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元圣之楷模 内圣外王之先河

——周朝清官周公旦

清官是中国话语中一个特有的概念，史书中通常称为“循吏”“良吏”“廉吏”，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廉洁公正的官吏”。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官，总的来说是个模糊的概念，往往是与“贪官”相对。评价清官的标准更是不胜枚举：品质高洁、为人正直、处事公正、不贪不虐，等等。清官之间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有的清廉自守、明哲保身，有的乐善好施、为民请命；有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有的稍显心胸狭隘。因此，所谓的清官，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

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中国古代的许多清官不仅是儒家思想的传承者，更是儒家思想的忠实践行者，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作为自己终身奉行的目标，如东晋名臣卞壶、唐朝清官陆贽、宋朝名相范仲淹、清代知县李皭。而说到儒家思想就不得不说周公。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在《古代宗教与伦理》中写道：“历史赋予古代某些人物以巨大的文化选择权能，他们的思想方向决定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后来文化与价值的方向，从而对后来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这个人是周公，后是孔子。没有周公和西周文化养育的文化气质，孔子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孔子对周公非常崇拜，年轻时就十分赞羡“周公之才之美”，晚年后更是以“吾不复梦见周公”形容自己的年老德衰。不可否认，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而周公则是儒学先驱。

汉初大思想家贾谊评价周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对于周公这样一位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的元圣，显然不能仅仅以“清官”进行评价，但因为周公之德、之才、之美对儒家思想乃至廉政思想影响深远，具有十分宝贵的现实意义，所以本书将周公作为清官的开篇。

周公即姬旦（前1119—前1032），姓姬，名旦，字朝明，是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周太王所居之周地（今陕西岐山县东北部），故称周公。他是我国商末周初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被后世尊为“元圣”。孔子曾评价周公“善继人之志”，周文王、周武王同样是贤圣之人。周文王治理西周时，仁慈爱民，积善修德，制定了很多惠民措施；周武王秉承父志，讨伐商纣，一统天下，实行仁政德治。

周公的政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先后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治国，后“制礼作乐”，制定和完善宗法、分封等各种制度，使西周奴隶制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因为篇幅限制，用一篇文章不可能将周公一生的丰功伟绩予以概括，故本文以“清廉”为中心，望起到见微知著的作用。

以公树廉 以廉生威

周人是一个后起的姬姓部族，殷纣王没有认识到西方姬姓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依然拒谏饰非、酒池肉林。周公旦作为西周王室的重要成员，全程参与了周文王、周武王灭商的活动，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周武王病逝后，周公旦摄政当国，尽职尽责地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打击叛乱势力。周公旦不贪恋权势，谨言慎行、礼贤下士、忠心为周，是“只为苍生不为身”的典范。

武王战胜殷纣的次年，天下统一之业尚未成功，武王患病，身体不安，群臣恐惧，太公和召公就想虔敬地占卜以明吉凶。周公说：“不可以令我们先王忧虑悲伤。”周公于是以自身为质，设立三个祭坛，周公向北站立，捧璧持圭，向太王、王季、文王之灵祈祷。命史官作册文祝告说：“你们的长孙周王发辛劳成疾。如果三位先王欠上天一个儿子，请以旦代替周王发……周王发受命于天庭，要普济天下，而且能使你们的子孙在人世安定地生活……现在我通过占卜的大龟听命于先王，你们若能答应我的要求，我将圭璧献上，听从你们的吩咐。你们若不答应，我就把圭璧收藏起来。”之后，周公就到三王祭坛前占卜。卜人都说吉利，翻开兆书一看，果然是吉。周公把册文收进金丝缠束的柜中密封，告诫守柜者不许泄露。第二天，武王果然痊愈。

武王去世后，成王即位时年幼，难理朝政。周公思之再三，毅然决定挺身而出摄行朝政大事。年幼的成王有一次生病时，周公就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河中，向神祝告说：“王年幼没有主张，冒犯神命的是旦。”周公也把祝告册文藏于秘府，成王果然痊愈。

周公摄行朝政之后，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和不满，尤其是三哥管叔见其弟越过自己而摄行朝政，就散布流言，造谣惑众，并暗中发动战乱，王室处于内外交困的危险阶段。周公以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临危不惧、临难不乱。他诚恳地向太公、召公说明摄政的原因：“我之所以不避嫌代理国政，是怕天下人背叛周室，没法向我们的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交代。三位先王为天下之业忧劳甚久，现在才刚成功。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为了完成稳定周朝之大业，我才这样做。”周公以自己的赤胆忠心得到开国元老的理解和支持，保持了周王朝内部团结。

以谏劝廉 以廉为本

对于周公来说，明哲保身显然不是自身的追求与理想。他深知商王朝灭亡的教训，经常劝诫成王，要廉洁从政、礼贤下士。

周公归国后，怕成王年轻，为政荒淫放荡，为劝谏成王勤政廉政、爱民为民，写了《毋逸》《多士》。《毋逸》说：“做父母者，经历长久时期创业成功，其子孙骄奢淫逸忘记了祖先的困苦，毁败了家业，做儿子的能不谨慎吗？因此过去殷王中宗，庄重恭敬地畏惧天命，治民时严于律己，兢兢业业不敢荒废事业，所以中宗拥有国家七十五年之久。殷之高宗，久在民间劳碌，与小民共同生活，他即位后居丧，三年不言语，一旦说话就得到臣民拥戴，不敢荒淫逸乐，使殷国家安定，小民大臣均无怨言，所以高宗拥有国家五十五年。殷王祖甲，觉得自己并非长子，为王不宜，因此长时间逃避于民间，深知人民需要，他安定国家、施惠于民，不侮慢鳏寡孤独之人，所以祖甲拥有国家三十三年。”《多士》说：“自汤至帝乙，殷代诸王无不遵循礼制去祭祀，勉力向德，都能上配天命。后来到殷纣时，大为荒淫逸乐，不顾天意民心，万民都认为他该杀。”“周文王每天日头偏西还顾不上吃饭，拥有国家五十年。”

当周公的儿子伯禽代周公去鲁国受封时，周公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在全天下人中我的地位不算低了。但我却为接待贤士，洗一次头要三次握起头发，吃一顿饭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就是这样还怕失掉天下贤人。你到鲁国之后，千万不要因有国土而骄慢于人。”曹操在《短歌行》中也用“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抒发自己要像周公那样招揽天下贤能之士。

以制助廉 以廉养德

周公制礼，是周公一生最主要的功绩之一。周礼是儒家经典，为三礼之首。周礼目的是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内容，涉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其着眼点不限于诸侯，而是更多地关注下层庶民，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周礼中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是“敬德保民，明德慎罚”。

“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最先由周文王提出，周公是该思想的集大成者。“明德”是道德教化，是正面引导。“慎罚”即是认真地对待刑罚，在合理的限度内使用刑罚，使刑罚达到预期目的。周公认为，教化与刑罚的目的都是勉励人民立德；并且“敬德”的目的在于“保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统治者要想达到“祈天永命”的目的，就必须顾及民众的一般要求。民众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根基，只有稳定安顿好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使之安土重迁，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永享国祚。

在周公看来，“敬德”“保民”“慎罚”是一个国家政权系统得以稳定的三个要素。这种朴素的思想，不仅是孔子德治思想、德主刑辅思想的直接来源，也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开始由重神权、重神事向重人事、重民事转变。

西周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抑或是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都从周公的管理思想中吸取了珍贵经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春秋时期孔子和战国时期孟子的“仁政”思想。另外，在各诸侯国之间，周公的德治管理思想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齐太公所推行的尊重地方特点的治国方略就是受周公的简政放权、因地制宜的影响。在周公的儿子伯禽受封鲁国国君后，将其父的管理思想和制定的各项典章制度等管理措施广泛运用和传播，继而奠定鲁文化的思想基础。

自从清官产生之后，就有了对清官的各种评价。在清官的问题上，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即肯定的和否定的，对待周公同样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周公德治管理思想过于保守、泯灭个性；忠君思想也导致后世民众过分盲目崇拜封建帝王；还有过于迷信、事事占卜等特点。笔者认为，判断一个人或一类人的进步与否，应该看其所作所为是否与其所生活的社会、时代相适应，与当时人民群众的愿望相适应。与殷朝的天命观相比，周礼提出了德、民、礼三个概念，并且将天命建构在“德”的基础上，在天命之外发现了人的价值，具有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此外，周公过于迷信、事事占卜是囿于客观历史条件所致，不应被后世所诟病。

研究周公，无疑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周公身上的人格魅力及优秀品质值得后人学习。其一要学习周公无私无畏的精神。周公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畏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王位。但是，周公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而是写了许多劝诫成王的文章，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一直有像周公这样敢于担当的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每个领导干部同样需要担当意识和责任精神，事不避难、忠诚履职、尽心尽力、敢于担当，这不仅是职责所在，更是立身之本。其二要学习周公自省修身的精神。周公在写给成王的《康诰》中，通过殷代明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汤之孙祖甲与昏君商纣王的对比，教育成王要庄严威惧、保惠小民，忌生来安逸、贪图享乐，如此才能享国长久。作为领导干部，位子坐得久了，总会出现麻痹之意；工作干得累了，总会出现疲惫之态；时间过得长了，总会出现麻痹之心。为官当自省，领导干部只有自省自律才能拒腐防变。筑牢思想道德的“堤防”，加固理想信念的“长堤”，强化党纪国法的“敬畏”,不安于现状、贪图享受，要居安思危、奋发有为，不忘初心，永葆赤子之心，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的位子，对得起人民的嘱托。其三要学习周公处世做人的态度。周公在面对误解和非议时，没有耍态度、发脾气，更没有畏难、逃避，而是冷静下来找出问题症结，对事不对人，主动讲清楚、说明白，及时消除误会。有非议的领导干部未必不是好干部，有非议的行为未必不是正确的。作为领导干部，一方面要沉得住气，增强自身心理承受能力，不要妄自揣测、疑神疑鬼，属于自己失误的，承认错误、及时整改；属于误解的，及时表态、消除误会。另一方面要当好忠诚老实、光明磊落的表率，在组织面前保持绝对的“透明”，表里如一，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做党和人民绝对信得过、靠得住的“老实人”。其四是要学习周公吸贤纳士的精神。在不正之风的影响下，一些人以亲疏为界举才，举荐“圈内人”；一些人模糊“德才标准”，依据个人意愿选才；一些人用才论资排辈，大搞平衡照顾；更有一些人打招呼、递条子。对待人才就要有灵活开放的态度，有“周公吐哺”的精神，敢于不拘一格用好人才，用好“五湖四海”之人，让真正有德有才的人有为有位。

新型官德是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长成，传统官德与新型官德具有内在的关联与历史的关联。“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周公的标准要求每一个官显然勉为其难，但是想做好官，首先得知道何为好官。谨以周公精神共勉！

（高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