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百货公司的争鸣(4)

不久之后，澳洲华侨李敏周归国，来上海寻求机会。李敏周娶了黄焕南的外甥女，于是便找到黄焕南，请他在先施公司安排一份工作，黄焕南劝他道：“不如开一间罢”。【引自李敏周之子李承基所写回忆文章《先父李公敏周与上海新新公司──一个澳洲华侨的奋斗史》，原文刊载于《中山人在澳洲》一书第45页，《中山文史（第24辑），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1992年2月出版】黄焕南把李敏周介绍给刘锡基。年龄相仿的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颇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决定联手创业。他们从《大学》一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名句中得到启发，取“新新”二字为公司名称。

刘锡基在上海、香港两地招股，从在沪粤商领袖陈炳谦、陈雪佳等人以及广东银行创始人李煜堂、东亚银行股东李星衢那里募集到100余万港元，但至少还需要200万【陈雪佳为太古洋行买办，其子陈康齐曾担任宋子文机要秘书。李煜堂为旧金山华侨，1912年在香港德辅道中创办广东银行，曾担任民国政府财政部长、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李敏周随即动身前往悉尼，以“推销中华国货”为宗旨向澳洲华侨招股，成功招股150余万，并自掏腰包，一共筹集180万港元，后来又从上海民间散户募股，终于凑齐300万启动资金【《史林》增刊2009年5月刊p32-p41，《上海百货业史口述访谈录》一文，李承基口述，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教授李培德采访】。

新新公司地址就选在广西路与南京路交叉口西北角，面向南京路，与先施大楼仅一街之遥。这块地当时同样也归哈同所有，新新公司以每年8万两白银的价格租下，租期三十年。

新新公司计划修建7层高钢筋混凝土大厦，分前后两栋建筑，从2层往上中空，两翼相连成为一个整体。前座一至三楼为商场，四楼为办公区，五楼货仓，六楼、七楼建造游乐场或饭店、餐厅；后座一层与前座相连为商场大厅，二层酒楼，三至五层为旅店，其余楼层设置茶楼、剧场。整栋建筑用了2年时间建造，1925年底竣工，1926年1月正式开门营业。

新新大厦设计前卫、结构新颖，内部也大胆采用最新技术与产品，它是上海第一家装置冷气空调的百货大楼，七楼西餐厅聘请法国大厨主厨，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位于6楼的广播间，用玻璃墙隔成，顾客对墙内的广播场景一目了然，吸引大批市民前来参观，时称“玻璃的广播电台”。【 引自《史林》杂志2006年第2期第99页，《战时上海的百货公司与商业文化》一文，作者菊池敏夫。上海最早的中国播送局不定期地广播新闻、音乐、戏曲及广告。呼号是XGX，或XHHI】

刘锡基、黄焕南都是先施功臣，熟知先施、永安的优势与不足，他们采取差异化竞争的策略，避开先施、永安领先的洋货业务，主营国货精品，打出“提倡国货”口号，在“玻璃电台”就此大做广告，并采取有奖促销等多种营销手段，赢得大批顾客的惠顾。后来，在历次“国货运动”中，新新因提倡国货而获得迅猛发展，最终与先施、永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正当新新高速扩张之际，厄运不期而至。

先是上海爆发工人大罢工，新新被迫中断经营，继而总经理刘锡基积劳成疾，不治身亡，李敏周接任总经理。李敏周起先在新新势单力薄，因为解决了一次罢工危机，这才当上总经理，此后不断吸纳散股，逐渐成为大股东，与此同时，李敏周在香港开设分公司，将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不料1935年，就在新新公司即将迎来开业10周年时，一名当值喝酒被辞退的公司警卫闯入李敏周办公室，开枪击中其心房。李敏周在送往医院途中不幸身亡。

新新公司规定，员工犯大过三次，一律开除。该名警卫已被记大过两次，值班时再次酩酊大醉，被人事主管发现后当即革职。人事主管不堪其扰，推说“老板关照”，于是迁罪于李敏周将其杀害。

但李敏周至死不明白警卫为何向他开枪。据说，他在救护车上曾醒来一次，留下最后一句遗言：“我一生从未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何以竟遭人杀害，大概是命中注定如此！”【引自李敏周之子李承基所写回忆文章《先父李公敏周与上海新新公司──一个澳洲华侨的奋斗史》，原文刊载于《中山人在澳洲》一书第50页，《中山文史（第24辑），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1992年2月出版】

新新还沉浸在李敏周去世的悲痛中时，竞争者已经到来了。1936年1月10日，大新大厦在南京路西藏路口落成开业，楼高10层，营业面积1.7万平方米，位居上海百货业之首。

当时，上海百货业主要有5家公司，全部集中在南京路，除先施、永安、新新外，还有澳洲华侨创办的从香港发源的丽华百货，以及上海商人投资创建的专门销售国货的中国国货百货公司。丽华百货是由先施伙计创办，规模较小，始终处于退让状态。国货公司亦无力与香港帮正面竞争。

大新的加入无疑会加剧竞争，也因此，大新尚未登场，就让各家百货公司捏了一把汗。

大新开业前夕，先施、永安、新新联手通知国货厂商，以停止采购为威胁，禁止它们向大新供货。大新开业后，三家公司联合举行“春季大减价”，企图给大新一个下马威。

面对三大百货联手绞杀，大新多方组织货源，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避开锋芒，并且别出心裁地向生产商订购特制“大新牌”香皂、衬衫、雪茄等商品，在地下一层开辟面向普通大众的廉价商场，一时间上海市民蜂拥而至，由于人数众多，只能凭票入场，赚足了人气与名气。

大新创下上海百货公司多项第一：面积第一、楼高第一、最先全天开放冷暖空调，最早采用自动扶梯，当时上海男女老幼皆以乘大新自动扶梯为摩登时尚。此外，大新大厦六层以上全部为娱乐场所，茶馆、影院、剧场应有尽有，所谓“天台十六景”，吸引大量客流。

不仅如此，大新公司吸取前人经验教训，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服务，譬如在大厦专设吸烟室、休息室、公共电话间等空间方便有需要的顾客，还推出代客试穿、代客雇车、代客送货、代客设计、代客安装、代客送礼、送货上门、与约订货等一系列服务，深受市场欢迎。

大新虽突破同行围剿，终因资本有限，一直居于四大公司之末。一年后，战后爆发了。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略上海，出动军舰、飞机轰炸闹市，先施大楼东南侧被炮弹击中而炸毁，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碎了对面永安大厦的玻璃，15名永安店员当场死亡。在这场轰炸中，两家公司遭受76.4万元（法币）巨额损失，此后数月，营业额骤降一半。【 引自上海百货公司、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撰《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一书，第105～10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9月版】

战争阴霾中，先施在内地各项业务惨淡经营，国民商业储蓄银行因挤兑破产结业，受此影响，先施公司1937年仅盈利5.1万法币，而仅在上海一地开业的新新公司情况更为糟糕，出现4.6万元亏损，大新公司盈利7万余元，永安则以82万盈利独占鳌头，此后永安一家独大多年。【引自《史林》杂志2006年第2期第99页，《战时上海的百货公司与商业文化》一文，作者菊池敏夫】

上海“孤岛”时期，大量难民涌入，形成战争时期紧张的供需关系，百货零售业由此走向畸形繁荣，四大百货公司反而兴盛一时。不过，相比上海，香港无疑是一个更加安全的场所。难民纷纷涌入之时，不可数计的资金从大陆滚滚流入香港，寻找可靠的投资机会。

1938年冬，杜月笙牵头组建的中国国货百货公司大举进军香港。开业前，杜月笙大宴香港商人，积极提倡国货。事后，马家与郭家坐到一起，商量是否改卖国货？结果一致认为商人不问政治，坚持洋货路线。这个决定为先施、永安招致无穷非议，倡导国货的大新、新新则借机壮大。

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商界兴起迁资热潮。先施与永安都想等对方先做决定，最后马家沉不住气，派人与郭家讨论出路：“你们不走，我们也不走”。郭家说，“如果先施迁资澳洲，永安马上迁资澳洲”。两家代表将意见写于手掌，同时翻开，均写有“不走”两字。【见于祝春亭所著《香港商战风云录(上)》，第十四章：先施永安窝里斗难分难解。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P99-P101】

留下来，先施、永安见证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商海兴衰，也见证了国运起伏和政治的波谲云诡。

四大百货均为香山籍澳洲华侨创办，除新新是在上海向南京国民政府登记注册外，先施、永安、大新均在香港向港英政府登记注册，名义上属于英资。中日战争爆发不久，永安接到英国政府通知“取消保护”，郭氏转而寻求美国保护，并派人前往美国登记，不料珍珠港事件引爆太平洋战争，日美成为敌对国，永安大楼所挂星条旗成为灾祸之源，永安被日军强行接管，郭氏四处打点，向汪精卫政府实业部登记注册，这才恢复永安管理权，但损失财产已不可追。而此时，先施和大新早已经被日本人作为“敌产”接管，营业几乎陷入瘫痪。

再说新新公司，李敏周去世后，他的侄子李泽继任总经理，孤岛时期，李泽投靠汪精卫政府保护伞之下，并担任商海百货业公会理事长、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理事、十六种商品评价委员会专门委员、上海老闸区第一联保总联保长等多种职务，甚至聘请日本军人到新新公司担任经济顾问。【引自《历史研究》杂志2008年第2期132-145页《战后“经济汉奸”审判：以上海新新公司李泽案为例》，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王春英】李泽这些做法不仅保全新新公司免遭日军侵扰，更令其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发展机会。仅从日本采购、运输货物一项，新新就比其他百货公司占有绝对优势。

然而，李泽的权宜之计却成为战后清算的把柄。1945年日本投降不久，一名与李泽结怨的新新员工四处宣扬李泽的种种罪行，在这名员工口中，李泽不仅成了一名担任汪伪政府公职、巴结讨好日本人的卖国贼，还与日本商人勾结，以日货冒充欧美商品牟利，偷税漏税中饱私囊。

战后锄奸的大环境下，潜藏在新新公司的地下党员动员全体职工检举告发李泽，甚至上书上海市政府，要求严查此案。在此压力下，上海市长钱大钧下令，警察局、社会局对此展开调查，李泽虽聘请沪上有名的大律师章士钊、陈霆锐出面斡旋，终未能逃过此劫。

经法庭审理裁定，李泽因“通谋敌国”十大罪状，被处以三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权力三年，没收全部财产。李泽案吓坏了那些曾担任汪伪政府职务的沪上名流，终审之前，以杜月笙为首的近百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网开一面。然而，此案已板上钉钉，不可翻案了。

令人唏嘘的是，永安总经理郭老六郭顺也曾担任多个伪职，锄奸运动开始时，郭顺提早远赴美国，后避居香港终老。李泽只因晚走几日，锒铛入狱三年，出狱后移居澳洲，最终客死他乡。

李泽下台后，新新公司先是被李泽副手、与共产党员过从甚密的萧宗俊趁乱夺权【据《益友社十二年》第1辑（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1988年，第15页）以及上海档案馆编选：《有关复社的两件史料》（《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第69—71页）披露：抗战时期萧宗俊加入诸如益友社、复社等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又交由李敏周之子李承基掌握。1948年蒋经国来上海“打虎”，李承基保存的黄金、几百万美金被强行没收，李家族人心灰意冷，纷纷迁往香港。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李承基舍弃祖业远避香港，当时仅带走一些现金，家产留在大陆，“希望有一天返回上海，但出走后却不能回去”【《史林》增刊2009年5月刊p32-p41，《上海百货业史口述访谈录》，李承基口述，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教授李培德采访】，最终，新新公司在公私合营中被收归国有，李家房产地契也化为公产。

大新、永安、先施上海分公司亦未能逃脱公私合营命运。先施百货被上海时装公司取代，大新改组为第一百货商店，永安从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到华联商厦，几经更迭，后复为原名。但此永安已非彼永安。而在香港，先施、永安生意一度凋零，永安银行也因郭家挪用资金爆出财务漏洞而被他人收购，幸而保留了百货业的根基和血脉，马家与郭家的后人享此祖荫至今。近一个世纪前名满天下的百货四子，如今只剩“不问国事”的先施和永安了。【先施在香港现有四家门店、永安有五家分店，两家虽已不再屹立百货业潮头，但品牌不老，实力犹在。】