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过去的30余年中，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其传导机制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下降产生了高储蓄率，而高储蓄率正是资本供给的重要条件。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阻止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从而保证了高资本投入可以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蔡昉和赵文，2012）。

文献中已经对人口红利进行了很好的解释（Bloom和Williamson, 1998;Williamson, 1998），人口红利并非人口总量问题或人口增长问题，而是一个人口结构问题。简单概括来说，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时，整个国家会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局面，此时就出现了人口红利。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人们很少能够预见到，人口年龄结构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

但是，人口结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以及人口扶养比停止下降，人口红利将会消失。然而，在争论刘易斯转折点的过程中，Garnaut（2010）指出，如果用刘易斯转折时期取代刘易斯转折点，就能够捕捉到中国区域之间的差异。如果接受这个建议，我们将首次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农民工工资开始上涨的2004年作为刘易斯转折时期的起始点，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出现峰值的2010年作为刘易斯转折时期的截止点（见图1）。由于中国目前已经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经济理论预示的结果成为现实。也就是说，劳动力短缺、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储蓄率下降将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中国近些年已经出现了上述现象，特别是2004年之后。

图1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时期

资料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2）。

潜在GDP增长率由供给因素决定，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在增长核算方程中，如果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例如，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保持不变，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将直接降低潜在增长率。此外，劳动力供给减少使得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并增加了扶养比，抚养比上升导致储蓄率下降，进而不能对资本快速积累提供保证。因此，当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不可逆转的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事实上，中国人口转变进程要快于一般人们的认识。特别是，中国特色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减少的速度更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2》在“六普”数据基础上预测了中国人口结构变动，报告显示，按照现有趋势，中国15～59岁的劳动人口从2011年已开始减少，与此同时，基于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计算出的人口扶养比在2011年同时开始增加。即使从现在开始执行“单独二胎”政策（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也无法改变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递减的趋势。考虑到人口因素已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包括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资本边际报酬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长远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一定会降低中国的潜在GDP增长率。

基于最新的人口数据，本文的模拟结果显示，中国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在1995～2009年为9.8%，到“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将下降为7.2%，到“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6.1%。因此，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课题。在给出具体政策建议之前，我们首先需要针对潜在经济增长率问题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政府不应该人为地将实际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因为潜在增长率是现有要素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水平。如果人为刺激经济增长，实际经济增长率远离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负面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例如，经常采用经济刺激计划将导致通货膨胀，对无效率的企业和落后产能进行过度的产业政策将导致产能过剩，对大量的工业和地区补贴将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并最终使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

第二，通过提高劳动供给、资本供给和提高生产率的方法，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但是这就需要在各领域进行深化改革，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和工业改革。换言之，经济改革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Kharas（2011）指出，对中国来说，改革的效果可能需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启动改革过程中不能浪费时间，同时中国政府也要做好接受低经济增长率的准备。然而，目前仍然存在着提高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一些改革机会。我们在下文中进一步讨论。

由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使得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下降，本文劝告政府不要采用人为的政策措施使实际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但是，我们给出了两种模拟方案，模拟结果显示，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显著地提高未来中国的潜在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