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存伦理的经济学与社会学

以生存为目的的农民家庭经济活动的特点在于：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农民家庭不仅是个生产单位，而且是个消费单位。根据家庭规模，它一开始就或多或少地有某种不可缩减的生存消费的需要；为了作为一个单位存在下去，它就必须满足这一需要。以稳定可靠的方式满足最低限度的人的需要，是农民综合考虑种子、技术、耕作时间、轮作制等项选择的主要标准。濒临生存边缘的失败者的代价，使得安全、可靠性优先于长远的利润。

农民经济活动中的许多表面的异常现象源自这一事实：争取最低限度生存的斗争是在缺乏土地、资本和外部就业机会的背景下进行的。这种受限制的背景，常常促使农民不理睬那些书本上的标准的获利措施——正如A.V．查耶诺夫在对俄国小地主的经典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那些人口密集地区只能靠小块土地维持生存的农民家庭，为了增加一点点产量，（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其劳动强度和时间都令人难以想像——好像是在精明的资本家的压迫下干活。查耶诺夫把这种情况叫做“自我剥削”。当这种模式成为农民制度的特征时，如同东京和爪哇地区那样，它就表现了C．格尔茨所说的“农业的衰退”。附加劳动的边际利润低得可怜，但这对于缺乏资本和土地，又必须从自己的资源中挤出家庭食物的农民来说，却无关紧要。由于劳动是农民所拥有的惟一的相对充足的生产要素，为了满足生存需要，他可能不得不做那些利润极低的消耗劳动的事情。这可能意味着转换农作物或耕作技术（例如将撒播稻子变为插秧），或者在农闲季节从事小手艺、小买卖等活动，虽然所得甚少，实际上却是剩余劳动力的惟一出路。查耶诺夫指出，在家庭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农民家庭可用土地的减少，农民在一年中从事小手艺、小生意的时间则增加。在土地奇缺的诸如上缅甸、安南和东京等地区，小手艺和小生意有很强的传统作用，爪哇则形成了小规模的农民市场模式，这些是同查耶诺夫指出的关系相一致的。

保证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个此时此地不可避免的行动方针，有时迫使农民以自己的未来作抵押。庄稼歉收可能迫使他们出售一些或全部稀缺的土地或耕畜。如遇大面积歉收，他们就惊恐地以极低的价格抛售。其结果可能既悲惨又荒谬：“举例来说，众所周知，在1921年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饥荒中，肉比面包还要便宜。”

满足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极端重要性，常常迫使农民不但为了得到点什么而变卖东西，而且要付出比资本主义投资标准所要求的高得多的价钱买地、租地。只要增加的土地能为家庭食品柜添加些什么，那些土地贫瘠、家庭人口多、劳力又无出路的农民，就常常愿意用高价买地，或者用查耶诺夫的话来说，付出“饥饿地租”。实际上，土地越少的家庭，它为添置一块地愿意出的价钱就越高——这是一种会赶走资本主义农业的竞争过程，资本主义农业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竞争。

在50年前的查耶诺夫看来，农民经济的特色使得古典经济学关于合理行为的假说归于无效。然而，今天，此类农民经济可以较好地理解为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会作出预言的特例。例如，把劳力继续运用于酬报可怜的耕作或手工艺，是农民劳力的低机会成本（即没有什么外部就业的可能性）和濒临生存线者的高边际收益效用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运用自己的劳力，直到其边际成果极少，甚至为零时为止，这还是有意义的。于是，微观经济学理论论证了查耶诺夫所看到的“自我剥削”。“饥饿地租”现象可用同样方式作出解释。家庭越大（吃饭的嘴越多，干活的手越多），任何附加土地的边际产量就越高，因而家庭愿意付出的最高地租就越高。由于农民家庭的近乎零的机会成本及其挣得足够生活费的需要，它将为很低的不确定的工资而劳动。

因此，“自我剥削”和“饥饿地租”之类假定的反常情况，是微观经济学理论所阐明的特例。在这些情况下，土地奇缺和毫无就业出路，共同迫使农民作出了悲惨的选择，反过来又允许别人从自己的困境中谋取高额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