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国际和平发展与全球秩序重建的意义与影响

王振华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和不断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是对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开拓创新。中国道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现实国情，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和选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理想。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和民族的深沉愿望，看清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他们所建立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伟业，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也在改变着世界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际和平 全球秩序

一 改革开放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十八大产生的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和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外交活动，既重申了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方针政策，也体现了中国外交思想的新发展；其展示的外交理念、思路和实践，显现并预示了未来若干年中国国际战略的特征和走势。

中国外交风格一向含蓄低调。在这种氛围下，过去曾有人错误地鼓吹不“挑战”现行国际体系和现存国际秩序；认为中国要想被外部世界接纳、避免被“预设为敌”，就必须对西方推行“安抚战略”，并对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实践大肆攻击、丑化。而近年来中国外交发声日渐清晰有力，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尤其是在事关我核心利益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问题上，态度明朗，颇有底气，毫不含糊其词。

这种底气首先来自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力的日趋增强。当前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说话越来越有分量，前提就是包含经济与军事在内的综合国力蒸蒸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中国迅速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30多年发生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革命，使中国6亿多人脱离了贫困，约占整个世界脱贫人数的80%。随着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中国抓住机遇，增加了在主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中的份额和表决权，促成20国集团等新型全球治理平台的出现。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国把握自身国情与世情的结合点，找准中方利益与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更为主动、积极的外交实践，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当今我国面临着一种错综复杂、相当严峻的国际局势。我国的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六大核心利益，面临不同程度的威胁和挑战。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象进行的全球地缘战略布局调整，奥巴马政府在“重返亚洲”的旗号下实施所谓的“亚太战略再平衡”；日本安倍政府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推行全面“右倾”政治，竭力拉拢美国站在自己一边、以改变二战后确定的国际秩序，并围绕钓鱼岛问题不断挑衅、制造事端；个别亚洲国家则试图利用美、日的对华攻势从中渔利；朝鲜半岛局势也动荡不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习近平主席态度鲜明地指出，“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样的表态，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它向国际社会发出明确的信号，提醒一些国家不要在战略问题上做出误判。

从深层次看，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外关系上能够如此挥洒自如，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坚守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第三世界中重要的一员。我们处理任何事情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国际定位与身份认同，绝不容忍少数西方发达大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肆虐。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世界各国应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把周边作为外交优先方向，努力塑造更加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周边环境。我们将大力弘扬新型义利观，重视与发展中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以更好维护自身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将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不懈努力。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努力打造中国对外开放与合作的升级版，与世界共享机遇、共创繁荣。我们既要做当代公认国际关系准则的维护者，同时也要更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与不断完善。

这里着重谈一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

全球化进程使大国之间形成了荣损相俱的战略利益关联，成为一种巨大的历史制约力量。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之间能否构建并维系和平。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使13亿人口的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奉行的政策、扮演的角色、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通过自己的外交实践明确回答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大国定位的疑问，表明中国将摒弃传统大国扩张争霸之道，坚持走和平发展的新型大国之路。

1．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特殊重要意义

从2013年初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开始，就开启了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中，习近平鲜明地指出，跟不上时代前进步伐，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的老框框内。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会谈中习近平与普京总统一致认为，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外交全局和对外关系中都占据优先的战略地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依然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俄要更紧密地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两国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双方支持对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中俄面临的战略任务是把两国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成果；并呼吁各大国超越零和博弈、集团政治等思维方式，遵循顺应21世纪时代潮流的国际关系原则，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经济上全面互利、合作共赢，安全上互信包容、共担责任，文化上交流借鉴、相互促进，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推动世界各国在和平、发展、合作的形势下，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当今国际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双方战略协作能达到如此高度非一日之功。早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俄罗斯对外政策从亲西方外交向全方位外交政策的转变，在战略上推动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发展，逐步成为俄对外战略的一项重要目标。其主要内容是：放眼全球，广交朋友，重视发展同中国、印度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增加与西方抗衡的筹码，争取形成于己有利的外交态势。积极参与并推进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在20国集团内加强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乃是俄罗斯推行“全方位”与多边外交的重要手段和杠杆。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协作关系，乃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战略性方针之一”。

俄中战略协作关系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内在动力。俄罗斯与中国都在致力于国家的复兴，渴求一种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福祉。同时，俄中两国又是国际社会中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一个是美国宿敌苏联的主要继承者，另一个被美国认为是新兴的对手，二者都感受到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祸害，在国际反恐与反霸斗争中通常站在同一行列。这里涉及中、俄、美“大三角”战略关系的问题。应当说，中俄美三方在处理彼此的关系时，都是从各自的国家利益与战略需要出发的。不过，当今世界只有美国真正有能力对中俄两大国造成直接和严重的损害。这就促使中俄为维护各自的利益进行战略协作，客观上对美国形成某种牵制态势。因此，如果说在国际上存在着某种中俄共同对美阵线的话，那也是美国政策倒逼的必然后果。由于美国霸权主义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当前国际政治中仍居主导地位以及它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中俄出于维护各自国家核心利益的需要，不得不在国际和平与发展问题上进行密切的合作和磋商。

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目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据统计，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内习近平与普京曾九次会面，平均两个月一次，这在国家间关系中是不多见的。中俄两国之间涉及共同利益的核心问题很多，政治方面反恐防暴、经济方面务实合作、人文方面加强交流等。每次中俄首脑会面，都力求推动与深化这些领域的合作。就项目而言，从原来简单的双边贸易向更高层次发展，如油气、核能、航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项目。相比之前，不仅贸易额在增长，合作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就地区安全而论，中俄双方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主权、安全和发展等核心利益。两国愿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亚太安全稳定和发展繁荣。两国还决定将共同举办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中美关系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彼此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20世纪末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就开始把社会主义中国视作其主要对手。2008年，近百年罕见的金融、经济危机在美国首先爆发并迅速波及全球。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持续数年的危机中艰难挣扎、难以脱身。而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发展壮大；应对全球性经济不景气措施得力、稳健，显示了其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当时为应对危机，国际社会亟须同舟共济。在此背景下，奥巴马2009年就任总统后就马上选择访华，以寻求中国的帮助与合作。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主导下的资本帝国强权体系衰落的趋势显现，中国的崛起使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得更为错综复杂。面对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适时提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议题。早在2012年春季访美时，习近平就已对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看法与建议。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要携手走出一条大国之间的新路。为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双方须增进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努力深化中美合作互利共赢的格局，不断加强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合作。2013年中美完成领导人换届，双方迎来一个战略关系调整的重要时机。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结束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三国的访问后，顺路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总统进行了会晤。双方领导人就共同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并为此规划了路线图。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随习近平出访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后的吹风会上，用习近平在会晤中的三句话做了精辟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2014年11月奥巴马乘来华参加APEC会议之机，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与习近平主席又一次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会谈。这次会晤的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美两国元首表示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双方确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亚太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双方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双方表示要加强在应对埃博拉疫情、反恐、防扩散等领域的合作。其中最突出的是双方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三是在双边各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订出了双边投资协定的时间表，在信息技术协定扩围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美还同意延长经商、旅游的签证至十年，学生签证延长至五年。应该说，在此框架下中美双方合作领域在扩大，在管控分歧上也有了一些共识，总体看中美关系是在朝前迈进。

毋庸讳言，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然面临诸多挑战。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不只需要口头上做出加强合作、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的承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症结所在，恰恰是如何确立战略互信。双方要在彼此理解、尊重的基础上，才能确保清晰认知对方的战略意图、利益偏好和政策底线，对对方的发展有比较稳定的预期，真正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战略关切，建立必要的管控危机机制，从而避免战略误判。构建这种高质量的战略沟通机制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

3．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外交框架中的大国外交战略还包括：保持中欧高层交往势头，充实中德、中法关系战略内涵，实现中英关系转圜；同瑞士、冰岛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欧洲发达国家中率先取得突破；推进中欧务实合作，妥善处理欧盟与我国的贸易、投资争端。这里将以“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冠之。

中欧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战略重点之一。当前中欧双方都处在各自发展的关键时期，中欧关系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刻。依据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欧洲国家属于第二中间地带，属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是当今多极化世界重要的一极。

2013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经贸合作日益深化，快速推进。到2011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5672.1亿美元。欧盟连续9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0年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现在，中欧双方每天有15亿美元贸易在成交。“中国制造”走进欧洲千家万户，欧洲品牌和设计广受中国消费者青睐。欧盟各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和中国游客。经贸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中欧经济的发展，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有人认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主要是经贸关系，但事实是，中欧双方10年来在政治、经济、人文交流等领域联系密切的程度前所未有。比如，中欧双方高层政治往来密切，沟通的渠道在增加。到目前为止，双方已经形成了以领导人会晤机制为引领，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层对话和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为三大支柱，80多个合作机制为配套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话合作格局，涵盖政治、经贸、人文、科技、能源、环境等各领域。中国政府将继续重视发展同欧盟的关系，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毋庸讳言，在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欧债危机是这一危机在欧洲的突出表现）的影响下，中欧经贸关系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受到不断增多的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的影响。欧债危机的深化加剧了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紧张关系。但这里应该指出，经贸摩擦和争端并非是中欧经贸关系的主流，未来随着中欧经贸依存度的进一步提升，通过“产、学、研”各领域的密切交流与合作，中欧可以在产业链整合、提升相互投资等方面扩大经贸合作基础，从而使经贸合作在整个中欧关系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这次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中欧关系，不论是债务国还是援助国，不论是欧盟老成员还是新成员，都希望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对中国援助其应对危机抱有期待，包括欢迎中国投资、希望中国扩大从欧洲的进口等。此外，欧债危机也使中欧均看到了加强金融治理和共同应对新型挑战的必要性；就此而论，特别是在危机的早期阶段，欧盟的态度有别于美国，中欧在推动建立一个应对危机的全球金融监管机制方面有共同语言。

二 中国道路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它是我们党基于自身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做出的战略抉择，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利益，尤其是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紧密交融。

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滋生、发展和壮大，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地球已被以欧洲列强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瓜分完毕。西方工业化一开始就是与剥夺外围和外部、排除外围和外部地区工业化的世界不平等体制联系在一起的。“中心—边缘”的国际结构是资本存活的基本方式。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受尽西方列强与国内官僚买办、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欺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来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意识到，要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胜利，必须动员、联合各革命阶级和团结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以武装革命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筑起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座历史丰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二战后一些老牌殖民帝国迅速土崩瓦解。在殖民撤退中，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旧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转化。其主要特点是在被迫承认原殖民地、附属国政治独立的前提下，采用比较间接的手段和隐蔽的方式实行经济扩张，进行政治控制与干涉，维护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这些国家继续充当它们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当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载体是巨型的跨国公司。它们控制着全球的技术、资本、生产、销售和市场，决定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导向和秩序。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影响和损害。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明确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反殖反霸斗争。第三世界被视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的依靠力量，第二世界则被视为中间势力，属需要争取并联合的力量。这里着重谈谈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历史将永远铭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同开启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纪元。从那时起，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在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相互支持、真诚合作，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

21世纪，中非合作论坛创立，掀开了中非友好的新篇章。尤其是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确立了中非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中非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6年多来，从经贸到人文，从政府到民间，从双边到多边，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即便在自身遇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对非援助和投资，全面兑现各项承诺，中非关系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正是由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和支持，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不顾美国的阻挠，于1971年10月25日做出了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对此，毛泽东评论道：今年我们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是广大亚非拉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一个后发国家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改变自身命运，实现赶超？这个命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历史挑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历史上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都遭受过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和控制。正是这种共同经历和命运，使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彼此同情和相互支持；在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经济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尽其可能给新独立国家以多方面的援助和支持。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近代以来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我们的民族独立和复兴，我们的国权、国格，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令世人羡慕的成就，关键就在于我们保持了道路、理论和制度的独立。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在世界范围内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和向心力，对那些与中国有过相似遭遇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借鉴意义。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发展问题上，维护和发展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持开放的区域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反对任何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意图和做法。中国特别重视加强与完善同发展中国家合作机制。习近平主席提出亚太梦想的新理念，主张发扬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为亚太地区长远发展和共同繁荣勾画新愿景、注入新动力。中国办好“主场外交”，积极提出“中国方案”，在国际和地区热点更多发出中国声音、发挥中国作用。中国提出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正确义利观、亚洲安全观、“一带一路”等一系列倡议广获世界积极回响，“中国方案”为各方所广泛接受。

三 建设和谐世界与社会主义全球化的愿景

这里首先谈一下创建和谐世界的问题。新中国外交历来奉行和平发展的政策方针，近年来将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天人合一”说与“和”“合”等元素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文化传统。

这里应该指出，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是和谐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哲学基础的核心。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反映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所包含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关系的范畴；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矛盾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和谐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提出，正是基于对当前世界基本矛盾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矛盾分析是唯物史观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的一种基本方法。国际矛盾是多种多样的，有对抗性矛盾，也有非对抗性矛盾。对不同性质的国际矛盾，应当采取不同的方针。建设和谐世界，并不是主张消灭一切国际差别，也不等于不讲是非失去原则。建设和谐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和而不同”。

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为全世界指明了一个美好而又可及的共同理想，对于国际社会的健康发展和我国外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出，中国要想实现和平崛起，就要处理好和平与战争的关系。和平不是靠单方面的美好愿望就能够实现的。必须分清敌我，依靠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对国际政治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一切表现；坚持改革开放、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加强国防建设，保持战略定力，看清对手的图谋，使军队做好能打胜仗的准备，从而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尤其要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重视抓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避免重蹈苏共亡党、苏联解体那样的覆辙。

现在我们再来探讨有关社会主义全球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但其实现的道路和过程将是长期曲折的。为此我们必须解决好两大战略问题：一是在国内，切实把社会主义建设好，以成功的实例证明社会主义的确优于资本主义；二是在国际上，要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好同资本主义既矛盾斗争又借鉴合作的关系，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文明中某些可利用的经验、做法（包括其失败的教训），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两大战略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

回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发生剧变后，西方曾期望中国等一些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作用下，也会步苏东国家的后尘改帜易色。但是，历史的客观进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中国、古巴、越南、朝鲜、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顶住了国内外的压力坚持了下来，先后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而且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诸多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也使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生了重要变化，扬弃了僵化、教条和违背客观规律的部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在国家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创立了中国式的经济运行模式。

与此同时，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至今还未完全恢复），显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遭遇到了严重的危机，颠覆了把苏东剧变称为所谓“历史的终结”（认为资本主义已最终获得胜利）的神话，表明美霸权帝国步入了相对衰落的进程。此次危机，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中国道路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不过，这里应该再次指出，社会主义全球化实现的道路和过程将是漫长曲折的，“一球两制”则是相当长期的历史现象。正如马克思曾明确提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当今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运动”（即通常所说的国际共运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呈现出许多与过去不同的新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上各国共产党都是独立自主、各行其是的，彼此没有统一的组织联系，都是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各具“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将自己国家建设好，以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才可能有较大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只有到了21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3/4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形态”，必须随客观情况的变化，调整其对外战略和政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外战略上成功完成了三大转折发展。第一大转折发展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由支援“世界革命”调整转变到“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邓小平依据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在回顾和总结国际共运“大论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第二大调整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苏东社会主义政权崩溃之后，小平同志为中国确立了“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方针，为中国赢得了战略主动和有利的国际环境。第三大调整发展发生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发展迈入了新阶段，国际形势又出现新变化的时候，中国提出实施“科学发展观”，做出了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坚持和平发展，倡导建立“和谐世界”的战略抉择。近年来，习近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在对外战略思维中提出了“利益共同体”的理念，以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为核心，实施“整体国家安全观”和“亚洲安全观”，努力促进持久和平、和谐世界、合作共赢、共同繁荣。

社会主义作为“制度体系”，与资本主义既存在区别和取代的关系，也存在继承超越和学习借鉴的关系。世界自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来近百年的历史表明，两个主义之间的关系除了存在矛盾斗争的一面，也确实存在着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一面。资本主义国家自1929年大危机之后，特别是二战后，逐步建立起较完备的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一定程度上是借鉴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通过税收等再分配制度，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使资本主义出现了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至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繁荣发展。另外，中国30多年来实行改革开放，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好的东西，使社会主义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事实表明，虽然两个主义之间还有矛盾和斗争，但它们已不是过去那种有你无我、“不共戴天”的对抗关系。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二者的关系正在向着既彼此合作、相互借鉴，又矛盾斗争、相互竞争的方向发展。在国际关系中，各国相互依存、互有所求、平等互利的需求和愿望上升，逐渐取代传统上由西方主导的霸权主义、强权肆虐的旧形式。

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是与制度的设计和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历史的原因，现有的制度存在不公正、不合理以及失灵的现象，必须按照民主化的原则改造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及其载体，按照国际上广泛接受的制度框架来界定自己的利益、规范自己的行动，形成多层次、多领域、高效率的会晤、协商机制和多边合作机制及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