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注1

谢谢大家来听这个讲座。我讲的题目是：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实际上是回顾一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着重分析一下学术界对于这段历史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争论和分歧，以及怎样看待这些所谓“热点”问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它的重要性反映在胡锦涛同志十七大报告里面的这样两句话。一句话是：“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还有一句话是：“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胡锦涛同志这里讲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信念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一个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一个就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可见，这既是两个历史使命之一，又是必须始终坚持的三个信念之一。

但是我想，如果不把历史搞清楚，如果对这一段历史不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很难对历史使命有深刻认识，也不可能树立自觉的坚定信念，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讲历史。我主要讲四个问题。

一、众说纷纭的历史迷雾

第一，民族的沉沦。

我们这个民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著名的汉唐文明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到清代所谓的“康乾盛世”，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总之综合国力在全世界还是名列前茅的。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是“落日的辉煌”，夕阳无限好，只是已经接近黄昏了。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一方面中国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僵化的、没落的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扼杀了人们的创造精神，阻碍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封建政权没有力量去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另外一方面，英国、美国、法国等几个主要的西方国家先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挣脱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实行并且完成了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落在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鸦片战争之后，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加重、加深了中国的落后，使得中国一天天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民族的沉沦从此开始。

对于这样一个从先进转化成落后的过程，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里有这么一段描述。他说：“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的条款，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这一衰败的现实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发生着猛烈的冲突。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甚至就在不久以前，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还都比那伙蛮横的侵略者们富有和强大得多。事实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大滑坡只是近代的事。”“这些事实驳斥了西方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停滞和颓废的帝国，而更加生机勃勃和更富进取精神的欧洲人可以随时欺侮它。”(179、180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这本书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预言到本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的，所以它决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决不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不必因人废言，不管《大失败》作者写作出发点怎样，这一段描述还是很符合历史实际的。

随着中国的衰落，世界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看法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一书中做过这样的描述：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段时期，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繁荣富强、物产丰富、政治清明，拥有最古老、最优秀的文化，最优雅的艺术，最先进的技术的美好国家。但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一度被视为‘样板’的中华帝国产生了轻蔑和敌视的态度，以侮辱和谩骂取代了以前的尊敬和颂扬。贫穷而野蛮，落后而停滞，闭塞而傲慢，道德败坏，极度虚弱。再加上腐败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构成了新的、但显然是否定性的西方人的中国观。”(454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从鸦片战争开始，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日益沉沦的同时，中国人民就开展了顽强的、执著的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苦斗争。一直到党的十五大，我们庄严地宣布，“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基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民族沉沦到民族复兴，中国人民经历了从19世纪到21世纪整整200年的时间。在这200年的时间里，我们民族的经历大概可以概括成3句话12个字：一是多灾多难；二是不屈不挠；三是自立自强。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的是客观地、真实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认识我们的民族到底曾经经历了怎样的难以想象的灾难，经历了怎样艰苦卓绝的顽强斗争。

我认为研究这段历史主要是要抓住两个问题，一个是辛酸史，即我们民族经历了怎样的灾难；一个是斗争史，即我们民族经历了什么样的艰苦斗争，才取得了今天的辉煌。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这个领域里存在着许多的混乱。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不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这种意见分歧不仅反映在学术界，也反映到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各种日常生活里面。我想思想活跃是好事情，但是其中夹杂着许多错误的观点。这种错误的观点形成了一股思潮，这股思潮又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对青少年影响巨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所以我今天要对这一段历史里面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太重要了。

第二，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转变。

在介绍我们国家学术界的状况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俄罗斯的情况，这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一点借鉴，也加深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2007年6月，俄罗斯召开了一次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专门研讨教科书和学校的历史教育问题，普京参加了会议并且发表了讲话。普京严肃地批评了由于过去人文科学和历史教育领域的混乱，造成了社会的思想混乱得像“一锅粥”，教师的头脑里面也是“一锅粥”。他特别批评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媚外思想。他说，过去史学家过于强调苏联历史的污点，造成书刊和教材中有大量的糟粕和泡沫，现在必须剔除这些糟粕，去伪存真。虽然苏联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也曾经有过辉煌显著的成就，苏联历史绝不单单是“肃反”和劳改营。完全否定苏联的历史，说苏联历史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普京还说：“俄罗斯必须抵制国外教师爷的干涉”，“不容许他人以教师爷的身份指挥我们。俄罗斯应加强公民爱国主义教育”。为了扭转历史教育和思想领域的混乱局面，俄罗斯将从改革历史教学和重编历史教科书入手，从青少年抓起，带动全社会珍惜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和媚外思想，形成俄罗斯的民族思想。

我觉得俄罗斯正在讨论的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国内的历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里面有没有历史虚无主义，有没有媚外思想?有一些问题是不是本来已经很清楚了，现在也弄成“一锅粥”了?

普京为什么对历史问题(包括中学、大学的历史教学)如此敏感，如此重视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接受了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对于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原因，学术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很多分歧。但是有一点大家基本都承认，就是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切入点首先是从对历史的扭曲开始的。

龚自珍曾说过，“欲灭其国者，必先去其史”。要想颠覆这个国家，首先要重新改造它的历史。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时候，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都是首先篡改历史。一直到今天，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仍然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陈水扁搞“台独”，也首先篡改历史，所谓“去中国化”。大家都知道最近台湾发生的事情，连中正堂的匾也要取掉，蒋氏父子的墓也要迁。周恩来同志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现在围绕着历史问题上的斗争，唯物史观跟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尖锐的现实问题。

普京说俄罗斯有按照国外教师爷指挥的情况，中国有没有?我想，中国不但有，而且这个毛病还是很重。在介绍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之前，我再讲一点欧美汉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是怎样看待的，再来看看我们中国的学术界在思想上、学术上的分歧和矛盾。

美国杜克大学的德里克教授写过一篇名为《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的文章。他说，当今美国的汉学界，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欧洲的汉学界，在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经历了一个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变化的情形。他说，20世纪60、70年代，革命一直是美国汉学界，也是欧洲汉学界历史解释的范式。“不仅近代中国史是以革命史为中心来书写的，那些并不是直接研究革命问题的著作也是以革命成就为标准，据此来解释、评判其他历史问题的。”尽管当时意见并不一致，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对革命的正面评价：“革命给中国引进了一种新型的政治，使远比此前为多的人们得以参与政治，使无权言政的人们得以发言。它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

但是德里克教授说，这种看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改变了。“先前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的革命史，现在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写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德里克教授列举了一系列在美国“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有的宣称，革命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对压迫阶级的胜利，而是使中国社会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握权力；革命使潜存于中国文化里边的恶劣习性与态度泛滥成灾，中国革命不仅没有使中国现代化，反而强化了它前现代的状态。

总而言之，他们这些人“或者否定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或者在仍然肯定其中心地位的前提下，把它理解为至少是一场失败和一种中国的发展的障碍”。大家看看这些话，再回顾一下中国学术界这几年对于革命的批评，就会明白原来源头在这里。实际上，上面所说的“范式”变化的情形，几乎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亦步亦趋地得到充分的反映。

第三，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史学领域的表现。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了所谓“告别革命”论。他们说，“如果要对20世纪中国进行反省”，头一个应该进行的“根本性反省”就是革命革糟了。我们的民族患了一种“革命崇拜症”，而“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方式”有很多弊病，产生很多后遗症，“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如果“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所以，“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这种思想在高等学校的学生里面影响巨大。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渗透在对近现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如有的文章说，“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革命很坏，殖民主义很好，“如果没有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流氓价值观”；农民战争杀人如麻、流血成河，“造成对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没有一点积极作用；太平天国是“邪教”，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害国”，辛亥革命更不用说，完完全全是“搞糟了”。

另外一方面，对于在历史上起过消极作用的，甚至起过反动作用(当然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功过都有，不能简单化)的人物高唱赞歌，大肆吹捧。如说鸦片战争时的琦善是“头脑清醒的外交家”；李鸿章是“最伟大的悲剧英雄”；袁世凯是“缔造民国的共和元勋”，是一位前无古人的教育家；慈禧太后是一位文明、高雅的，喜欢法国文化、有政治头脑的“优秀的政治家”，是“真诚地主张进步与革新”的。甚至美化汉奸、歌颂汉奸在一些人那里也成了一种时尚。有人公开发表文章说，汪伪政权并不代表日本人的利益，而是代表沦陷区人民的利益。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情绪化的语言，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最近有一部电影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引起很大争论的《色·戒》。对于《色·戒》这部电影的评价，网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许多网友特别是青年观众，愤怒地批评这部影片是地地道道的“汉奸文艺”。我觉得张爱玲写这部作品不奇怪，李安拍这部作品也不奇怪。问题就是这部电影放映了以后，在中国内地，有一段时间内一片叫好声，这很值得我们深思。中国传媒大学有位叫刘建平的大学生，他针对《色·戒》说了这么一段话：“如果先辈们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历史被诬蔑而非价值化，如果我们赖以为人处世、立国的民族精神被蚕食，如果我们沉迷于插科打诨的小品式娱乐或者是在肉体横陈的艺术中醉生梦死，这样的全球化对中国来说，就不是文明和进步，而是新的蔑视和奴役。”像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些问题。

那么，在共和国史领域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最近召开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我给大家念两段年会上一些同志的发言。一位同志说：“不能不警惕，一些片面歪曲、全盘否定历史，进而否定共产党领导、质疑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也确实存在。”还有一位同志说：“由于国史学科的特殊性质，各种反对党的领导、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和思潮，也往往披上国史研究的学术外衣，用貌似客观而实则混淆时空、偷换概念、歪曲事实、以偏赅全等方法，来为他们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格制造舆论。人们只要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几乎没有一个重大事件不被他们攻击和篡改。”

如果把我刚才介绍的这些观点串起来，就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另外一个体系。现在有些人十分热衷的就是要颠覆过去的体系，建造另外一个体系。问题是这个体系到底符合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按照这些观点，中国近现代史就会呈现出另外一副面貌，就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者，甚至汉奸卖国贼都成了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和发展的动力。而革命者、改革者、爱国者，拿起武器斗争的农民们统统成了阻碍现代化、破坏社会生产的捣乱分子。广大人民群众是盲目跟随，被任意愚弄的群盲。

那么，历史的真实面目到底如何呢?

二、民族复兴之路的历史考察

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经历了200多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无数的志士仁人、广大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始终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如果把这200年的时间分成两段，那么可以说是前面100年，后面100年。鸦片战争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前100年，主要历史内容可以概括成六个字：沉沦、探索、奋斗。

沉沦，就是一步一步地从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灾难越来越深重，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探索，就是我们的先辈探索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我们的民族复兴。奋斗，就是围绕这个探索来实践，来进行斗争，争取中华民族的复兴。

这100年的基调是悲凉的。当时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主要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准备必要的条件。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这个后100年，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00年的时间，主要的历史内容也可以概括成为六个字，就是探索、奋斗、辉煌。首先是探索，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以后的路怎么走，社会主义怎么建设?探索里面有成就、有失败、有挫折，最后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按照十六大的提法，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才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100年，基本上都是为这个做准备。关于民族复兴的内容，十五大报告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概括。它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个任务，前100年主要完成前一个任务，就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100年主要是完成后一个任务，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

民族复兴主要就是做这两件事，主要经过这两个阶段。有利于这两件事的就是对的，就是进步的，就是值得肯定的；不利于这两件事的就是错的，就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就是应该批评的。这个标准很清楚。那么，怎样正确弄清楚这段历史?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清楚。

第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到底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是以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为标志的。那么，如何看待殖民主义的侵略呢?近年来，在应该怎样看待殖民主义侵略的问题上，存在着很明显的分歧。现在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就是殖民主义的侵略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没有西方文明中国就不能进步。有的人发表文章批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代史研究有很大的错误、很大的问题。他们说近代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口诛笔伐的一种感情宣泄上，大大淡化了研究的理性色彩，只是批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研究。

有的人主张要重新评价近代西方殖民征服，认为过去说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这种观点，使得“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不公正了。他说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冲击了中国封建的“超稳定系统”，不但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扩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进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现实良机”。如果没有殖民主义推动，东方民族永远不能向现代化前进。所以有一篇文章总结性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所谓近代文明，就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按照这些观点，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殖民化在世界范围里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

事实果真如此么?

殖民主义是什么?殖民主义是有明确的科学概念的，它的内容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军事征服、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占领、奴役、剥削弱小国家、民族和落后地区，将其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侵略政策和制度体系。

殖民主义势力统治或者控制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后，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承认不可避免地会向这些地区传播某些资本主义的文明。比如说把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管理制度、科学技术引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毫无疑问，这一点在客观上对这些地区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过去我们对于这一点没有给予必要的承认、给予必要的分析，应该纠正。正如马克思所说，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回避，也不应该回避。

我们在揭露和批判殖民主义罪恶的时候，应该实事求是地肯定它同时带来的某些客观进步的历史作用。但是不能把这些作用无限夸大，说成是主要的东西。如果那样的话，就把主次颠倒了，把本质、非本质的东西颠倒了。因为殖民主义侵略、统治这些地区和国家，主要是为了从这些地区攫取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绝不允许这些地区和国家走向现代化，也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话它就无利可图了。它只允许这些地区成为它的经济附庸，而决不容许成为它的竞争对手。

我跟学生讨论的时候，有些学生经常拿香港作为一个例子来反驳，说香港当了这么长时间的殖民地，不是发展得很快吗?这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所以有的人就说了，中国都应该像香港那样成为殖民地，“中国要康乐富强，先得被殖民一百五十年不为过”。我认为这个比喻是没有道理的。

香港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它有一系列的主客观条件。是不是只要当了殖民地的国家都能够发展成香港那样子?很显然不是。只要我们稍微把眼光放大一点，看看全世界的情况就会明白。比如印度，当了多少年的殖民地，但是从来没有发展成像香港那样。甚至一直到今天为止，殖民主义的影响在印度还是很严重的。今天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历史上都是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现在还有很多人口处于饥饿状态之下，还有很多十分贫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地方，主要也都是过去的殖民地。殖民统治确实带来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但是如果不看到它带给殖民地国家的剥削、统治、压榨，就完全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二，怎样看待弱国反抗强国军事侵略的民族战争?

毛泽东曾说：“近代以来，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曾经欺凌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直到抗日战争以前，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其根本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在一些人中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民族战争都是在敌强我弱的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在中国远远落后于列强总体态势下面，像林则徐这样的抵抗派是“不识时务”，“昧于大势”，“狂妄自大”，“虚骄误国”，正是林则徐这些人的强硬态度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他们应该为战争的失败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负责，所以他们是“千古罪人”。而琦善以及后来的李鸿章等主张妥协求和的人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他们能够了解中国和世界的情势，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国家的利益，所以他们是杰出的、头脑清醒的外交家。

他们这样评价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落后一定要挨打，那么反抗也是没有用的。反抗以后仍然失败，失败了以后只能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那就不如不反抗。这个话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中国是落后的，落后了也确实经常打败仗，那还要不要反抗呢?是不是所有的反抗都是错的呢?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来对这个问题做个回答。

1.“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在屡遭外来侵略的悲惨经历中得出的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完全正确。但是上面所说的观点，把落后就要挨打作了一个不恰当的引申，变成了落后只能挨打，两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个积极的命题，它唤醒我们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我们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够在世界上自立，要通过艰苦的努力，尽快摆脱落后的状况，使自己强盛起来，赶上先进，这样才能以平等的姿态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这样才能够改变任人宰割、听人摆布、受尽屈辱的悲惨命运。落后只能挨打，这是一个消极的命题。它宣扬奴隶主义、顺民哲学，涣散人们的斗争意志，鼓吹在强敌当前、横逆袭来的时候，只能够俯首帖耳、逆来顺受，听凭侵略者作威作福，予取予求。

2．这种观点的假设前提是落后的、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在反侵略战斗中就一定要失败。问题是这个前提成立不成立?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必定要失败，反抗就是徒劳无益的，就不如不反抗。但是这个假设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不论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是国内战争，弱小的一方战胜表面上力量强大一方的事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国，那时美国的力量很弱小。如果按照落后不能反抗的观点，那么美国就不能打败英国。而落后的小国海地也赶走了法国殖民者赢得了独立，取得了反殖民主义的胜利。

从我们国家的历史看，如果因为力量对比的悬殊就放弃了斗争，那就没有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胜利了。胡锦涛同志在讲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特别强调：“中国人民能够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侵略者决不是偶然的。”(《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5-09-0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济实力落后，武器装备、军事装备远比日本要落后，但是中国胜利了，原因就是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非常重要，但是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政治动员、战争谋略等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作为一种历史的评判，当侵略者把战争强加在被压迫民族头上的时候，去一味地责备为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而拼死抗争的人，这没有一点起码的公平。

3．既然反抗是徒劳的、错误的，那么当侵略者以军舰、大炮兵临城下的时候，弱小民族应该怎么自处呢?

他们开了两张药方。第一张药方是，先不要抵抗，等到整顿军备、充实武力之后再战。我认为这个药方不过是一张废纸，完全是一句空话。因为战争什么时候发动，不是由你决定的。战争什么时候打，找什么借口来打，从来都是由侵略者决定的。侵略者会等到你整顿军备、充实武力之后再来发动战争么?不存在这种可能，所以这样的研究毫无价值。

第二张药方是，应该放弃抵抗，通过让步来换取跟侵略者缔结一个“相对有利的和约”。实际上在近代历史上，像李鸿章等人一直是用这个办法。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都曾经尽心竭力地，幻想通过各种让步来求得各国的调停，来避免战争。但结果还是避免不了，战火还是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因为侵略者欲壑难填，绝不是一点小的让步就可以满足的。相反你一让步，他必然愈加得寸进尺。所以林华国教授在一篇文章里讲的一个观点，我以为很有道理，他说：“中外战争史里边，被侵略者以顽强抵抗，迫使侵略者降低侵略要求的事例并不少见，以放弃抵抗赢得侵略者让步的事例则闻所未闻。”

4．既然反侵略的民族战争都失败了，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种令人痛心的事实呢?

能不能根据反侵略战争不断失败的事实，得出根本就不应该进行反侵略战争这样的结论呢?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是非，显然是一种过于肤浅，也过于陈旧的历史观点。

事实上，近代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失败的。不能说失败了就不起作用，失败了就是错误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80年来，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均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胜利，但是它最后没有改变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人民受压迫的地位，所以也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些运动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都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些历史事件都是中国人民走向新的、更高形式的斗争的一个必经的阶段，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奠基石。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也是一样。甲午战争失败了，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空前的耻辱。但是正是这种情况，中华民族掀起了新的觉醒浪潮，爱国主义得到了新的昂扬，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所以恩格斯曾经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不仅甲午战争是这样，义和团运动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人把义和团运动说成是一个落后的、反动的运动。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反对西方文明，既然西方文明比中国的封建文化先进，那么，反对西方文明就是错的。把中外文化冲突这样一个矛盾，不恰当地变成了当时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当时学习西方，接受西方的资产阶级文明，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要前进，不可避免地要学习西方，但是这个问题不能决定一切。当时决定一切的是要争取民族独立。义和团运动在八国联军和清朝政府的血腥镇压下也失败了。说老实话，以原始的思想和原始的武器去反抗侵略，是不可能胜利的，所以当时无数的老百姓悲惨地倒在血泊中。帝国主义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但是，是不是说义和团的斗争就毫无意义呢?义和团运动确确实实是起了一个阻止外国瓜分中国的作用。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曾说：“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义和团》，第3册，86、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赫德比瓦德西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一些。赫德说，“这是一个纯粹爱国主义的启发自愿的运动”，“这个运动已经掌握了群众的想象力，它将会像野火一样烧遍全国”，“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146、1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他的眼光是很敏锐的，他作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正确的预言，就是2000年的中国确实跟1900年的中国是完全不一样了。

第三，怎么看待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

1.革命同现代化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

我不赞同用“现代化史观”来替代“革命史观”的这个提法。并不是不可以或不应该从现代化的角度去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但是所谓用“现代化史观”替代“革命史观”则是错误的。实际上，所谓“革命史观”也是造出来的，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历史观叫做革命史观，我们只信奉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去研究革命，也用唯物史观去研究现代化。“革命史观”有人有意把它夸大了。过去我们过于强调政治，相对忽视了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等。这种简单化的思想方法应该改变。如果用唯物史观去研究革命，也用唯物史观去研究现代化，就会发现这两者是统一的。革命是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是近代史的最强音，而现代化实际上是中国人民200年的不懈追求，所以这两者是统一的。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汉学家们的主流意识是以肯定的态度看待中国革命的，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否定了。但是比较权威的学者，如费正清，他写了一本书叫《观察中国》。他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正是这种耻辱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且激发了20世纪的中国革命。他说，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美国人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要懂得中国的历史。

所以，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用一个否定另一个，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其实革命是为现代化创造条件、开辟道路的。要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不革命行吗?帝国主义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吗?要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不革命行吗?就要进行革命。但这个革命是为中国的富强、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必要的前提的。从另一方面说，现代化也为革命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说实话，没有一定的现代化的发展，革命也不能发生。辛亥革命主要是一些留学生发动的，如果没有最初现代化的前进，哪里来的留学生？可以说，革命的思想观念、队伍组成、物质基础、社会条件，都是由中国现代化的初步发展创造的条件。而反过来，正是革命，又为现代化的大步前进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人民民主，也不能实现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现代意义的革命也无从发生，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所以，二者之间不是矛盾的关系，不是一个否定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革命与现代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息息相关又不能分离，各有自己的特定内容，不能相互替代。二者有先后、主次之分。在当时的环境下，首先要革命才能够谈得上现代化。在人民没有任何权力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孙中山从懂事时候起就革命，一直到逝世都在革命。孙中山不喜欢现代化么?孙中山非常热切地希望中国现代化。他自己交出了临时大总统的权力以后，提出了一个要求，作铁路督办。他计划用十年时间修20万公里铁路。不是常说“若要富，先修路”吗?要走向现代化，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但是孙中山的铁路能够修得下去吗?袁世凯称皇帝以后，孙中山怎么办?难道你称你的皇帝，我搞我的现代化?那前面革命的流血牺牲全都白费了。他就起来反对帝制，袁世凯就通缉他，孙中山只能流亡，20万公里铁路也就成为泡影。因为他没有政治条件、政治权力、政治环境，现代化也就必然搞不下去了。

2．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不管赞成也好，反对也罢，革命确确实实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这个事实并不因人们的喜欢或者厌恶而有所改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建设才代替了革命，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革命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客观的历史运动，它不是少数人人为鼓吹、制造的结果，也不是一时感情冲动的产物，这是一种适应社会需要的理性选择。革命不是少数人一呼，大家就跟着革命了，就“崇拜革命”了。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段话：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荡，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所以人们就不得不起来革命。

现在很多人都抽象地讨论历史问题。我经常碰到参加会议的人讨论和平好还是战争好，革命好还是改良好。抽象地提出问题，这本身就很荒唐。谁不喜欢和平?这个问题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如果有人将战争强加到你头上时，你怎么办?所以不能抽象提出问题。在正常情况下，不使用暴力而取得社会进步当然好，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不革命就不能前进的时候，就必须要革命。到这个时候，革命就成为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并不是无条件的，并不是任何时候革命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只有必须要通过武装力量解决问题的时候才是。不这样社会就不会前进。

事实上，我们国家所有的革命家，几乎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毛泽东自己都讲过。孙中山曾说过：我本想和平改革，而且我也曾经向李鸿章上书，希望他支持我，但是李鸿章不理我，最后不得不推翻政权，不得不“易之以强迫”。毛泽东也曾经讲过：我先是教小学后来是教中学，从来没有想起过拿起枪杆子来。后来看，不推翻这个反动政权社会就不能前进了，所以我就拿起枪杆子来参加战斗了。很多人在作为一个革命者之前，都是改良主义者，后来都参加革命了。并不是他们生性喜欢犯上作乱，喜欢闹事，无事生非。在那种社会条件下，不打倒当时的政权，社会就无法前进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拿起枪杆子来。

3．没有革命就没有工业化

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工业化，这是没错的。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经过革命，能够实现工业化么?毛泽东早就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辛亥革命90周年的时候，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有一位台湾的学者，针对大陆的一些人否定革命的思潮曾说，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不对的。他说，过去你们搞革命的时候，就称赞革命；现在你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了，你们就觉得革命都是错的，就否定革命，哪能够数典忘祖？研究历史能够这样吗?过去的革命是起了它的历史作用的，不能说因为今天革命胜利了，搞现代化建设了，所以革命就错了，革命就应该批评了，那我们今天的根就没有了。台湾的学者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来，实在值得我们大陆的史学家深思。

总之，只有正确理解了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才能对近代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有深切的认识，也才能够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有准确的把握。

三、民族精神是推进民族复兴的巨大精神动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怎样看待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我们民族是否能够自尊自强、有没有民族脊梁、是否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

有一段时期，一些人在学术界散布了很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特别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曾经泛滥过一阵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潮。这股思潮极力地诋毁和丑化我们的民族，全盘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当时的报纸上充斥着形容和描写我们民族“丑陋”、“愚昧”的文章。有的说，中国是一个没有个性的国家，积淀在我们民族血管里的只是“奴性”；缺乏创造力，安于现状，畏怯斗争，逃避现实，“成为整个民族的人格”；也有的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堆糟粕、一堆垃圾，这种“千年不死的劣根”早就应该“后继无人”了，应该“整体地打破和全面否定”；有的人直截了当地公开表示对爱国主义的轻蔑，宣称“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肖子孙，而且以此为荣”。这一套胡说是对历史真实的严重背离。

在现实生活里，历史虚无主义只能起到涣散斗志、搅乱人心、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动摇打击民族自信心的消极作用。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会存在一些消极的、错误的思想或者陋习。其中最坏的一种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就是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自己糟践自己，因为这是最没有出息的，最没有骨气的，也是最没有希望的一种思想观念，一种精神状态。一个民族如果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对自己这么看的，那就糟糕了。

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泽民文选》，第2卷，2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对于综合国力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一个过程。我国跟其他国家的竞争主要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十六大报告中说，“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所以我们要提高忧患意识。如果我们综合国力不进步，我们就要被人家甩在后边，我们就要退步，就会丧失自己的国际地位。

综合国力是什么呢?过去我们想得比较简单，认为就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后来把科技也算作综合国力的一个部分。到了1998年抗洪救灾以后，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要把民族精神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综合国力里不仅有物质力量，还有精神力量。到了十六大，又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文化也说成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里边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这个认识是一步一步往前进步，从单纯的物质力量扩展到精神领域里边，把精神力量也视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外国人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看法，往往要比我们自己高很多。比如尼克松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前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将来发展起来是不可限量的。前两年我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美国某大学的一位美籍华人终身教授，他说来中国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对中国的评价，外国人最高，美籍华人次之，中国人自己最低，他让我解释一下原因。我说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外国人是远远地看中国，他看不到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间经过了多少困难，付出多大的牺牲，存在着多少矛盾，现在还存在着多少消极现象。他们更多的只是看到了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所以他们的评价很高；美籍华人跟国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我们民族复兴过程中间的困难以及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一些了解，所以他们的评价稍微低一点；在国内，我们身处庐山之中，我们不仅是看到我们自身的进步，切身感受到我们的变化，同时也感受到为了取得这些变化，我们付出了何等代价，经历了多少困难，以及仍然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自己的评价相对来讲不是那么高。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自己要有自信，对于自己要有一种自尊心、自信心，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带了一份材料，给各位简单地念几段。现在一些国家的历史教科书里边，如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教科书中对于中国的评价，我觉得有不少是积极的、给予应有的肯定的。比如俄罗斯大学前教育10年级和11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世界文明史》里边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她历经数千年仍然完好地保持了文化传播的延续性，这真是个奇迹”。它还说，“欧洲和中东国家的古代文明都曾因为宗教、社会或政治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而发生大的断裂，但中华文明是一个例外”。“古代中国在最为艰难的历史时期，总是在本民族理想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出路，她从不盲目地吸收外来经验”，“因此得以孕育出其一脉相承的独特的文化”。“中国人追求自我完善，很有责任感，所以中华文明的道德观念非常发达。”德国高中历史教科书《德国通史》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早在公元13世纪，中国就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文化和贸易中心”，“以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及火药发明为首的众多发明对世界历史和科技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德国小学5年级的一个历史课本里边讲，中国的纸的发明比火药的发明“更加具有造福人类的意义”。美国、印度、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也不乏类似的论述。把这些论述同我前面引用过的我们有些同胞所宣扬的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相对照，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也使人感慨良多。

我们弘扬民族精神，既不是赞成复古主义，也不是赞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一定要跟这两者划清界限。刚才讲的历史虚无主义，我就很不赞成，这样来理解我们民族就没有前途了，但是同样也不主张复古主义。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有一些复古主义思潮的表现，好像中国的传统文化好得不得了，一点缺点都没有。几千年间的东西离我们今天毕竟有很大的距离。大家可以看看十七大报告里边有一段话谈到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非常好。十七大报告中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我以为这就是我们对待中华文明的正确方针和态度。

复古主义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不加分析，统统对之顶礼膜拜，有的甚至把糟粕当精华，结果恰恰是损害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狭隘民族主义闭目塞听，与世隔绝，夜郎自大，故步自封，本身就是同我们的民族精神相悖，当然也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的潮流。我们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要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旷野沃土，又要以宽阔胸怀去吸取世界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这才是一个有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民族应有的健康心态。

四、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三个历史性选择

回顾和总结150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有三条最根本性质的经验，也可以说是三个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性选择，那就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民族复兴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导。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第一，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伟大的团结。如果没有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的共同参与和团结一致的顽强拼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是无法想象的。

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团结，需要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一个无数关心国家命运的先辈们梦寐以求并为之英勇献身的宏伟大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是全部社会生活给予我们的带有宏观必然性的珍贵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制定了符合客观实际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带领广大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到斗争第一线，为民族复兴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它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的先进分子，组织得那么严密和广泛，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那么多牺牲，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前进中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形成并坚持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核心，这正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第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征途上的一个伟大的飞跃。

但是，并不是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就万事大吉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还必须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真理同中国国情、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最早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个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后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二者同邓小平理论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要抛弃或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好地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老祖宗不能丢”，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被实践证明了是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义那些基本原理，是不能丢的，丢了就丧失根本。正像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但决不是说可以或者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用“本本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字句和个别结论看做现成的灵丹圣药，以为得了它就可以包医百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也一直是我们党思想理论战线上最重要的内容。正确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的关系，辩证统一地看待“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是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立足点。

第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具有本质的内在联系。我们就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由中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各种各样复兴民族的方案，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除少数例外，他们的学习对象，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他们所追求的，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他们所设计的道路，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归根结底，跳不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圈子。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在当时也是顺乎时代发展潮流的。因为，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世界上还处于最先进的地位。发展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社会在前进道路上首先要跨出的步伐。

但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愿望，却不断在现实生活中碰壁。这是由国际国内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从近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阻止和破坏中国社会的前进，是已经由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历史本质真实。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和强化半殖民地的统治，就必须勾结和支持中国的封建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竭力保持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更加困难重重。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及社会条件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就不能不是异常软弱的，他们没有力量承担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民族复兴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06页)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社会主义的制度和道路，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但我在这里，也想强调一点，就是人民和历史选择了我们，如果我们不争气，如果我们自己搞不好，人民和历史也会做别的选择，要有这个观念。这个话不太好听，但确实如此。如果我们共产党忘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不再为大多数人去谋利益了，我们不再为中国的伟大复兴去奋斗了，不再为我们伟大的事业牺牲自己了，我们没有能力克服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了，有一天人民会不选择你，历史会不选择你。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有这样的忧患意识，这是从反面说。从正面说，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到了这个世纪的中期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就可以完成先辈们所追求的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