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帕斯捷尔纳克故居一日行的感悟——代序
一部文学作品,真正的文学作品,作者必是多有人生之感悟而提笔,所谓“言为心声”,就是这个道理。
译介一部作品,如能直接置身于作者当时的创作与生活环境,亲自体验到作者的某些感悟,会是比在原著的文字当中探幽索微,能更深一层领会作品的精髓。然而,得到这样的体验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要凭客观的机缘,也要有主观的一点悟性。这样的体验,笔者是在《日瓦戈医生》译稿脱手之后才有幸经受到的,虽已事过多年,但至今记忆犹新。
1990年秋因事去莫斯科,归国前终于找到了瞻仰帕斯捷尔纳克故居的一次机会。九月的莫斯科近郊,本是金秋时节,但连绵的阴雨,遍地的落叶,却是满目的萧瑟。我是搭乘基辅线的电气火车来到别列杰尔金诺小镇的,从车站沿一条林间砂石路蜿蜒走去,不久便到了作家安息的那片属于小镇的公共墓地。这一路行来,渺无人迹,踏着地上潮湿的落叶,循着一排排碑石中间很窄的通道,终于在一道低矮的篱栅内侧看到了那一小方杂草丛生的地块,居中是作家夫妇的墓穴,前面的两块碑石高约一米五左右,帕氏在左,碑面除刻有亡者姓名、生卒年月外,别无其他文字,只在右上角阴镌有作家的一幅头部侧面像,或许是石质原色浅淡,看上去影像不十分清晰。碑下散放着几束像是采来不久的野花,红黄相间,为这寂寥的角落添了些许生气,也传达着人们对帕氏的记忆。
从墓园走出绕过一片原野,在路北侧斜插进去的一个林木葱笼的院落,就是作家的故居。房子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别墅式小楼,楼门右侧有一块不久前才挂上去的木牌,写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博物馆”。负责照料和接待来访者的是位名叫奥利娅的中年妇女,当她接过我带去当作赠品的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日瓦戈医生》中译本时,原来有些矜持和略显疲倦的面容立即露出了惊喜的笑容,致谢之余再三说要把这个译本作为馆藏珍品保存起来。
帕斯捷尔纳克一家是1939年住进这栋房子的,除了卫国战争时期曾撤退离开过一段时间外,直到1960年辞世,在这里生活了21年。房子上下两层的几个房间,院子里辟出的菜园,院外路南不远处的那片田野,前方稍远一些丘陵上的一座小教堂及其附近的那座墓园,处处都见证了作家生命最后这段艰辛的历程。
小楼总共只有大小七八个房间,上面一层是作家的书房、卧室和一小间起居室,客厅兼餐室以及厨卫设施都在楼下,那里还有一间琴房和一个不小的阳台。各房间的陈设布置都维持帕氏生前原样,相当简朴,未见有什么藏书和书稿之类的物品,只在书房进门的右手边有一书柜,里面都是帕氏不同时期作品的国外译本。
书房朝南的一面是两扇敞亮的窗,我来到窗前向外眺望,不远处正是来时绕过的那片田野,左侧再往前隐约可见丘陵高处的教堂屋顶,离它不远就是小镇的那片墓园。见到这片像是从取景框里望出去的景色,瞬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百思不得其解。不过立刻很自然地想起了《日瓦戈的诗作》第一首《哈姆雷特》收尾的那句:“度此一生决非漫步田园。”有的评论家说,这句(指原文)是俄罗斯的民谚,作者顺手拈来而已。但我当时心中却是一动,觉得是不是帕氏后半生那一段蹉跎岁月的经历,使他在经常漫步于斯的这个环境中,触景生情而引发出如此的生与死之联想。
归途中,车厢里几乎空无一人,望着窗外闪过的秋风苦雨中的林木,方才在故居感受到的那种触动,似乎激活了我的思路,让我从帕氏的生活历程当中回味、消化《日瓦戈医生》这部作品,尤其是我译时最感吃力的最后那一章的诗篇。
帕斯捷尔纳克虽然晚年以这部长篇小说名声大噪,在文坛及至思想界掀起很大的波澜,但他极端钟爱和成就非凡的还在于诗。他一生写诗、译诗不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命运的个性气质和情感,也是如诗如歌般的起伏跌宕、真切激扬。因此,帕氏尽管把这部长篇小说看作是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但在着手之前就曾说:“我要告别对诗歌的酷爱,但我们一定会在这部小说中重逢。”可以说,在帕斯捷尔纳克笔下,散文承载不了他全部的所思所想,也容纳不了他那复杂沉重的情感世界,于是才有了托名于日瓦戈医生的那25首诗作。
从故居楼上望去远处的那座小教堂,实实在在地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作家浓厚的宗教情绪。帕斯捷尔纳克是基督教徒,但他是把教义和自己现实的人生理念融合在了一起,把福音书看作是全人类的生存记录。帕氏认为,人人都应该怀有永生不朽的信念,只要能摆脱自我,能担起时代的痛苦,能为他人奉献,就可以做到死而复生。当然,他指的是人的精神。因此,他把《哈姆雷特》列为诗篇的第一首,暗示出主人公将承受的悲剧命运,又把《客西马尼的林园》放到篇末,以基督受难而获再生来隐喻一种生命的价值观。
帕斯捷尔纳克在别列杰尔金诺小镇度过的一生最后的二十几年,内心世界的苦难历程是难以描摹的。由于《日瓦戈医生》的出版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无可抗拒地践踏了他的自尊心,伤害了他的爱国情,扼杀了他的创作力。这些,还只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困扰,是时代浪潮的冲击,而他身上那么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又如何能避免不与大环境发生碰撞。陈寅恪先生有一句很发人深思的话:“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应该说,直到帕氏辞世,在故居小楼屋檐下经受的心灵煎熬,主要就是这种无以言说的苦痛,加上炎凉世态的冷落,他只能默默地在孤寂中独自吞咽。
故居的环境给我的触动,也让我重新梳理一次帕氏这一时期内心情感纠结的另外一面。也许应该庆幸的是,处于如此困境中的帕斯捷尔纳克,却在难以求得他人理解乃至受到指责的晚年婚外恋情中,得到了最大的精神支撑。这股力量的源泉,就是《新世界》杂志的编辑奥莉佳·伊温斯卡娅,一位已经离异的中年女士。帕氏和她初识之时,正是他受到作协领导人的批判,往日的一些朋友开始疏离冷淡,而夫人季娜依达忙于社会活动,孤苦无助的帕氏则从伊温斯卡娅那里得到了关爱和体贴,由相互知心而成了生死不渝的恋人。后人有评论说,妻子季娜依达使帕斯捷尔纳克在整个艰难的战争年代及其后半生备受压抑的境况里始终享有家庭的温暖,而奥莉佳·伊温斯卡娅则给了他燃烧的激情和灵感,成为他晚年创作的诗神。帕斯捷尔纳克与伊温斯卡娅的爱恋,不仅幻化成了小说主人公日瓦戈和拉拉之间发生的故事,而且也为我们解读《日瓦戈诗作》中的许多首优美的作品,提供了依据。
莫斯科郊外别列杰尔金诺作家村的一日行,使我对《日瓦戈医生》这部作品的散文叙述部分和结尾的诗篇,在理解上有了新的整体的感悟,遗憾的是已在译文脱稿并已成书之后,否则译笔可能会更为顺手一些。
本书此次付印,译者拣出早先写就的两篇文字,一件即本文,置于卷首代序;另一件是对本书最后一章诗作的领会,附录于卷末。
两者均系个人管见,内容都与理解这部名作密切关联,可能为读者起些参照作用。不当之处,尚希指正。
译者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