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近现代主要社会思潮对外交的影响
俄罗斯历史上产生过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想，它们是俄罗斯历史发展和社会文化的产物，同时反过来又对俄罗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斯拉夫主义、西方主义和欧亚主义是俄罗斯近现代三大主要的社会思潮。近两个世纪以来，它们的相互激荡和碰撞总是一次次在俄罗斯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和持久的回响，制约俄罗斯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影响包括外交在内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一 斯拉夫主义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斯拉夫主义是俄罗斯近现代重要的思想流派，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兴盛于19世纪40—50年代，直到今天在俄罗斯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刻的影响。
促进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
斯拉夫主义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代表了俄罗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向心倾向或路线，其关注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自我保存，强调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独特性和民族文化在历史中形成的民族独特性的自我保存。
斯拉夫主义者认为，与西方相比，俄罗斯民族在宗教、语言、道德、社会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霍米亚科夫认为：“如果不超过西方，我们会感到羞愧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越往前走，他们的社会就会变得越坏和越缺乏道德。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古代乃是我们私人生活、诉讼程序、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的典范和所有善事的范例。”他认为，与其他民族相比，俄罗斯民族高贵、高尚，即使在斯拉夫人中也是最优秀的部分，因此被上帝青睐和眷顾，为上帝所选，理所应当成为所有斯拉夫民族乃至世界的拯救者和解放者。
斯拉夫主义继承了源于东正教弥赛亚意识的救世精神，强调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使命，认为俄罗斯应该成为基督教的领袖和世界的中心，为俄罗斯的帝国意识和大国诉求增添了思想养料。别尔嘉耶夫指出：“天将降大任于俄国，俄国是世界上非同寻常的特殊国家。滋养俄罗斯民族思想情感的为俄罗斯是上帝特选的民族，是体现上帝的民族。这种感觉源自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一古老思想，经过斯拉夫主义，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和现代新斯拉夫派。”
斯拉夫主义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不仅为俄罗斯政权不断对外扩张的帝国意识找到了道义凭借，也为俄罗斯社会大众与世界强国一争高下的大国情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世纪下半叶，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社会舆论和民众情绪的风向对俄罗斯内政外交的影响日益增强。尽管沙皇专制制度依然故我，但政府决策不能不对社会舆论民众情绪越来越有所顾忌。斯拉夫主义者通过办报刊、发文章、造舆论来宣传自己的理论和主张，推高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
在这方面的先驱者是波戈金和阿克萨科夫。波戈金创办的《莫斯科人》（Москвитянин）（1841—1856年）在成为斯拉夫派舆论阵地的同时，也是向俄罗斯国内介绍斯拉夫世界的重要刊物。阿克萨科夫曾创办《日子》（День）、《莫斯科》（Москва）、《罗斯》（Русь）和《俄罗斯谈话》（Русская беседа）等报刊，上面不时刊登一些对外交政策进行批评的文章。在阿克萨科夫办的杂志《帆》（Парус）第2期（1859年）上，登载了М. П．波戈金关于外交政策的文章，指责俄罗斯外交官是在为欧洲服务而不是为俄罗斯服务。
通过办报刊影响舆论的典型代表是卡特科夫。卡特科夫早年是西方派，但后来思想越来越保守，成为坚定的国家民族主义者。卡特科夫办的《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ведомости）赢得了“俄罗斯的《泰晤士报》”的声誉。按照他的同时代人Е．费奥克帝斯托夫的说法，卡特科夫成为“没有国家职务的国务活动家”；按照К. П．波别多诺斯采夫的说法，“有一些部门没有卡特科夫参加就做不出重要的决定”。卡特科夫也曾自夸地说：“我举起了俄国统一和俄罗斯国家政策的旗帜……大臣们与我商量，身居要职的省长们向我说明他们的建议和困难，对外政策必须重视我的意见。我的意见等同于政治纲领。”
在当代，俄罗斯的现代斯拉夫派更重视社会舆论和民众情绪的作用。他们利用各种媒体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现今俄罗斯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或多或少包含了现代斯拉夫主义的主张，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现代斯拉夫派利用媒体对社会舆论和公众情绪的影响。
斯拉夫主义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认知和阐发，强化了俄罗斯社会的帝国意识和大国诉求，促进了民族主义外交理念的发展。正是在斯拉夫主义滋养下，俄罗斯民众特别是文化精英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情绪一代接一代不断发展，不断高涨，尤其是在俄罗斯经历重大转折或遭遇重大挫折之时，俄罗斯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更为激烈；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往往也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变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或成为外交政策实施的重大制约因素。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对俄罗斯亲西方倾向的牵制。斯拉夫主义滋养下的民族主义意识造成了俄罗斯社会相当普遍的反西方情绪，助长俄罗斯与西方对立，滞缓俄罗斯迈向西方、融入欧洲的步伐。典型的表现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促成俄外交政策的修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奉行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但是西方却对俄罗斯急剧转型导致的经济困难和国力下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这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国内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劲反弹。有着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日里诺夫斯基所领导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反对国家过分依赖美国和西欧，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俄罗斯内政，主张恢复俄罗斯与其地缘政治使命相符的世界超级大国的作用，因而受到民众热捧，在1993年的大选中，该党一跃成为国家杜马的第一大党。正是在自由民主党和与其有着同样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俄罗斯共产党的共同施压下，俄罗斯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得不改弦更张。
俄罗斯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外交的影响，还表现为在俄罗斯遭受挫折时往往出现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弹，形成对俄罗斯外交的巨大压力，制约俄罗斯向西方做出让步的程度，并迫使俄罗斯外交千方百计地挽回损失。例如，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1856年的巴黎和会让俄罗斯输掉了几代人打拼积攒下的大片土地，俄罗斯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巨大的耻辱激发了俄罗斯社会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结果引起泛斯拉夫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兴起与蔓延，对俄罗斯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形成巨大压力。最后，俄罗斯外交顶不住压力，俄土战争爆发。虽然俄罗斯在战争中获胜，但在修改《圣斯特法诺和约》的柏林会议上，俄罗斯不仅没有得到预想得到的东西，反而陷入空前的孤立。柏林会议上的外交失败再一次引起民族主义的激烈反应。斯拉夫主义派的领袖阿克萨科夫1878年6月22日在莫斯科斯拉夫委员会上做了长篇讲话，指责俄罗斯政府的外交退让毫无道理。俄罗斯民众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使1881年登上皇位的亚历山大三世本人也深受感染，表示将实行更强硬有力的对外政策。
斯拉夫主义者直接影响外交
斯拉夫主义者或是具有良好的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或是具有较好的学识和能力，或是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俄罗斯外交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斯拉夫主义者直接影响俄罗斯外交的途径之一，是直接供职于外交部门，影响外交决策。比如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理论创立者之一的希尔费尔丁1852年就任职于俄罗斯外交部，成为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事务的顾问，1859年，他被委任为外交部亚洲司首席顾问。列昂季耶夫、塔季谢夫、丘特切夫等斯拉夫主义干将也都直接从事过外交工作。
供职于外交部、把自己斯拉夫主义的思想和主张变成现实外交行动的典型是俄罗斯著名外交家Н．伊格纳切夫（1832—1908年）。伊格纳切夫出身俄罗斯贵族，少年得志。出使中亚的成功使他在外交界崭露头角；出使中国，诱迫中国签订《北京条约》则让他声名鹊起。之后他平步青云，被任命为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当时他才29岁。作为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和泛斯拉夫主义信念并认为俄罗斯应该充当斯拉夫世界领袖的外交官，伊格纳切夫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政府的巴尔干政策。1864年，伊格纳切夫被任命为俄罗斯驻土耳其特命全权大使。他认为必须提高俄罗斯的威望，支持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反对土耳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东方危机发生后，伊格纳切夫力主并力促俄罗斯对土耳其开战。俄罗斯获胜后，伊格纳切夫出面签订了对俄罗斯极为有利的《圣斯特法诺和约》。尽管经过柏林会议后，《圣斯特法诺和约》的成果所剩无几，但伊格纳切夫作为保加利亚解放协议的制定者被载入历史，他在保加利亚被看作民族英雄，受到尊敬。1902年10月，用他的名字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命名了一条大街和一所学校。
斯拉夫主义者对俄罗斯外交产生直接影响的途径之二，是积极从事涉外社团活动，通过重要的涉外社团活动，影响俄罗斯政府的对外政策。这在波戈金和阿克萨科夫领导的莫斯科斯拉夫委员会及其分会的活动中可见一斑。莫斯科斯拉夫委员会成立的初衷是向俄罗斯境外的东正教徒和斯拉夫人提供援助，后来其逐渐成为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中心。莫斯科斯拉夫委员会开始是以莫斯科为中心，后为筹备召开1867年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而成立了彼得堡分部，吸引了许多重量级人物参加，如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诗人丘特切夫、身居要职的萨马林和伊格纳切夫等。莫斯科斯拉夫委员会彼得堡分部遂成为泛斯拉夫运动的中心。
斯拉夫委员会在波戈金、阿克萨科夫、希尔费尔丁、拉曼斯基等人的主持下，竭力对俄罗斯的巴尔干政策施加影响，以实现泛斯拉夫主义的主张。一方面，斯拉夫委员会通过186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向决策层宣传泛斯拉夫主义的运动和主张，取得效果，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见了参加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另一方面，在东方危机发生后，斯拉夫委员会组织志愿军到塞尔维亚发动起义，向俄罗斯政府施压，促成俄罗斯对土耳其开战。志愿军的领导人、退役将军米·切尔尼亚耶夫就是斯拉夫委员会彼得堡分部的成员。莫斯科斯拉夫委员会主席伊·阿克萨科夫曾明确地对切尔尼亚耶夫说：“派你去塞尔维亚，接着再派志愿军去，我的主意是希望因此能引起俄国官方的参与。我从来不认为单靠斯拉夫委员会能够解决问题。”结果，“我们的志愿军中有许多人为斯拉夫的事业流尽了鲜血”，这也成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俄国进兵土耳其的借口。斯拉夫委员会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斯拉夫主义者影响俄国外交的第三种途径是上书进言。俄罗斯泛斯拉夫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波戈金，一生都执着于由俄罗斯统一斯拉夫世界的梦想。从1835年到克里米亚战争前，波戈金前后六次游历西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每次游历后他都要上书政府和沙皇，宣扬他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主张。波戈金曾通过俄罗斯邮电总局局长转交给尼古拉一世一封关于波兰问题的政治信件，尼古拉一世看完信后对作者观点的评价是：“尽管貌似公正，但几乎永远都是错的。”但尼古拉一世的评价并没有妨碍波戈金继续上书的热情。尼古拉一世死后，波戈金还坚持不断地向亚历山大二世进言，希望能够影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二 西方主义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西方主义是俄罗斯近现代与斯拉夫主义尖锐对立的社会思潮，其思想和主张在俄罗斯社会连绵不绝地传承了200多年，到今天仍然生机盎然、影响广泛。
西方主义代表的是俄罗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离心路线。按照孔达科夫的观点，俄罗斯文化发展的离心路线促进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变化和动态性，将俄罗斯文化融进世界社会历史和文化历史的过程之中，也把俄罗斯文化带进全人类文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过程之中。俄罗斯文化发展的离心路线是激进现代化的，在思想上和理想上是西方“革命和解放”的路线，它的价值取向是横向的，超出了文化的民族特殊性的范围。这条充满社会进步思想和历史主义思想的路线将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化的内容变化上，注重民族文化的“变异”，这是由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促进的。这条路线的代表们追随别林斯基，以关于全人类进步、理性、文明和世界文化标准的抽象概念为宗旨，竭力使俄罗斯民族文化从它产生和形成的“既定的”民族特殊条件下摆脱出来；力图克服并消除将俄罗斯文化与发达的西方文化隔离开来的人为界限，消灭阻碍俄罗斯文化成长、进步和发展并导致它落后与保守的主要的社会政治限制。
西方主义作为与斯拉夫主义对立的社会思潮，一直对俄罗斯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当然也对俄罗斯外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推动实施融入欧洲的外交战略
俄罗斯外交中西方派的起步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时期。有人认为，彼得大帝是俄罗斯第一个西方派的代表。从彼得大帝面向西方的改革开始，以西方为主要方向、争取融入欧洲就成为俄罗斯外交的核心内容。西方主义对西方文明和发展道路的认同，推动了俄罗斯以西方为榜样、学习和掌握西方文明的成果、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但俄罗斯外交中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派则是在19世纪下半期形成的。从亚历山大二世的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到亚历山大三世的外交大臣吉尔斯，都是俄罗斯外交中西方派的代表。
戈尔恰科夫领导俄罗斯外交部长达26年，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俄罗斯国力衰退，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戈尔恰科夫利用自己的睿智和丰富的外交经验，竭力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为俄罗斯国内自由主义改革的顺利进行、国家实力的恢复争取到了较好的国际环境，使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重振大国雄风。可以说，戈尔恰科夫为俄罗斯创造了以退为进来脱困的外交典范，以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外交韬光养晦策略的内涵。
主张均势外交，制约斯拉夫主义对外交的影响
在近代俄罗斯，影响对外政策的通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主张优势外交的倾向，一种是主张均势外交的倾向。
主张谋求优势的声音主要来自上层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和外交界的斯拉夫主义者，特别是外交部亚洲司和军方的一些机构。其思想中心是要求在巴尔干和亚洲积极进攻，把巴尔干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解放出来，并且征服高加索，挺进中亚，为此不惜在阿富汗、中国满洲、朝鲜、日本、英国动武。
而主张均势外交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戈尔恰科夫、吉尔斯、拉姆斯多夫、萨宗诺夫等外交领域的西方派和谢尔盖·维特等上层政治家。他们希望俄罗斯积极参与欧洲国家体系，通过大国均势谋求欧洲和平，通过大国协调解决巴尔干和其他与俄罗斯利益攸关的问题，以保住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发展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在19世纪，主张均势外交的倾向在俄罗斯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它不时受到谋求优势外交倾向的冲击。
在斯拉夫问题上，与一统斯拉夫世界的狂热泛斯拉夫主义者相比，西方派更具理性，更为谨慎。西方派认为，为了维护和发展俄罗斯的利益，斯拉夫兄弟民族是可资利用的力量，但在斯拉夫世界建立俄罗斯领导的政治统一是不可能的；俄罗斯可以是斯拉夫民族的保护者、建议者，但绝无可能成为统治者。西方派主张在欧洲大国的协调下，谨慎处理巴尔干问题。1875年巴尔干危机发生后，戈尔恰科夫曾努力避免俄罗斯与土耳其发生战争。巴尔干斯拉夫人的起义引起俄罗斯国内泛斯拉夫主义的情绪高涨，很多报纸都公开号召“开战”，连陀思妥耶夫斯基都陷入这一狂热之中：“战争，我们比所有的人都强大！”但经验丰富的戈尔恰科夫不愿意受到诱惑和感情冲击，不认同同胞们的乐观主义，主张寻找和平解决巴尔干问题的途径。他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阻止战争，或者至少把冲突控制到仅与奥斯曼帝国对抗的程度，因为俄罗斯还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当主张积极采取行动谋求优势的声音最终占了上风，俄土战争爆发后，戈尔恰科夫又竭力缩小战争的规模和范围。最后在柏林，率团参加会议的戈尔恰科夫不得不事先站在输家的立场上下完这盘棋。按他本人的话说，他遭遇到的是“几乎整个欧洲的邪恶意志”。俄罗斯在《圣斯特法诺和约》中取得的成果所剩无几，俄罗斯国内群情激奋，出席会议的外交官成了替罪羔羊。戈尔恰科夫艰难地承受着不幸，他在给沙皇的信中说：“柏林会议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一页。”
三 欧亚主义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欧亚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西方文明陷入深刻的社会和精神危机和俄罗斯发生反资本主义革命并积极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欧亚主义作为社会思潮，最早兴起在流亡西方的俄罗斯侨民知识分子中，其主要代表人物萨维茨基就明确指出，欧亚主义“是俄罗斯民族意识对俄国革命的事实做出的一种富有创造性反应的尝试”。
欧亚主义主要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去认识和解说俄罗斯文明的属性，探究俄罗斯历史和未来的发展道路，诠释俄罗斯应有的历史使命。
欧亚主义者强调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其欧亚属性。按照П. Н．萨维茨基的观点，俄罗斯历史同一性的基础是它的中间性。俄罗斯不是欧洲的一部分，也不属于亚洲，而是独立的精神历史的地缘政治的特殊现实——欧亚结合体。
经过古米廖夫的承上启下，欧亚主义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重新热闹起来，甚至变得非常时髦，大有成为主流社会思潮之势。为了与古典欧亚主义相区别，人们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俄罗斯大为走俏的欧亚主义称为新欧亚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欧亚主义思潮在俄罗斯社会颇有市场的很大原因是探索俄罗斯发展新道路的思想需要。执一时牛耳的西方主义（大西洋主义）陷入困境，作为矫枉过正的极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人们不能不另辟蹊径，把眼光投向主张中间道路的欧亚主义。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步步进逼，不断打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日益恶化，也逼得俄罗斯善谋对策的思想文化精英认同从地缘政治角度探讨俄罗斯特殊地位和发展道路的欧亚主义。
新欧亚主义继承了古典欧亚主义的思想，力图根据现实的需要给予其最新的解说，赋予其时代的色彩，并从地缘政治角度提出现实的对外主张。
第一，在对外政策上走第三条道路，这第三条道路既不是苏联的，也不是美国的。
第二，俄罗斯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现代俄罗斯必须一如既往的是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是多极化世界条件下国际政治中当之无愧的主体，绝不听命于其他任何人。
第三，加速推进独联体一体化，构建统一的欧亚联盟是欧亚主义最重要的战略步骤。
第四，反对单极全球化，坚持多极模式是现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主要准则。俄罗斯绝不可能承认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因为在这种单极世界中俄罗斯可能仅仅成为全球化的客体之一，这意味着俄罗斯不可避免地会失去独立性和特殊性。
尽管遭到这样那样的批评，新欧亚主义还是在俄罗斯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由于亲西方的一边倒政策不断碰壁，新欧亚主义开始崛起，并逐渐取代西方主义，其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日益显现。
俄罗斯外交的决策者——从总统、外交部部长到政党和议会领袖——在不同程度上都表达了对欧亚主义的认同，这使欧亚主义的主张在俄罗斯现实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中得到体现。
叶利钦担任总统初期，以西方主义为指导思想，对外实行一边倒政策。四处碰壁后，在内外压力下，叶利钦不得不改弦更张，逐渐接受欧亚主义的主张，实行双头鹰的外交战略。特别是1996年，叶利钦任命赞同欧亚主义的普里马科夫取代科济列夫主政外交部，表明叶利钦对欧亚主义主张的认同，更表明欧亚主义开始在俄外交领域占主导地位。
普京执政后，尽管对外主张融入欧洲，“9 ·11”事件后，又大幅调整对美国的政策，俄外交似乎颇有西方主义色彩，但普京的外交政策在本质上更倾向于欧亚主义，也是不争的事实。普京总统本人曾公开表示对欧亚主义的认同。普京上台不久就说：“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这一说法让新欧亚主义者欢呼雀跃，引为同道。2001年，欧亚全俄政治运动成立大会就把普京“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这句话作为欧亚运动的口号。尽管这不能成为普京支持欧亚主义的依据，但普京执政期间重视地缘政治学说，一直坚持建立多极化世界秩序，捍卫俄罗斯大国地位，争取成为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以及基于双头鹰战略展开的全方位外交等，都保留着欧亚主义主张的基本特征，因此以杜金为首的欧亚党公开宣布支持普京。
多党议会制下俄罗斯政坛的主要政党是参与和影响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又一重要力量。它们不仅可以通过各自的政党活动来影响对外政策，而且可以通过议会的讲坛和议会的表决直接参与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在当今的俄罗斯政坛，欧亚主义者遍布各个政治派系。在杜马中有着明显的欧亚主义倾向的政党占据了多数席位。现在俄罗斯议会中的第一大党是统一俄罗斯党，其在议会中占绝对优势地位，是坚定支持普京总统的中派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是在团结党和祖国党的基础上组建的，而团结党和祖国党具有明显的欧亚主义倾向，杜金明确地把统一俄罗斯党认定为他的欧亚党的同盟者。俄罗斯共产党是俄罗斯主要的左派反对党。该党具有更为鲜明的欧亚主义色彩。其领袖久加诺夫提出了构建后苏联时代地缘政治空间的设想，强调俄罗斯必须掌控“欧亚大陆深处跳动的地缘政治的世界心脏……控制整个地缘政治利益范围（独联体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成员国和阿富汗）”。
尽管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是权威主义的总统集权制，但议会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总的说来在不断提升。议会的主要政党及其领袖对欧亚主义的认同，势必影响到俄罗斯的外交决策。在他们直接参与和促进下，俄罗斯对外政策中带有浓厚的欧亚主义色彩也就不足为奇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外交由亲西方转为欧亚主义的东西方平衡外交，议会的中派政党和左派政党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不少在俄罗斯外交决策圈身居要职的政界精英认同欧亚主义，影响外交决策过程。
从叶利钦时代起，许多欧亚主义者就在政界身居要职，参与外交决策。比如前亚博卢集团的领导人之一卢金就曾任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议会副议长、国家杜马外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普里马科夫担任过外交部部长和总理；斯坦科维奇担任过莫斯科市副市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阿姆巴祖夫担任过最高苏维埃（前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科尔图诺夫担任过国防委员会机关副主任、总统办公厅主任顾问；米格拉尼杨曾任俄罗斯议会独联体委员会首席顾问；杜金担任过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的顾问。这些身居要职的欧亚主义者并不掩饰自己的欧亚主义主张，曾任副总统的A．鲁茨科伊就说：“从我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看，显然，俄罗斯代表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
随着欧亚主义的影响在俄罗斯知识精英中迅速扩展，积极倡导欧亚主义的一大批著名学者，如С．科尔图诺夫、А．米格拉尼杨、Н．纳尔托夫、М．季塔连科、К．索罗金、С．罗戈夫、А．巴纳林、К．科罗索夫等，投身于外交智库的工作，直接为俄罗斯外交决策提供建议、主张和咨询，他们的工作及研究成果对俄罗斯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就是俄罗斯制定外交政策的高级智库，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制定有较大影响，其成员包括科尔图诺夫、卢金、普里马科夫等著名欧亚主义者。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于1992年、1994年、1998年提出的具有明显欧亚主义倾向的研究报告，对1993年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1995年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及2000年出台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和《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社会舆论和公众情绪的倾向也是俄罗斯现代政治架构下制约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
随着欧亚主义的崛起及其社会影响的日益扩大，有关欧亚主义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机构遍布俄罗斯大学和科研院所，俄罗斯科学院也设有专门的欧亚研究中心，介绍宣传欧亚主义的文章和专著即便不是铺天盖地，至少也是随处可见。为了扩大欧亚主义的社会影响，欧亚主义者利用各种媒体和渠道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干将杜金更是努力掀起欧亚主义运动，打造新欧亚主义的政治和舆论基地。2001年，杜金在莫斯科成立以新欧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欧亚全俄政治运动，2002年，又将欧亚全俄政治运动改为欧亚党，2003年，在莫斯科建立国际欧亚运动。
经过欧亚主义者的不断努力，欧亚主义思想和主张在俄罗斯社会中日益深入人心，得到社会舆论和民众的广泛认同。据俄罗斯《独立报》2000年3月5日刊登的题为《欧亚主义的不可避免性》署名文章：“赞成与欧盟连成一体的有24%的人，而支持 ‘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国家，西方生活方式对它是异己的’占整个被调查者的70%以上。”2002年7月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1%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社会政治发展取向应是欧亚文明类型，而不是西方文明类型。”这种对欧亚主义的民意认同，对于决策者对外政策的取向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因素。
除了正面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外，欧亚主义者影响社会舆论和引导公众倾向从而影响外交决策的又一做法是对现行外交政策的批评。还在西方主义风头正健的1992年，斯坦科维奇就不断批评西方优先的外交政策，而科济列夫奉行的不介入独联体地区冲突的政策更是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批判；这种强烈的反对声音是推动俄罗斯当局改弦更张，决定军事介入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等地的重要因素。
到了普京时代，尽管很多欧亚主义者支持普京施政，但对普京内外政策中不符合欧亚主义的倾向则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比如，“9 ·11”事件后，普京全面支持美国的政策就遭到杜金的尖锐指责。杜金认为：“克里姆林宫在 ‘9·11’之后的立场是不正确的。这是一个错误。”在杜金看来，总统完全是受了身边西方派智囊的蛊惑。欧亚主义者对当局政策的批评及对社会舆论和民众倾向的影响，不能不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形成制约。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严峻的周边安全和地缘政治环境，为了完成强国富民的根本任务，普京政府选择和实行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外交战略和策略，在俄罗斯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新欧亚主义理所当然地也在其所用之列。
普京的外交坚持大国追求，反映出新欧亚主义色彩。尽管随着苏联超级大国烟消云散，俄罗斯昔日风光不再，然而历史形成的大国情怀却难以割舍，大国梦仍然是俄罗斯民族情感的支撑点，振兴俄罗斯、恢复其大国地位的诉求依然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主流，是民族凝聚力的基础。普京把重振大国地位作为制定对外战略的支撑点。普京总统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一切决定和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使俄罗斯在世界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中牢固地占有一席之地。”在普京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外交实践中，俄罗斯承认美国在当今世界中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西方主导国际关系的现实，但是俄罗斯绝不放弃反对单极独霸、推动多极化发展、争取成为多极世界一极的努力。即便是把发展俄罗斯同欧盟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的政策，也与新欧亚主义世界多极化模式的主张合拍。
把对独联体国家的外交作为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面，也与新欧亚主义的主张不谋而合。新欧亚主义者把独联体地区视为直接关系到俄罗斯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地缘战略区，认为维护和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对俄罗斯的复兴大业、重振欧亚大国雄风具有重大意义。普京也十分重视独联体国家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认为同独联体国家的合作，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绝对优先发展的方面。
俄罗斯要实现强国富民的战略，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独联体国家紧邻俄罗斯，独联体地区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民族冲突、地区动乱，既直接损害俄罗斯在当地的利益，也威胁俄罗斯周边地区的稳定。而如果独联体国家实行敌视俄罗斯的政策，俄罗斯就休想获得国内建设和发展所需要的稳定和安全的周边环境。
总体来说，普京对独联体国家的外交政策符合新欧亚主义的理论思路和主张，因而得到大多数新欧亚主义者的支持。俄罗斯外交在独联体地区的成功，也常常让新欧亚主义者欢欣鼓舞。比如“9·11”事件后，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在中亚地区建立了战略影响，但美国支持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后，中亚各国对美国插手内政提高警惕。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闹翻，要求美国军队撤出。俄罗斯乘机立刻填补地缘政治真空，迅速调节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双边关系。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成功让新欧亚主义者欢呼雀跃，甚至希望克里姆林宫开始大范围的地缘政治进攻，一鼓作气从根本上消除华盛顿在中亚地区的影响。
普京执政后推行新东方政策，进一步发展双头鹰战略下东西并重平衡的全方位外交，提出世界稳定弧的地缘新战略，与新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东西平衡的全方位外交是叶利钦时代就已提出，但在普京时代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叶利钦既看西方又看东方的策略侧重于玩外交平衡，那么普京东西并重的新东方政策却有着促进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深谋远虑。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东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特别是俄罗斯的持续发展又依赖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开发，这一宏观趋势使得普京把在东方的外交拓展与本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不论是积极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还是加强同印度的传统友好关系，不论是发展与日本的经济合作，还是积极介入东北亚事务，都表明普京东西平衡的外交政策不仅仅是外交权谋，更带有促进俄罗斯发展的具体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普京的新东方政策充分体现了世界稳定弧的新地缘战略。世界稳定弧战略的主要内容是：以俄罗斯—北约新机制、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和上海合作组织为支撑，构筑一条以俄南部为中腰，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稳定地带。稳定弧旨在为俄罗斯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在实现地缘政治稳定的同时，推动地缘经济合作。实施稳定弧战略的经济内涵在于俄罗斯西可与欧盟加强全方位经济合作，中可主守里海能源开发，东可密切与中国、日本、韩国的经济合作，促进远东及西伯利亚的开发。这种以新东方政策为侧重的东西方兼顾的全方位外交谋略，特别是世界稳定弧的新地缘战略与欧亚主义打造欧亚中心地带的地缘政治思想颇多共同之处，自然也获得新欧亚主义者的追捧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