体。梁启超的文章，一改中国传统的桐城派、八股文模式，以饱含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开创了一种颇具特色的梁式政论文体，立论锋利，条理分明；虽然逻辑不一定严密，但是文章气势奔放，纵论中外古今，铺陈排比对仗，洋洋洒洒数万言，感情丰富，文质并茂，朗朗上口，很有感染力。这种梁式文体同他所宣传的新思想一起，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颇巨。曹聚仁先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就认为：“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18]毛泽东不仅崇拜梁启超的知识和思想，而且深受梁启超文体影响，这种影响甚至终其一生。他在湖南一师时，袁仲谦先生想尽一切办法来矫正他的文风，也可以证明毛泽东受梁启超文体的影响之深。

（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接触和体验

1911年春到长沙之前，毛泽东所接触到的国内最新思想就是维新派的改良主义，因此他热烈地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来到长沙之后，他的眼界大开，第一次读到了报纸，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迅速打开，从此养成了阅读报纸的终生习惯。正是通过阅读报纸，毛泽东获得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有关信息和知识，在其知识结构中增加了一种全新的要素。

毛泽东到长沙时，正是辛亥革命即将爆发之际，国内革命思想快速传播，革命热潮风起云涌。他所就读的湘乡驻省中学也是一个各种新思想、新信息集中的地方，毛泽东就是在这里首次读到了《民立报》。《民立报》是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重要报纸。1910年5月，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8月被封，10月3日改为《民吁日报》继续出版，11月19日再被查禁后，又以《民立报》为名继续出版。《民立报》从1910年5月《民呼日报》创刊时算起到1913年9月被袁世凯政府查封，共出一千零三十六号。该报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辟有论说、批评、纪事、丛录、图画5个部分，以论说和批评为主。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喉舌，它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孙中山先生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和主张，刊发了同盟会的有关纲领和知识，报道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活动。

正是通过《民立报》，毛泽东发现了许多“刺激性的材料”。1936年，他回忆道：“当我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第一次读到报纸，报名《民力》（即《民立报》），是民族主义派的革命的报纸，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湘人领导下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同时看到了《民力》里面充满了刺激的材料，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会纲。”[19]

当然，毛泽东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接触，不仅仅是通过《民立报》这一途径。在当时革命风潮的影响下，长沙城里可以说到处都在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息和知识，聚会、演讲等在学校里非常流行，这些也构成了他接受新思想新知识的渠道。他在1919年8月4日出版的《湘江评论》第4号上的《本会总记》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自己当时受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影响的情况。他写道：“宣统三年三月十九日，黄兴在广卅（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四川反对铁路国有运动爆发后，“继起者则为湖南，学生界尤其愤激，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庸懦无知的湖南巡抚杨文鼎，横加干涉，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他自己“当时也是这许多人里的一个小卒，我们学校里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的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的长衣卸着一丢，说，‘快习兵操，预备打仗’”。[20]

在《民立报》上所看到的关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有关信息和知识，对于毛泽东来说又是一种全新的内容，在其原有的知识结构中增加了新的知识要素，这些要素同已有的传统文化知识、改良主义知识等糅合在一起，正在颠覆着他先前的知识结构，并对他萌发中的政治意识产生不小的影响。当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此时知识结构上的混杂糅合和要素变动的情形。初步接触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息，他尚不知道孙中山同康梁的区别，不知道革命派同改良派的区别，而是把这些不同的主张、不同的人物糅合在一起，提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治主张。他在1936年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我激动异常，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有点糊里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们和新领袖的区别。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主张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21]在此，尽管他没有搞清楚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区别，但是新的知识要素已经逐步在知识结构中占据主导性地位了，而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旧文化及其政治代表皇帝已经退居到“二线”了。

毛泽东不仅接触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息和主张，而且迅速投入到对这种新知识的亲身体验当中。辛亥革命前，他就和同学们一道剪掉了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子；武昌起义后，他又退学参加新军，亲自投身革命实践当中。

（四）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次了解与交流探讨

1911年到长沙之后，特别是在10月底到次年3月当兵期间，毛泽东从当时的先进报刊上接触到了一些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料，在其复杂的知识结构中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1936年，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回忆道：“在革命的报纸中，有一个《湘江日报》。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首次知道这个名词。我也和其他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22]这个回忆告诉我们这样几个信息：第一，他当时非常关注与革命有关的报刊；第二，他以高度的敏感和超强信息捕捉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捕捉到了又一次兴起的社会主义讨论的信息，[23]了解了当时正在中国知识界和革命家之间讨论的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有关信息；第三，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个对他来说崭新的知识信息，并同他的同学和朋友们进行热烈的讨论。根据这个回忆，《毛泽东年谱》也讲到了这件事，并做了考证，把《湘江日报》改为《湘汉新闻》[24]，同时根据《西行漫记》明确了毛泽东阅读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是江亢虎所著。

萧三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根据毛泽东的回忆对此事做了进一步的、更加生动的记录。他写道：“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在报纸上读到了谈社会主义的文章。此外还看到了几种论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对新鲜事物极富感觉和勇于承认真理的毛泽东同志读了之后，满心欢喜，非常赞成。他立即和学生及兵士们谈论它，认为是救人教世的最好的道理。这对他后来自觉地研究和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无影响，也未始不是一个根源。本来，他离开东山小学已经有一二年了，但还时常和旧日的同学们通信。现在他兴奋的很，把社会主义的道理写信告诉旧同学们。（记得后来只有一个姓毛名生炳的同学回了他的信，表示赞成。那毛生炳也是一个穷家子弟，读书用功，但因为其貌不扬，纨绔子弟的同学们常常讥笑他和看他不起的，但泽东同志却和他好。）”[25]这里不仅讲述了毛泽东当时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的情况，而且考证出，当时同毛泽东讨论社会主义思想的，是东山小学的同学毛生炳。

当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报刊确实不少，不仅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民立报》，而且有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所创办的《社会星》《社会》《天铎报》《社会党月刊》等。

1912年1月1日《民立报》以“大总统与社会党”为题，刊载了孙中山1911年12月30日同江亢虎的谈话。孙中山说他对社会主义“竭力赞成之”，但“吾国人知其名者已鲜，解其意者尤稀”，希望江亢虎等对社会主义学说“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并说“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26]他还把自己带回的许多欧美关于社会主义的最新著作，送给江亢虎，希望他们翻译宣传。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经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建立民国后，中国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要实行社会革命，即实行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把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专征地税等政策看作社会主义，说明他对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了解，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充其量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福利政策、社会改良主义，而不是一种科学理论体系，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许正是通过阅读这些报道，毛泽东知道了江亢虎及其宣传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寻找江亢虎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加以深入了解。

江亢虎在辛亥革命前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和论著。1911年8月，他在《社会星》第2期发表《社会主义研究会开会宣言》一文[27]，对社会主义大加赞扬，认为社会主义是“正大光明之主义，非秘密黑暗之主义；平和幸福之主义，非激烈危险之主义；建设之主义，非破坏之主义”，“社会主义，利于将来多数普通之人，而不利于现在少数特权之人”，“社会主义为中外古今含灵负秀者所同具之思想”。他还对社会主义作了一些概念上的界定，认为社会主义是大同主义而不是差别主义，是世界通行之主义而不是各国禁止之主义，是人类共有之主义而不是西方人独有的主义。同期杂志中，他还发表《介绍地税归公之学说》一文，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单税社会主义，就是地税归公。他推崇美国人乔治·亨利提倡的地税归公之说。这种主张的核心是：“产仍属之本人，税则纳诸公用，有地皆课税，税率约当地价百分之五，每年核定而征收之，地面建筑栽种等物，凡人工所作者均不计。……所征税额，即充本地方公共事业费用。举凡行政、教育、交通、慈善一切所需，皆不必别事诛求而取携悉足，并罢地以外各税，以便商旅而惠闾阎。”[28]1911年12月，江亢虎在《社会》杂志第1期上，针对宋教仁的《社会主义商榷》，发表了《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摘录）》一文[29]，区分了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1911年11月24日《天铎报》发表了《中国社会党规章》[30]，这个规章体现了江亢虎的基本思想，提出了中国社会党的基本宗旨：“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

毛泽东当时所搜集到的江亢虎的文章大概就是这些内容。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一方面，江亢虎对社会主义非常推崇，并宣布自己要在中国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江亢虎所说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欧洲的社会改良主义和美国乔治·亨利的单税制社会主义，只是简单地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一些个别内容，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所以，毛泽东在回忆中明确指出江亢虎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

但是，不论怎样，江亢虎及社会党所进行的理论宣传，对于扩大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影响还是有贡献的，至少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毛泽东就是通过他初步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知识，在知识结构中注入了新的知识要素，而这个知识要素对他几年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无影响。正如上引萧三所说：“这对他后来自觉地研究和相信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无影响，也未始不是一个根源。”

（五）国外文化知识的吸收与知识视野的开阔

由于生存环境的封闭落后，毛泽东在韶山时期对国外文化所知甚少，谈不上有什么明确的认识，只是通过李漱清等人和个别书刊了解了一点外来文化的信息。例如他通过《盛世危言》等了解到了西方议会制度等内容，当时还读到了一本日本人中岛端撰写的《支那瓜分之命运》，抄诵过西乡隆盛的诗。1910年秋天，他离开韶山到东山小学时，曾改写了这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东山小学时期，他开始较多地接触国外的文化知识。当时，东山小学的校长李元甫是个维新派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开明，在他的领导下，东山小学形成了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教学环境，学校收藏了一些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毛泽东在这个学校读到了以前不可能接触的新东西。他在这里接触到了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情况非常羡慕，这对于毛泽东知识结构的转换和视野的扩大都很有帮助。在后来的回忆中，他对这位留学生以及他教过的日本歌曲记忆深刻，他说：“我欢喜听他谈到日本。他教音乐和英文。有一个歌是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记得当中几句很美的句子：麻雀唱歌，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田野何等地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青，正是一幅新鲜的图画。我在那个时候，我感觉日本的美，她战胜俄国，我感觉到她值得骄傲，她很有能力。”[31]

他在这个时期，还读到了一些介绍国外历史知识的书籍。他在自己的回忆中提到，“我在一篇讲到美洲革命的文章里最初听到美国，那文里有这样一句：‘八年之苦战后，华盛顿胜利而造成其国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传》的书里，我又读到，拿破仑、俄国喀德琳女皇、彼得大帝、惠灵登、葛拉德斯吞、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他所说的这些人物，是他从《世界英雄豪杰传》中得到的，对此，萧三有很生动的记述：[32]

“有一次也是黄昏时，游戏完了，到了上自修的时间，摇铃了，一群小学生经过操场蜂拥而入自修室去。一个同学和毛泽东同志一起也向着学校第二道大门走，他看见那个小朋友手里有本书。

——你那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豪杰传》。

——借给我读一读……

过了几天，他很客气的，像犯了错误似的还书给那个小朋友：

——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

那个同学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墨笔打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惠灵吞、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那些人的传记。毛泽东同志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停一会，他又说：

——中国积弱不强，要使他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他翻开书里面的一页，指着说——华盛顿经过了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胜利，建立了美国……”

到了长沙之后，毛泽东的视野迅速开阔，在两所新式学校并通过大量阅读报纸，他对国外的时政信息和文化知识了解得越来越多。特别是1912年下半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半年，是他学习吸收西方文化思想的一段重要经历，他自己对这段经历也是记忆深刻。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讲道：“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化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读了许多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的书，有古希腊的诗歌、神话、传奇等，也有许多关于俄国、美国、法国、英国历史地理的著作。特别是一批反映18世纪、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成就的“严译”名著：达尔文有关进化论的书籍、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伦》等。猛烈地吸收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近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使得其知识结构中的外国文化知识要素迅速增加，知识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 国学主导、中西合璧的复合型知识结构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进入湖南一师之前，毛泽东已经通过私塾教育、自学教育和新式学校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新学知识和西方思想文化有过比较多的接触，知识重点的选择极富随意性和个人化，知识兴趣的转移速度快而时间短，知识结构中的主导性因素不断转换，从文化、知识、信息的吸收来看，存量丰富而结构庞杂。进入湖南一师之后，毛泽东个人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个性特点、个人兴趣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学习条件、文化环境、学习方法、管理规范等也同此前有着极大不同。在此情况下，他在知识学习、信息吸收、文化接受等方面也实现了新的飞跃，不断改造和提升学习方法，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型学习，系统学习西方思想理论和文化知识，同时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并猛烈吸收新思潮、新文化，从而形成了以国学文化为主导、中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复合型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构成了思想发展的基础，对其思想结构的形成和转换产生重大影响。

（一）学习方法的改造与提升

应该说，在进入一师之前，毛泽东没有接受过学习方法的教育和训练。在早期私塾阶段是一种给定性的强制学习；在自学中完全是一种个人兴趣引导式的学习，缺乏知识的系统性和规范性；新式学校讲求知识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注重学习方法的培养和传授，但他始终对此持反对态度而按照自己的意志学习，因而也没有形成合理的学习方法。正因为如此，他虽然吸收了大量的知识信息，但知识结构始终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

进入一师之后，个人求知的强烈愿望，知识信息急遽扩大，教师同学的知识状况，学校管理的规范性，都促使他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在学习方法上的不足。为此，他对自己的学习方法进行了深入检讨，同自己的良师益友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着力改造和提升学习方法，力求获得最大的知识贮备和信息量。

在一师期间，他同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袁仲谦等多位老师进行深入交流，从他们那里获得多方面帮助，改造和提升自己的学习方法。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杨昌济，他经常到杨的办公室和家里请教，杨昌济在治学方法、学习重点、政治理想、思想观点等方面给予毛泽东多方面的指导。例如，1915年4月5日，二人进行交流，杨昌济就以曾国藩、梁启超为例来教导毛泽东，“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1916年夏天，毛泽东到板仓杨寓请教，杨告知他柳午亭先生在体育方面有造诣，毛泽东还专程到柳家拜访学习。从1914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同蔡和森等组成课外哲学研究小组，杨昌济担任导师，时常在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方面给予指导。杨先生在读书方法上特别强调自学，提倡用分析批判的态度进行学习，务求“贯穿古今，融会中西”，这个方法对毛泽东影响甚大，毛泽东在一师期间之所以能够提出中国文化固然有缺陷但西方文化也有不足的观点，同杨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徐特立先生在学习方法方面也给了毛泽东很大帮助。毛泽东过去的学习方法主要是自学，在阅读上求多求快，但不精细也不系统；徐先生在同毛泽东及其他同学谈话时特别强调“读书以少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提出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之法，毛泽东深得此法，在一师期间写下了一大网篮的读书笔记[33]，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讲堂录》和《〈伦理学原理〉批语》就是其中的两本。袁仲谦先生向学生们灌输“四多”读书法：多读、多写、多想、多问；主张“文章妙来无过熟”，指导毛泽东多读国学典籍。特别是在写文章方面，他给毛泽东以虽然严厉但非常有效的指导；毛泽东因为崇拜梁启超文风，在文章写作上有浮躁的问题，袁先生多次提醒他，并要求其学习韩愈的文章，使得毛泽东在古文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直到1936年毛泽东对此事还记忆犹新，并说要感谢这位老先生。

一师期间，在学习方法方面给毛泽东指导最多的要数黎锦熙先生。毛泽东同黎锦熙交往甚密，黎对他树立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做人规则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1915年4月到8月，毛泽东几乎每个周末都到黎锦熙处请教读书及治学方法、书法研究、国学学习等问题，多达20余次，黎锦熙到北京工作后，二人仍书信不断。对此，毛泽东年谱中有详细记载，黎锦熙的日记中也有翔实记录，其中与读书学习方法相关的有：1915年4月4日，“上午润之来，阅读日记，告以读书方法”；4月11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焜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4月25日，“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学术”；5月9日，“润之至，稍话读书事”；7月11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的旧称）功夫做法，余谓宜读《说文段注》”；7月13日，“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7月15日，“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章。与润之说研究法”；7月19日，“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7月20日，“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篇，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7月21日，“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精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8月8日，“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谓易于引导群众）为佳”；8月15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8月29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为提升和改造自己的学习方法，向黎锦熙先生频繁请教的情形。1915年9月，黎锦熙到北京后，毛泽东多次同他通信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正是在黎锦熙的指导下，毛泽东调整了自己过去的杂乱无章的读书方法和治学方式，开始有选择、有计划、有秩序地读书，先近后远，先博后约，克服偏科，注重各门科学与社会实际的联系等。

除了向老师们请教，毛泽东还特别注意与同学加强交流，探讨学习方法。1915年6月25日在致湘生信中，他说自己过去认识不正确，好独辟蹊径，厌恶学校教育，不注重课堂学习，现在意识到是不对的，“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还提到学习交流的重要性，“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盍留意焉！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34]，就是在此后不久，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出了求友信件。1915年致友人信中，他再次强调思想交流的重要性，以“用之而弥盛”的道理，说明切磋学问、交流思想的重要，并说自己近年来的进步，“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35]。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谈到他与黎锦熙交流学习方法，对黎锦熙的教导颇加认同；在黎锦熙的教导下，改变了自己不久前提出的学习方法，“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问邵西，学乌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36]

正是在同老师同学的交流过程中，毛泽东在学习方法上有了极大的提升，形成了符合自身特点的合理的学习方法。一是注重自学与交流相结合，既坚持独立自主地读书学习，独立思考，又高度重视交流切磋，相互促进，共同进步，防止闭门造车。二是坚持博学与专攻相结合，既广泛涉猎各种文化知识、思想理论和时政信息，同时又集中学好某些学科，他个人从1915年开始就着重在哲学、伦理学等方面下功夫。三是注重旧学与新学相结合，既认真学好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阅读大量的国学典籍，掌握国学大要，同时又广泛吸收学习各种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对陈独秀、胡适等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给予高度关注。四是辩证对待中西文化，既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而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同时也注意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并对西方文化不作全盘肯定。五是注重知识积累与条理的关系，既要通过大量学习尽可能扩大知识存量，同时也要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更加有条理，更加成系统，而不是像当年自己的知识结构那样庞杂无序。六是把握快速变化同持之以恒的关系，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各种知识信息不断增加，因此必须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学习吸收最新的知识，同时也要以持之以恒的态度巩固自己的知识体系，决不能朝三暮四、中途而辍。

1917年夏，在为萧子升的读书札记《一切入一》作序时，他阐述了自己对于读书治学的基本看法。他写道：“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知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顾究诘也同，而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积矣，又有大小偏全之别，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者，区以别矣。虽然，台积而高，学积而博，可以为至矣，而未也。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今而有志于学，不遵斯道焉，固未可以（蕲）其精矣。虽然，犹未也。博与精，非旦暮所能成就，必也有恒乎？曰，日行不怕千万里。将适千里，及门而复，虽矻矻决不可及，恒不恒之分也。君之为此本也，意果存乎是，而欲尽其力以致之欤！此本之将以为积，审矣。搜罗万有，以博其心胸，抑又无疑。惟是札□兼收，小大毕聚，虽美于目，而未必可悦于心，则宜有以条理之，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焉。又持之以久远，不中涂而辍。”[37]

在这里，他从积累、博学、求精、条理、有恒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治学的要求，这些要求可以说是他自己在一师时期学习方法的一个概括和总结，正是运用这些方法，他在学习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知识和新思潮新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二）传统文化的研究型学习

从少年时期入学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毛泽东学习的主干。在私塾学习期间，主要学习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东山小学期间，他在学习新学的同时，仍然把传统文化即经学知识作为最主要的内容。到长沙之后，尽管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文化，但是国学仍然是他的兴趣焦点，他写的作文都是以传统文化为主题，如《商鞅徙木立信论》等，并在柳潜老师的帮助下，认真阅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加深了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政治的理解。

进入湖南一师后，他始终重视国学文化学习，尤其是1916年之前，一直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知识吸收和思想发展的基础和重点，明确提出必须要通国学大要。1915年6月25日，在致湘生的信中，他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为例说明，必须首先要了解国学思想，然后再考虑学习西方文化，也就是先中后西。他说：“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38]在他的心目中，要有奇杰才能救国，而奇杰必须贯通中西学术，其中贯通国学当为首要任务。1915年9月6日，在致萧子升的信中，他明确提出，对于中国文化必须广泛了解，全面把握，通其常识。他说：“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在信中，他认为国学是极其重要的，“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39]1917年8月23日，在致黎锦熙的信中，他仍然强调要重视国学文化的学习和积累，要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他说：“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40]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对国学文化的学习不是一时的事情，而要长期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在一师期间，制订了详细的国学知识学习计划，深入学习重要经典著作，力求掌握国学文化的精髓内容。1913年下半年他的课堂笔记《讲堂录》就能够反映他当时广泛学习国学文化的情况。笔记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中国古代哲学、史地、诗文、数理等，对古今名人治学、处世、治国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行记录颇多。包括先秦诸子、宋明理学、陆王心学、明末清初启蒙思想特别是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等人的思想，以及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侯朝宗、吴伟业、宁都三魏、汪尧峰和桐城派、阳湖派诸家的文学内容，还有近代湖湘人物如曾国藩、谭嗣同、唐才常等，都有涉猎。他在1916年2月29日给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说“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此种根本问题，不可以不研究。故书之以质左右，冀教其所未明，而削其所不当”[41]。在杨昌济等老师的影响和帮助下，他认真阅读了大量国学著作，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深化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积累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他不仅用心研读国学经典，而且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运用到进一步的学习研究过程中，以此为核心展开对新知识的选择和评价，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知识结构中的主导性元素。例如，《体育之研究》就很能反映他当时对国学文化的娴熟把握。文中引用了以中国文献为主的中外古今典籍和人物的众多事例作为重视实践精神的例证，如“仲尼取资于御射”“庄子效法于庖丁”。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文等文献中，共引用典故、成语和诗文约20条，涉及中国古代人物16人。文中还特别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师表，称赞备至。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广泛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内容，特别是以儒家学说来进行对照、比较、发挥，把中国古代思想同西方思想家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例如，在阅读“序论”中的直觉论思想时，他评论道：“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42]；在阅读第五章中“康德之视义务意识也过重，而其徒非希的（Fichte）尤甚”时，他即以宋代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来对比，“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在第七章中，作者写道：“善者得福，恶者受祸，是一切国民所据为第一原理。斯弥得（L.schmidt）所著《希腊伦理学》第一章，凡希腊人之俚谚及文词，关于此义者，网罗无遗。且为之序曰，人类之运命，至公至正，善人受赏，恶人受罚，此希腊人最确实之信仰也。”[43]在这段话旁，他引用我国《尚书·伊训》中的论述加以对照：“吾国人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上述情况表明，在青年毛泽东信息接收、知识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始终处于中心位置，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知识选择的方向上，都处于核心的主导性地位，成为选择、吸收、评价其他各类知识要素的基础和标准。

（三）西方思想文化的深入学习

如前所述，在进入湖南一师之前，毛泽东通过自学方式阅读了一些严译著作，对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近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成果，有一些基本的掌握，但是那时他的学习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并受到阅读文本的限制。进入一师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西方思想文化的有关著作，特别是在杨昌济和黎锦熙的指导下，对西方近代哲学伦理学思想作了深入的学习研究。

毛泽东在一师期间学习西方思想文化深受杨昌济的影响。杨先生从1903年起赴国外留学，1913年回国执教，10年间主要攻读西方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尤其是1909年后，他同杨毓麟、章士钊等同入苏格兰阿伯丁（当时音译为厄北定）大学，系统研读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的学说，对伦理学上之禁欲、快乐、功利、利己、利他等种种主义深入研究。同时，他非常注意考察英国的风俗习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等文明礼貌，都加注意，作为借鉴。1912年在阿伯丁大学毕业后，他又花费9个月时间到德国考察教育及政治法律等，可以说对西方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他在湖南一师期间，教授修身、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等课程，他在课堂上讲授不限于课本内容，而是广泛介绍西方各种思想文化，普及西方思想文化知识。

毛泽东在一师时期同杨昌济深入交往，深受熏陶，对西方思想文化作了深入的研读。在湖南四师时期，毛泽东在杨昌济的修身课上，就对西方文化有较多接触，在《讲堂录》中，对苏格拉底、哥伦布、牛顿、富兰克林、瓦特、斯宾塞以及日本的福泽谕吉等都有所记载。从1914年起，毛泽东同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等组成哲学研究小组，杨昌济担任指导教师。在杨先生的指导下，毛泽东对古希腊哲学、近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等进行过深入学习。1916年后，毛泽东把自己学习的重点集中在哲学、伦理学等方面，对西方的哲学、伦理学思想更是作深入系统的研究。1917年，杨昌济编写的《西洋伦理学史》甫一编就，就把手稿送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自己手抄了一套认真研究，并同同学们一起讨论。罗学瓒在1917年9月26日的日记里记载，他从毛泽东那里借了手抄的《西洋伦理学史》一书，共7本，从旧历六月底阅起，于是日阅毕。

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杨昌济讲授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以此书为蓝本，不仅认真阅读书中的内容，而且拓展开去对西方思想文化作了广泛的涉猎和评析，作了大量批语，涉及西方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改良主义、民主主义以及政治制度、文化观念、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哲学上，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培根、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叔本华、尼采等思想理论都有评论；在历史方面，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运动、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等也有涉猎；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方面，对政治家梭伦、历史学家赫西俄德、航海家哥伦布、政治家克伦威尔、博物学家达尔文等都有论述。

从这些情况来看，毛泽东在一师期间，对西方文化知识和思想理论有广泛的涉猎，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认识，从而使西方文化成为其知识结构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当然，毛泽东在学习西方文化知识时，不再是像当年那样生吞活剥、不加分析地学习，而是有批判、有分析、有主见地学习，在同中国文化比较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化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既看到其优势，也发现其不足。例如，在1917年夏为萧子升读书笔记《一切入一》写的序言中，把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作了对比，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杂乱无章，赞扬西方文化的条理性和系统性，“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44]但是，他同时也看到西方社会文化和思想理论的不足。1917年8月23日，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指出：“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45]在1917年9月22日同张昆弟的谈话中，他对西方人的社会文明也给予批评：“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46]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他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厚古薄今传统时说道：“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47]

（四）新思潮、新文化的猛烈吸收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善于捕捉新信息的习惯和能力，对各种新的文化知识有着高度的敏感和兴趣，关注时事动向和阅读报纸杂志已经成为他每天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是他大量吸收新思想新文化的主观条件。进入湖南一师之后，他的政治意识日益明确，确立了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理想，为此，他以极大的热情去搜寻和掌握各种救国救民的新知识新思想，这是他大量学习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在动力。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正好给他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条件，杨昌济、黎锦熙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这就更有利于他广泛地吸收各种新的思想文化知识。

他当时给萧子升的两封信，充分体现了他搜寻新思想、接受新文化的高涨热情和迫切愿望。1914年5月，章士钊先生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宣传介绍一些新思想和新文化动向，毛泽东是他的热心读者，每一期都认真阅读。该刊共出版了10期，于1915年10月停刊。毛泽东当时不知道该刊停刊的情况，连续两次致信萧子升，向他借阅《甲寅》杂志的第十一期和十二期。1916年1月28日致萧子升信中说：“自徐先生去，无《甲寅》杂志可阅，特请吾兄以自己名义给暇向徐借《甲寅》第十一期第十二期两本。”2月19日再次致信说道：“《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48]可见他当时对介绍新思想文化的书刊“欲阅甚殷”的情况。

当然，毛泽东更关注的是刚刚兴起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创刊，大量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立即在国内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从1916年第2卷开始，思想更加激进，明确树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大力提倡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西方自然科学成果，主张彻底摧毁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实现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杨昌济、黎锦熙等都是具有新思想的学者，他们一开始就积极推介和参与新文化运动，杨昌济自己订阅了几份《新青年》杂志，推荐给毛泽东等人阅读，他还在第2卷第4、5号上发表《治生篇》。在杨昌济的倡导和推动下，毛泽东等人一时都成为这个杂志的热心读者，积极从这个刊物上吸收新思想、新文化。毛泽东在1936年曾回忆道：“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49]他不仅热心阅读《新青年》，参加新文化运动，而且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成为当时《新青年》作者群中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作者。

毛泽东当时所接受的新思想新文化，在他当时的通信、读书笔记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在1917年8月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大力提倡哲学革命、伦理学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说，他所提倡的就是陈独秀的思想主张，因为就在当时，陈独秀提出了“伦理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的论断。1917年9月22日，在同蔡和森、张昆弟的谈话中，毛泽东对陈独秀做出了高度评价：“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这个评价同他两年后在《湘江评论》上的评价大体是一样的，在那时他更明确地提出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他还像陈独秀那样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摧毁，加以改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于一炉”。[50]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贯穿在他思想当中的就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大力提倡个人解放和个性实现。

（五）复合型知识结构及其深远的思想影响

从早年毛泽东知识吸收的进程来看，毛泽东所接纳的思想文化和知识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基于超越性的性格特征和快速变迁的文化环境，他的知识结构也发生着急遽的变化，主导性知识要素不断移位。在某一特定时期，尽管某种知识要素在数量上不一定占据优势，但是处于知识结构的显著位置，影响到知识主体接收新知识要素的选择方向和选择重点，对于知识主体的知识接收起着主导性作用；而另一些知识要素尽管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对知识主体的知识选择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在不同时期，传统国学文化、维新派思想、改良主义文化、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西方近代哲学伦理学思想等，交叉成为主导性知识要素。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知识的日益积累和思想结构的逐步确立，毛泽东知识结构的急遽变迁过程逐步完成。到了湖南一师的后期，各种知识要素获得相对稳定的定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导、中西文化知识兼容并蓄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基本形成。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是毛泽东长期学习吸收的重点内容，在知识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一方面，传统文化在量的积累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毛泽东少年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几乎是他知识吸收的全部内容，在知识存量上具有绝对优势。虽然在后来的一些特定时间段上，他学习的重点有所改变，其他的知识要素暂时在知识结构上处于主导地位，在数量上迅速扩张，但是他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始终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在湖南一师的前半期，他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性学习，不仅大量阅读了国学文化的经典文献，而且深入把握了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总体上看，传统文化在其知识结构中的存量一直是最大的，尽管他曾经猛烈吸收过新学、西学知识，但是这些知识要素的积累同传统文化相比远远不及。另一方面，幼年获得的传统文化知识，已经沉淀到个人记忆的底层，凝结为知识结构内核。一切后来的知识要素都围绕着这个核心叠加，这个知识内核时常浮到知识结构的表面，同后来的各种知识发生相互的碰撞、交叉；后来的知识要素或者补充了传统文化，或者改造了传统文化，或者颠覆了传统文化，但是它们都离不开传统文化这个基础；由此，各种后来的知识要素都或多或少地附加上了传统文化的元素。尤其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知识是他吸收、选择、评价后来的各种知识元素的重要依据甚至是基本标准，对于这些后来加入的知识要素肯定也好、否定也好，都离不开它们同传统文化知识的关系；不论是西方文化知识还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思想新文化，都被毛泽东拿来同传统文化进行对比、选择。

其次，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并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兼容各种知识要素所形成的复合型的知识结构。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之外，他大量吸收了外来的各种知识文化要素，以及刚刚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新思想新文化，这些内容构成了其知识结构的重要因素。这些要素在总量上虽然赶不上传统文化知识，但是对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发展产生强烈影响。正是因为这些知识要素的不断融入，毛泽东的知识结构长期处于变动状态，各种知识要素不断重新定位，在特定时期内成为知识结构的显在要素。特别是，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新观点，因为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方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成为他判断分析各种文化知识和思想观点的重要依据。

国学主导、中西合璧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在其思想转变以及转变之后的思想发展历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思想鉴别更加复杂，思想内容更加丰富。因为知识结构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毛泽东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必须对这些既有的知识要素进行比较、分析和鉴别，以确定哪些要素符合思想发展的方向，哪些同自己的思想信仰不协调不一致，需要清理或调整，这就增加了思想鉴别的复杂性。而且，他的知识结构始终处于开放状态，每一种新的知识要素出现后，他都以极大的兴趣去接收这些知识信息，并以最快的速度纳入到自己的知识结构当中。这些新加入的知识要素也都能够同原有的知识要素认同并结合起来，这就更增加了思想鉴别的难度。五四运动前后，面对猛然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各种新的思想理论，毛泽东不加选择地一股脑接纳过来，从而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更加复杂，因而在思想转变之时所进行的思想鉴别也更加艰辛。但是，正因为知识结构的丰富和复杂，当他明确了思想发展的方向，确立了主导性思想要素，实现了思想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之后，各种知识要素就被纳入到思想结构当中，转化为独立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思想内容也就更加丰富。在日后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对各种知识、各种观点信手拈来，为我所用，与他早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知识是分不开的。

第二，思想清算更加艰辛，思想转变更加深刻。知识结构先于思想结构出现，各种知识要素在其头脑中都获得了存在的地位，都留下了深厚的影响。当毛泽东开始进行思想转变之时，他必须要对先前已经储存在知识结构当中的各种知识信息、各种思想观点进行系统而深刻的整理。以自己选择的主导性思想要素为依据，剔除各种知识要素中包含的错误思想倾向，吸收各种知识要素中的有效成分，使这些知识要素真正转化为思想结构中的有机构成，这就是思想清理的过程。因为其知识结构的复杂性，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都包含在他的知识当中，不时浮到思想表层，影响其思想发展方向和对重大问题的判断，成为其思想转变的阻碍性力量。为此，他要彻底完成思想清理，就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精力，因为他不可能简单地把先前的各种知识、各种思想放在一边，直接接纳一种被认为是合理的思想观点。这也正是为什么和同时代的人相比，他的思想转变并不是最快的。例如，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性思想要素，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选择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彭璜、邓中夏等在时间上都比他早，而后来在他帮助下赴俄留学的刘少奇、任弼时等都比他快，建党后派往俄国学习的王明、秦邦宪等比他更直接，因为这些人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知识结构和思想积累相对而言比他要简单；而在知识结构和思想积累方面同他大体相同的周恩来，在思想转变方面也同他基本相同，经历了艰辛的过程，周恩来到1921年秋才真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清算越是艰辛，其转变就越是深刻和彻底。毛泽东在完成思想转变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信仰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虽然仍然不断接纳新的知识要素，但是这些要素都能够被合理地整合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方向的思想结构当中。

第三，思想冲突更加激烈，思想结合更加完善。作为主导性知识要素的传统文化，既有优秀合理的内容，也有大量的封建主义糟粕，它们同毛泽东在思想转变之时所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既有可以融合的因素，也有很多相互冲突的内容，这就使得他的思想结构中这两种要素之间长期发生冲撞。例如，当时毛泽东思想深处的圣贤救世历史观、变化民智的改良主义、大同社会的空想主义理想等，大都来自传统文化，这些内容同他要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等，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导致他在选择上更加艰辛和复杂。而且，在日后的思想发展中，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性因素，不时会升腾到他的思想当中，影响其思想的纯洁度。作为知识结构中重要元素的西方思想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之间也是如此，有可以融合的方面也有相冲突的内容，毛泽东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就同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进行过艰苦的斗争。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的知识存量中有着如此丰富的内容，并在思想冲突中对各种思想文化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鉴别，他才能在日后的思想建构中，更好地把这些思想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毛泽东日后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和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杰出代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同他深厚的传统文化积累是分不开的，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基础。在这个方面，毛泽东同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有深厚的国学积累，能够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做出巨大成绩，而那些缺乏国学功底的人则往往容易陷入教条主义当中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