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机遇 迈向新的振兴
——谈人文学科的历史使命
中央关于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方案，是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又一个宏伟目标。从现实的和实践的意义来看，该总体方案为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确定了明确的目标：把握机遇，迈向世界一流。
这里，我想就人文学科如何把握机遇迈向世界一流，讲几点认识。
第一，人文因素与人文学科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在历史发展中，人文因素与人文学科的作用，常常表现为人们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复杂的历史形势的分析，对决策措施的抉择，对历史前途的判断，等等，是知识、谋略和智慧的综合反映。
从历史上看，周公以夏、商两朝灭亡的教训教育西周贵族，创造了西周的鼎盛局面；商鞅以进步的历史观说服秦孝公实行变法，使落后的秦国不断强大起来，实现了统一大业；陆贾“居马上不能治天下”的警世名言，使刘邦认识到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定新的政治决策的重要性；贾谊的《陈政事疏》（《治安策》），使汉文帝统治集团认识到居安思危才能长治久安；一部《贞观政要》，总结了唐太宗君臣为治国安邦竭尽心力智慧，造就了“贞观之治”的盛大政治局面；等等。从现实来看，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真可谓石破天惊的一篇大文章，它预示了中国历史前途的新面貌；20世纪70年代，一家报纸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中国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近几年来，习近平同志把古代优秀思想遗产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中提出的问题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行动指南；等等。
第二，人文因素与人文学科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提升大众文明素质方面。汉文帝时，由于皇室倡导俭朴并身体力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唐初，社会环境紊乱，唐太宗采纳魏徵实行教化的政策，数年之中，社会治理取得成效；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其中关于“五爱”的号召，一时间传遍祖国大地，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共同心声，比之于旧中国，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近年来提出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也会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等等。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撰写了一部《读通鉴论》，它是借评论《资治通鉴》所记史事，进而评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的人和事。他把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历史著作的认识结合起来，认为一部《资治通鉴》包含了极丰富的道理，概括来说，“国是在焉”，“民情在焉”，“君道在焉”，“臣谊在焉”，人的行为准则在焉，等等。今天，时代不同了，历史的内容也不同了，但王夫之对历史和历史著作在现实中的价值的体验、感悟和论述，在某方面还是古今相通的，是值得参考的。按照司马光的说法，一部《资治通鉴》只写了两件事：一是关于“国家盛衰”，二是关于“生民休戚”。时代有变迁，历史在发展，但这两件事也应是古今相通的。从司马光到王夫之，他们对史学的作用看得如此重要，从一个方面反映人文因素与人文学科的特殊重要性。是否可以认为，这也是“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原因之一。
第三，人文学科首先要进一步做好继承性和民族性的工作。今天，面对“双一流”的战略目标，各学科都应把握机遇，竞相争先，迈向世界一流。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已如上述，它同样要把握机遇，迈向新的振兴，发挥更大作用。为建设世界一流的人文学科，必须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方面下功夫，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充分显示继承性、民族性的特点。举例来说，中国拥有丰富的史学遗产，如何使外国同行能认识到这些遗产的价值，我们自身首先应对此有足够的重视和中肯的评论，使其价值逐渐为世界所了解。否则，我们就不能充分显示自身的民族性，总是“跟着走”，自然也谈不上世界一流。这是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这里，我结合自己的学科特点，就继承性和民族性讲一点看法。
许多年来，我们讨论唯物史观的内涵、本质及其对于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这是完全必要的，是史学工作者认识历史的基础。同时，我们也非常重视唯物史观在史学的各分支学科中的具体指导作用，并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至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如何建立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似还需做深入的思考和广泛的讨论，以求更大的发展。
2016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指出：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习近平主席进而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包含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
这个讲话，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这是一幅前瞻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宏伟蓝图；（2）这是多学科通力协作的系统工程；（3）这需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各个学科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描绘出在这幅宏伟蓝图中的位置。
这里，我想就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建设，谈谈如何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的特点。
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中国史学史的历史不足百年，但中国史学有近三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倡言以史书教育太子；春秋末年，孔子开私人撰史之先河；战国时，孟子论史书三要素——事、文、义，论孔子《春秋》的重大社会影响，论时代变迁与史书内容、形式的变化；西汉司马迁气势磅礴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旨趣；至晚在东汉初年班彪评论司马迁《史记》时，已具有明确的历史撰述史的理念；唐初史官撰写《隋书·经籍志》时，其史部依据史书的内容和形式总括为十三类，表明人们的历史视野在历史进程中空前拓展了；等等。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大事，其连贯性清晰可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
尤其重要的是盛唐时期的史学家刘知幾撰成《史通》一书（710年成书），对史官制度与修史之史、史学的社会功能、历史撰述的方法与要求、史学批评的原则与标准、史家修养与作史态度五个方面的问题，做了系统的、全面的论述，加上他的“史才三长”论，构建起那个时代的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其后，有北宋吴缜提出的作史三原则之论（事实、褒贬、文采）；南宋郑樵的“会通”与“断代”之论；元初马端临的著述各有体要之论；明代王世贞关于史学批评的辩证方法之论；清代史家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提出以“记注”与“撰述”划分史学两大“宗门”，“史法”与“史义”的不同含义，“心术”与“史德”的重要，“知人论世”的学术批评方法论，史书体裁之辩证的发展，以及“史部之通”的不同内涵及其成因等许多重要问题，使之成为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的一部极有分量的史学理论著作。
近代以来，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李守常（大钊）的《史学要论》、柳诒徵的《国史要义》等，也都是讨论史学理论的著作，为人们所熟知。
以上所摘要列举的，都是中国史学发展中有较大影响的史学理论问题与相关著作。这笔遗产表明，当代中国史学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有丰富的历史资源的。同时，这也表明，在学科体系的构建中，继承性与民族性是密切联系的，脱离了继承性，也就失去了民族性，更谈不上具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历史学话语体系。
从这里可以看出，研究理论的着力点是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这就是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发掘、梳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内涵和现代表述，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构建当今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
这种构建的过程，从宏观上看，要逐步形成符合历史特点和历史进程之清晰的脉络和整体性框架；从微观上看，要对一些史学术语、概念、范畴做细致的分析和谨慎的抉择。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基础上，或许可以摸索出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的学科体系建设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